大星有個同學是戴帽子的，最近說和他聚聚一直說忙，忙什么大家也都能猜到，我問他今天干什么，他說：

學校周邊。

最近發生的這些極端事件，大星一直想說說。按照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順序，先簡單說說“是什么”。

其實按照官方數據，近20年刑事犯罪案件數量下降非常快，原因有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等原因。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搶劫案件發生率降低和大家現金使用變少肯定相關。

之所以大家體感上覺得經常看到極端事件，和技術進步也有關系，畢竟只要有手機，任何突發新聞都可以瞬間覆蓋全體同胞。

另一方面，近期的一些極端事件烈度太高。大星查了一下，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三起槍擊案，分別是2017年拉斯維加斯案，死亡61人，受傷數百；2016年奧蘭多夜店案，死亡50人，受傷53人；2007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死亡33人，受傷23人。

也就是說，如果僅拿死傷人數來比較的話，近期的珠海案能在美國排第三。而無錫案的死傷人數和今年美國最大的伊利諾伊州槍擊案差不多。

說完“是什么”，“為什么”這部分就不展開說了。

恰好大星讀到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的馬子琪，趙云亭2019年刊登于《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的一篇論文。

他們選取了2015-2019年間的20起典型案例，詳細梳理每件案例的事發經過及行為人的心理與行為變化歷程，從中透視個體報復社會行為的一般特質與生成規律。論文比較長，大星簡略點說。

行兇者大多是被社會排斥的邊緣群體，行為沒有理性，長期積累的怨恨情緒與不公感是主要心理誘因。他們一般針對的是不確定的社會群體，或者特定群體中的不特定群體，比如孩子。事件發生往往很突然沒有明顯征兆，而且行兇者會采取手段擴大殺傷。

論文里有句話大星印象深刻，這些行兇者不遵從自古以來中國人傳統觀念中的“冤有頭債有主”原理，他們就是要制造轟動效應，向全社會發出：

“關注我”的信號。

很多人批評行兇者傷害更弱的人是一種懦夫行為，這種批評沒錯，但沒有意義。前幾天公安部發了個文，里面說的比較明白，其他領域的壓力直接累積在了公共安全領域，導致基層公安的壓力山大。

文件里關于“怎么辦”的說法是組織內的辦法，至于普通人該怎么辦，大星也思考了很久。

這方面美國朋友非常有經驗，大星看過槍擊案幸存者的采訪，她聽到動靜第一時間是判斷方向和距離，然后就是：

跑。

這名幸存者在逃跑過程中不斷給自己做心理建設，告訴自己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千萬不要暈倒。

媒體和有關機構總結過普通人遇到極端事件該做什么。第一，聽到動靜不要以為是演習，反應要快；第二，在任何公共場所都要第一時間留意緊急出口；第三，能跑就跑，跑不掉就躲起來，沒地方躲的話就裝死；第四，如果沒有經過訓練，不要嘗試與襲擊者搏斗。

大星看過一個節目，節目組請來了各種高手近距離對戰持刀歹徒，他們無一例外都被捅成了篩子。這當然不是說不要反抗哈，在無法跑開或者躲避時，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東西奮力反抗；最后，跑出事發地也要保持警惕，迅速尋求幫助。

深圳市公安局曾經專門科普過遇到汽車沖撞時該怎么辦。樹后，石桌石凳后，建筑物后，大型車輛后，大型物品后，總之，能躲就第一時間躲。

如果實在沒有可以躲的地方，千萬不要把后背給行兇車輛，要面向或側向來襲車輛，連續向左或向右快速移動。也可以做之字型或O型移動增加它的襲擊難度。

在做這些的同時，如果有余力，手里恰好還有衣服、雞蛋、面粉的話，就往它的風擋玻璃上扔，干擾行兇者的視線。

總之，一練反應，二練身體，這三嘛，希望今天說的這些東西大家永遠都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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