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5年4月9日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2期）在線上舉辦，本文根據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姚洋在會上的發言整理。文章首發于“宏觀經濟論壇CMF”微信公眾號。

一、特朗普關稅政策及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個時期，對中國產品征收了近20%的關稅。首輪加征關稅時，稅率設定為34%，特朗普團隊經一系列假設與計算，認為該稅率可消除中美貿易不平衡。然而，在中國采取反制措施后，特朗普隨即宣布追加50%的關稅，并聲稱若中國不回應，將即刻實施這一舉措。若算上初始的20%關稅，此次加稅使得中國產品面臨的關稅稅率累計達104%，這無疑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沖擊。

評估這一沖擊的規模時，可以進行簡要估算。目前，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占中國全部出口的14%以上，雖然這一比例看似不高，但需注意的是，除直接出口外，中國還通過第三國對美國進行間接出口。例如，通過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對美國的出口規模也不容忽視。在過去幾年中，盡管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占比有所下降（從2018年的19%降至當前的14%），但絕對出口額仍有所上升。與此同時，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比例也顯著下降。

若以增加值計算，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無論在總額還是占比上均呈增長態勢。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推進，許多企業通過在第三國生產后再出口至美國。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仍占總出口的約20%。

出口對GDP的貢獻程度如何？若僅計算凈出口，這一數值計入GDP，但相對較小。然而，出口的前后向聯系極為廣泛，其對GDP的綜合貢獻率估計約為15%。雖然出口本身對GDP的直接貢獻并非顯著，但通過前后向聯系，出口與整個經濟的關聯極為緊密，15%的估算較為合理。據此計算，對美國出口對GDP的貢獻約為3%。盡管這一比例在大規模經濟體中看似較小，但美國對中國出口加征高達84%的關稅，其影響究竟有多大？這取決于加稅后出口下降的彈性到底有多大。

采用上一輪關稅調整的彈性系數進行估算。對比2019年和2018年的數據，發現2019年相較于2018年直接下降了20%。若以此下降幅度計算，關稅每增加1個百分點，出口相應下降1個百分點，呈現出一對一的關系。此次關稅增加84%，則意味著對美國出口可能下降84%。據此推算，GDP可能下降約2.5個百分點（3%乘以84%）。當然，這可能是最悲觀的估計，因為經過幾年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中國可能已逐漸適應高關稅環境，且轉口貿易的規模及其受關稅影響的程度尚不明確。即便如此，若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關稅增加84%對GDP的負面影響仍可能達到-2%左右。目前，多數估算認為，若關稅從20%增加到60%，即增加40個百分點，對GDP的負面影響約為1個百分點。因此，此次關稅增加84%，對GDP的負面影響估計為2個百分點，這一估算在合理范圍內。如果這一估算準確，那么對于今年實現5%的經濟增長目標而言，挑戰將非常大。關稅沖擊可能占到今年增長目標的40%到一半。這意味著，為實現5%的增長目標，國內經濟增長需達到7%到7.5%，才能彌補因關稅沖擊造成的負增長缺口。因此，關稅增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容小覷。

二、中國應對策略的探討

具體而言，今年可能面臨顯著的就業壓力。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將創新高，達到1220多萬，這將使就業壓力大幅增加。其次，許多出口企業可能被迫轉向內銷，這可能導致市場競爭加劇，進而加重物價下降的趨勢。此外，人民幣匯率可能面臨壓力。目前，人民幣匯率已跌至歷史新低，達到7.4。盡管從經濟基本面來看，美國的情況并不比中國樂觀，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通脹率上升，進入滯脹狀態。然而，由于美國金融體系更為深厚，在全球普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資金可能不會流出美國，反而會流入美國，因為其金融池規模龐大，具有避險功能。因此，人民幣匯率仍將面臨壓力。

面對當前局面，我們應如何應對？盡管有人主張與美國“脫鉤”，認為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征收104%的關稅將導致中美直接貿易基本停滯，實現事實上的“脫鉤”。然而，從特朗普的言行來看，仍存在談判空間。34%的關稅是基于一定計算的，盡管該計算受到諸多批評，但至少存在一個計算公式。而后續追加的50%關稅似乎更像是一種隨意決策，甚至可能未與閣員們充分商議，而是通過社交媒體而非正常渠道公布。此外，特朗普近期表示仍期待與中國進行談判，這表明談判余地確實存在。

事實上，特朗普已經提出了談判的兩個主要條件：第一方面，中國企業到美國去投資。第二方面，中國開放市場。對于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美國還附加了具體要求，如要求中國企業與美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并向美企轉讓技術。對此，國內存在諸多反對聲音，質疑為何要向美國轉讓技術。然而，這實際上是對中國的“褒獎”。過去，中國也曾要求外資企業轉讓技術以換取市場準入，因為當時中國技術相對落后，需要通過市場換技術。如今形勢反轉，美國和歐洲開始要求中國以技術換市場，這從側面反映了中國技術的進步和競爭力的提升。這種觀點并非特朗普獨有，許多美國理性的政治家和學者也持類似看法，例如前美國貿易代表邁克·霍曼。這表明美國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對中國而言并非壞事，并且技術轉讓也并不會削弱中國的技術優勢。以汽車行業為例，過去美國車企通常每兩年半才改進一次車型，每五年才推出一款新車型，而如今中國車企幾乎每年都會推出新款車型。在技術創新和市場響應速度方面，中國車企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因此在技術轉讓問題上，中國無需過度擔憂會失去技術優勢。

開放國內市場，尤其是服務業領域，中國仍有較大空間。近年來，改革推進難度增大，回顧過往，尤其是90年代的改革歷程，很大程度上是借助開放的壓力推動改革進程。例如，國有企業改革、政府職能改革以及諸多法律制度的完善，均是在加入WTO的壓力下得以推進的。銀行業改革亦是如此。基于此，我國是否可以借助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來促進新一輪國內改革。從這一角度而言，與美國達成新的協議是可行的，至少不應放棄這一努力方向。

在國內政策工具箱中，仍有諸多政策工具尚未充分利用，應抓住機遇，化危為機，進一步加大促進內需的力度。今年政府在促進內需方面已采取了較大規模的措施，方向正確，但仍有加碼空間。應將更多注意力聚焦于影響內需的關鍵因素，即“房間里的兩頭大象”。直接促進消費面臨較大難度，因為消費是內生變量，要提升14億人的消費水平，逐一推動的難度極大。當前實施的“以舊換新”政策雖有一定效果，但實際效果不如預期明顯，究其原因，該政策仍屬產業政策范疇，規定了產品范圍，使用起來不夠靈活，且補貼規模相對有限，去年為2000億元，今年增至3000億元，但這一規模仍不足以滿足需求。

應關注影響經濟的兩大關鍵問題，即“房間里的兩頭大象”。第一頭“大象”是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一問題廣為人知，中央政府也已開始采取措施應對。例如，今年地方專項債規模達4.4萬億元，在延續以往投資用途的基礎上，新增了兩個用途，方向正確：一是用于“三保”，即保障政府基本運營和償還中小企業欠款，地方政府對中小企業存在大量欠款；二是用于收儲土地和房屋。盡管這兩個方向正確，但力度仍顯不足。當前，我國面臨地方政府支出增長乏力、財政虧空以及長期欠薪和欠款等問題，數額較大。若能進一步加大力度，例如一次性增加4萬億至5萬億的地方債用于“三保”，雖不必在一年內完成，可分兩至三年，每年增加2萬億至3萬億元，這將相當于為整個經濟體系注入資金。公務員拿到工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收到款項，需求將迅速提升。正如曉光所言，去年民營經濟投資增長率為零，缺乏信心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地方政府長期欠款導致投資無法獲得回報，自然影響投資意愿。因此，這是一項一舉多得的舉措。中央政府的方向正確，但力度仍有提升空間。

房間里的第二頭“大象”是房地產業仍在下行，盡管其下降幅度有所收窄，但仍然處于同比下降狀態，且這種情況已持續近五年。這種持續下行對整體需求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投資到消費，形成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實際上，盡管在旅游、餐飲等行業中，消費場景看似繁榮，如機場人滿為患、餐廳預訂困難，但消費增長仍顯乏力。原因在于大宗消費的下滑，尤其是住房消費的減少。對于普通民眾而言，購買住房不僅涉及房產本身，還包括裝修及相關配套消費，而這些消費的規模是巨大的。在一二線城市，僅裝修和家具家裝的費用就可能高達三四十萬元，這種大額消費的減少對整體消費的拖累是顯著的。事實上，地方政府支出和房地產支出合計占國內總需求的一半左右。因此，忽視這兩個部門的需求而僅關注個人消費，顯然是效率低下的策略。相反，應重點關注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和房地產市場的下行問題，這將是更為有效的解決辦法。

三、具體政策建議及結論

當前，中央政府已意識到房地產市場下行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因此采取措施讓地方政府利用專項債收儲土地和房屋。然而，地方政府在執行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偏好：愿意收儲土地，但不愿收儲房屋。原因在于，土地收儲具有潛在的保值功能，而房屋收儲則可能面臨即時虧損，因為房價仍在下跌。地方政府官員與民眾一樣，預期房價將繼續下降。此外，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減少負債并嚴守財政紀律，這使得地方政府不愿借款收儲房屋。為解決這一問題，應借鑒穩定股市的經驗，由中央政府出面，成立一個“國家隊”，可以是新公司或利用現有公司來收購房屋。收購房屋所需資金量并不大。初步估算，籌集2萬億元資金，可能在一二線城市收儲六七十萬套房屋，這將具有重要的信號意義。公眾會感受到中央政府的信心，從而穩定樓市預期，如同穩定股市一樣，進而穩定整個國內需求。

綜上所述，盡管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來勢洶洶，但無需過度懼怕,實際上與特朗普仍有談判空間。在國內，中央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仍有諸多工具可供使用。只要充分運用這些工具，就一定能夠成功應對特朗普2.0的沖擊，并實現今年5%的增長目標。

文章來源：“宏觀經濟論壇CMF”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