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的最后一課

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課堂上

請不要為我悲傷

因為哲學家是不懼死亡的

——朱銳

2024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授朱銳在春季學期的第一堂課上告訴學生，自己是一名癌癥晚期患者，正在接受化療，每天要吃大量止疼藥才能緩解癌癥帶來的疼痛。

化療讓朱老師褪去了標志性的卷發爆炸頭，手上常有針管的淤青。為了遮蓋化療的痕跡，他總是戴著厚厚的手套和帽子。

生病前的朱銳

2024年8月，這位溜出病房為學生上課的哲學教授朱銳去世了。

去世前，他為自己深愛的世界留下了一個彩蛋：邀請一位年輕人與他在病房中對談，聊生命、死亡、愛與告別，以及當下大家都關注的話題。

《哲學家的最后一課》是朱銳在臨終前十天中留下的口述，收錄了朱老師在人大為學生上的最后一堂課，以及他對學生們的寄語。

《哲學家的最后一課》

對話是最好的告別

2024年7月12日，朱銳轉院到海淀醫院的安寧病房。當時，所有治愈性的醫療手段已經不再起效。由于嚴重的腸梗阻和腹水，他已不能再進食，僅靠輸營養液維持生命。醫生告知朱銳，癌細胞已經沖破最后的防線，現在，他的生命隨時可能走到盡頭。

生死問題是哲學最大的問題，而我又恰好處于這樣的生命歷程中。我想以輕松的方式談大家一般不愿意談，但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也算是我走之前對社會的關懷，還有我的愛。

2024年7月15日，他與一位年輕人約定，每天中午11點半，以生命與死亡為題展開對談。對談進行了10天。7月25日，對談結束，他決定終止人工維生手段。7天后，他含笑停止了呼吸，終年56歲。

當你看到《哲學家的最后一課》的時候，你就收到了朱銳老師留給世界的愛與告別。

2024年7月15日，是朱老師在安寧病房里與年輕人對談的第一天，他穿著住院服，躺在床上，揮手和年輕人打招呼。跟一個月前出現在人大哲學課堂的他相比，瘦了不少，胳膊能看出橈骨的輪廓，化療時剪掉的頭發也長了，重新長成了他標志性的自來卷。

對談前一晚12點，他和年輕人說，“估計只能聊10分鐘左右”。由于“內外交困，節奏紊亂”，他幾乎不可能睡一個完整的好覺了。

朱銳與年輕人的聊天記錄

不過，對談時間比他自己的預期要久得多。這一天的主題是恐懼，他聊得盡興，不愿停下來，將近一小時后，才因為疲憊結束了對談。在生命的尾聲，他把和年輕人之間的交流視為一種最深的慰藉。

如果要說最快樂的三個瞬間，第一是靈魂的交流，我們之間的交流至少目前為止是最快樂的。第二是早上出去曬曬太陽，看看街道。第三是晚上睡一個比較完整的覺，然后期待著死亡的來臨。

到今天，我已經有十多天沒有進食了。家人會幫我把哈密瓜切成小塊，我含在嘴里慢慢咀嚼，這樣我就能重新享受吃東西的快感，然后把渣滓吐出來，只把甜甜的果汁喝下去。

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幸福，才是快樂，這是我最深的體會。一口水，一碗湯，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奢侈。

2024年4月，授課中的朱銳

他告訴年輕人，自己也曾害怕過死亡，但不要讓恐懼控制自己的言行，唯一應該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我們往往會找各種理由，掩飾內心的恐懼，正當化我們的行動。表象的動機背后，不過是一種恐懼。這些恐懼都是非理性的。我不愿意去看醫生，看似是因為去醫院很麻煩，實則是擔心自己有很嚴重的病，不敢去。

恐懼是構成生命的基本成分，也是生命的基本情緒。學習哲學讓我逐漸明白了什么是應該懼怕的，以及什么不是。懼怕那些不應該懼怕的事物，就是作繭自縛。

我小時候很怕血、怕尸體，但長大后，偶然看到解剖尸體后講解人體器官構成的紀錄片時，我的第一反應不是害怕，而是感到震撼，震撼于生命的奇跡和秩序。從恐懼到不恐懼的變化，是理性和知識帶給我的。

現在回望，和年輕人的對話是他在生命末端建立起的新生活秩序，只屬于最后15天的秩序。

哲學家的死亡“練習”

在生命的最后半年，比起不惜一切代價地接受治療，朱銳更想如常地上課。

不少學生見過，他掛著醫院的手環出現在教室，有一次課上還接到醫生的電話，他平靜地回答：“你現在正打擾我上課呢。”課后，他笑著告訴學生：“我非常高興今天堅持從醫院出來了，與你們討論對我意義很大。”

那是2024年春季學期，他開設的《藝術與人腦》哲學課座無虛席，有學生從隔壁教室搬來椅子，有的直接席地而坐。

2024年春季學期，朱銳在人大的哲學課堂

癌癥讓他一點點失去對身體的控制。讓朱銳最感同身受的是尼采，尼采一輩子受胃病困擾，曾多次提到最大的自由、最棒的人生、最好的哲學莫過于擁有一個強健的胃。

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肝在哪，直到癌細胞轉移到肝。當你意識到你的肝在哪兒，當你的胃宣布它的存在，你已經在很多意義上，不能直接操控身體、直接跟世界發生接觸了，就像寄居蟹一樣。

生病前，他最大的愛好是爬野山。他喜歡在徒步中進入深度的思考，到大自然中讀書，他總是獨自一人，從天亮爬到日落，直到陷入深海般的黑暗，許多得意的奇思妙想，就是在這樣沒白沒黑、孤獨而漫長的旅程中形成的。他曾在課堂上分享過一張在野外拍的照片，綠樹層層，沒有路——

朱銳拍攝的野外照片

我們的大腦是百萬年進化而來的。它在絕大多數時間都用來應對在野外的情況。大家能找到，這張照片里的路在哪里嗎?

我們的視神經可以通過分辨顏色，建構關于世界的結構。照片中，植被中間有一處陰影，綠色跟綠色之間有區隔，我因此得以判斷出在兩片綠色之間有一條小路，遂往陰影的方向走去。遇險的時刻，就是克服對未知的恐懼的時刻。我一次又一次告訴我的學生。我的死亡“練習”就是如此，隨時準備好面對危機，也總有足夠的信心去應對。

住進安寧病房后，朱銳感到自己徹底變成“寄居蟹”了，藏在自己的身體里，通過中樞、神經元，操縱大腦，大腦再進一步操縱身體，身體再進一步跟世界發生接觸。“每時每刻，我的靈魂都在離身體越來越遠。”

快樂的哲學家

對談第四天，一場暴雨過后，北京的天氣變得涼爽。他的碩博生們前一天來病房探望，送了老師一盆蝴蝶蘭。這種花的花期很長，他們說“希望花開能陪老師久一點”。

2024年7月17日，朱銳與學生們在病房合影

兩年前，朱銳在人大教授“西方哲學原典”，講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去上課的途中，他在路邊看見過一只跛腳的小狗，它一瘸一拐的，但是仍然快樂地奔跑在街上。他在課上向學生分享自己的所見，并告訴他們，“我們作為人而生活，遇到這種困難，是不是也有可能這么快樂地去活？”

無論處于生命何種狀態里，朱銳都能尋得真實可感的快樂。

現在，我必須靠家人推輪椅了，行動變得更加有限。但我還是會在輪椅上掛一根登山杖，等電梯時可以戳按鍵，選樓層。這幾乎是我僅有的行動上的自由了。即便如此，你或許不相信，我仍然認為死亡是件很快樂的事。

在安寧病房里，朱銳告訴年輕人：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并非對生命的否定，而是肯定，是重生。它和永生相對，是大化流行，是新陳代謝。新生物得以重生，就像小草，化作春泥更護花。我們總是相信草木可以復生，因為一根草終結消亡后，一片一片的草還會源源不斷地生長出來。其實，人也可以像草木那般回歸“類”的存在。

如果我們把自己上升到“人類”，我們同樣是“生生不息”的：第一個“生”是生命本身，第二個“生”是從死亡中再生。中國人對這方面的理解比較透徹，一個家族的“生生不息”并不依賴個體的長壽或者永生來實現所謂的價值。

這就是為什么有時候我們要追求“無我”。“小我”很難被完全摒棄，而且不一定需要被摒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并不僅僅是“小我”，從“大我”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生命。在這個層面上，從死亡中感受到的快樂不是情緒上的快樂，它是一種客觀的、值得讓我們感到愉悅的事。

他希望用這本書，改變人們面對死亡的態度。

“我們談論死亡，是為了更好地活。”

留給世界一份禮物

除了討論生命和死亡，他也希望談論一些輕松的話題。年輕人后來反思，朱老師是想用最后的能量，嘗試解答一些當下年輕人的困境。

如何去愛？

年輕人：您怎么理解現代人的愛情？什么是愛，應該怎樣去愛一個人？

朱銳：我覺得愛情是為他人而活著。人類的戀愛關系就是關懷，主體的一種主動的退場。

而對于愛，朱老師更喜歡的定義是“愛是惡心的懸置”。

在重癥病房，病重的老人赤裸地躺在病床上，他們的孩子在床邊為父母擦拭身體，清理排泄物——兒女們不單單是出于義務這樣做，他們也真的沒有感到惡心。很多電影中也有類似的場景：一對夫婦早上起床后，一個人如廁，另外一個人一邊洗漱一邊跟愛人聊天。

愛是親密無間的，惡心的懸置。父母對孩子的愛也是如此，我是有潔癖的，但在我成為父親后，我從未覺得給孩子換紙尿褲是一件惡心的事。面對我的孩子，我只覺得對他有無盡的愛。

（“懸置”是胡塞爾現象學中的重要概念，指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各種信念擱置起來，懸而不論，中止判斷。）

如何看待生命的意義？

在生命最后的15天里，朱銳不止一次提出，知道生命的終點在哪里，是一件好事，不知道終點在哪也是好事，他都會如常地生活。“如果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樣的，明天可能就會失去意義，變得無聊。”

生命的意義在于不確定性，如果一切都確定了，那還有什么意義？在我看來，生命的不確定性反倒是生命的活力、激情、愛、關懷……是一切的來源。

如何在重復性的工作中找到精神的自由？

大學和工作不過是一種現代社會現象。它是在理性社會特殊的經濟架構下構成的一種生產方式，在現代社會之前甚至是不存在的。我們關于工作的恐懼總是很狹隘：怕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又怕丟了工作，怕沒有安身之處。這種恐懼在我看來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的異化”，即把個人的自主活動貶低為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如果只是尋求肉體的生存，那是再容易不過的。

當新聞報道中提到一個30歲的人去世時，人們會因他還這么年輕而惋惜，但是當一個35歲的人找工作時，他可能被視為年齡太大的求職者。這就是日歷時間的暴政，日歷時間的桎梏控制了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破解日歷時間的暴政是全社會需要為之努力的事情。

如何過一種高欲望、低內耗的人生？

站在太陽系的邊緣會看地球，地球不過是一個只占據了0.12像素的黯淡藍點。可恰恰是這個黯淡藍點，讓宇宙有了意識，讓宇宙為之閃爍。大家要相信自己的渺小，不是卑微，因為恰恰是渺小的個人能憑借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的星空。

美國航空航天局 /《暗淡藍點》/ 1990 年

宇宙之大，讓我們看見地球的渺小，看見全人類的渺小，人類數千年的文明也不過一瞬而已。在這樣遼闊的視角下，“內卷”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一種‘模仿欲望’——閨蜜曬包包，你就想買；同事加班，你就心慌。人對事物的欲望并非源自真實需求，而是社會模仿引發的無謂爭斗。而“躺平”則是欲望消解的極端狀態。二者構成虛假的兩難選擇。

如果我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正聯結自己的欲望和事物的價值，也許我們就可以自然地實現欲望的多元化。而當一個社會的欲望多元化之后，所謂的資源的稀缺也應該會相對緩解，人與人之間的沖突也會相應地緩解。所以并不是說在內卷之外，只有低欲望或者無欲望，而是我們可以通過對欲望的培養、發展，以及對欲望機制的自主性改造，進入一個高欲望但低內耗的大同社會。

最好的告別

在安寧病房，醫護和家人都把精力放在對“死”的關懷上，這里不再用盡一切（有創的、痛苦的）手段維持我的生命，而是邀請每一位家人一起召開家庭會議，講解后續可能遇到的任何狀況，對未來的治療方式、身后事進行詳盡平和的討論并達成共識，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進步。

在這場會議上，朱老師的兒子川川和恩恩說與爸爸“on the same page，意見完全一致”。而這句話，還有另一種理解方式——“讀同一頁書”。

《哲學家的最后一課》的后記，是朱銳的姐姐朱素梅寫給弟弟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回憶：

你病后的每天中午12點，在美國上學的川川準時與你視頻。除了說自己的大學日常，還查閱你發表的多篇哲學論文，就文中話題與你切磋。記得有一次，你們父子在探討一個數學問題，交流的時間格外長，川川一邊說一邊書寫演算公式，我不知道是誰在發問、誰在解惑，只見你多次為川川“點贊”。恩恩在你床前演奏一首首鋼琴曲時，我感嘆你們父子的心扉是和諧音符，是同一樂譜，又是共鳴樂器......

在全書的最后，朱老師為讀者朗誦了一段告別詩。這首詩的配樂，是二兒子恩恩彈奏的肖邦作品《幻想即興曲》。

朱銳曾說，自己一輩子的生活方式可能都是對“翼裝飛行”的某種追求。去很多國家，走很多地方，踏很多名山大川，實際上都是在試圖實現自由翱翔的夢想。

那也曾是他兒時做過很多次的夢，夢見自己可以飛，飛得不高，無法俯瞰高樓大廈，只是人群以上的高度，但很自由。他喜歡這種低空飛行的感覺。

2021年，他曾拍下窗外一只振翅疾飛的鳥。“原本想拍風，卻有一只逆風的鳥飛進畫面里。”

當我們走向社會時，我們不要過度夸大自己的困難或者不公正的待遇，也不要過多地蔑視自己的成就。我們都應該致力于做一個平凡但是大寫的人。很多人會忘記社會之大，有各種各樣的空間允許每個人自由發揮，有人又會忽視社會之小，在這樣大的場景中，平凡才是終極真理，個人生命的體驗才是最寶貴的。

最后，祝愿大家，無論發現自己在哪里，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是在中心還是在邊緣，是高還是低，是大還是小，是摶扶搖直上九萬里，先圖南，后適南冥，還是振飛不過數仞而落地，翱翔蓬蒿之間，盡顯“彼且奚適也”的風流或怡然自得，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并且憑借你的善良、智慧和堅韌不拔，使那片天空因為你而燦爛，因為你而閃爍。

這是朱銳對大家最后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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