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風雨后》

自大約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上四個地區，延綿不斷撫育著人類文明的偉大傳統開始形成——中國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臘的哲學理性主義，在知識、心理、哲學和宗教方面重塑了人類精神與世界觀。后來，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把這段歷史時期稱為“軸心時代”。

“軸心時代”誕生的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以至于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都生活在孔子、佛陀、耶穌和蘇格拉底奠定的觀念世界中，他們才是人類文明真正的帝王。

介紹這些偉大思想家的著作汗牛充棟，但能夠對“軸心時代”的成因進行歷史溯源，橫向比較這些思想的異同和誕生環境，同時抓住思想家們思想精髓的著作卻很少。

凱倫·阿姆斯特朗所著的《軸心時代》兼顧了這些內容。本書按時間順序梳理了中國、希臘、印度和以色列這四個軸心民族的發展歷程，用清晰透徹、可讀性極強的語言完整地介紹了“軸心時代”的全過程，我們會看到軸心時代的偉大思想是如何醞釀、生根、發展、輝煌，并最終在公元前3世紀末期漸次逝去。

面對當代紛繁復雜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回溯軸心精神，從千年前的哲人那里汲取思想資源，訴諸人性的共同本源，尋求更深刻的相互理解。

作為“模范”的天子

中國人的的軸心時代不會脫離過去，而是從對周王所踐行的古代宗教儀式更深刻的理解中發展而來。

公元前9世紀是中國極度虛弱的年代。 君王對中原地區的城市所能施加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原有的君主政體被諸侯同盟所取代，這些諸侯表面上由其對周朝意識形態上的忠誠而結合在一起，但實踐中是獨立施行管理的。

唯一能將他們所有人聯結在一起的就是宗教儀式。宗教儀式提醒君主的臣屬們，君主是天子，即“天帝的兒子”。他從天帝手中獲得授權，統治中國人，只有他可以向天帝獻祭。

如同這一時期的其他大多數宗教體系， 中國的宗教體系也非常注重通過宗教儀式（“禮”）來維持宇宙的自然秩序，確保人間諸事順和“天道”。

《孔子》

人們認為，由君王所實踐的宗教儀式能夠控制自然力，并確保季節次序更替，雨水適時落下，天體在它們的既定軌道上運行。因此，君王是一個神圣的人物，因為他替天帝執掌人間的一切。然而天、地之間還沒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分離。 中國人永遠也不會對一個超越自然秩序的神感興趣。以利亞對一位完全與世界分離的上帝的體驗會令他們迷惑不解。對中國人來說，天與地是互補的：兩者是神圣而平等的伙伴。

當中國人談及大地、宇宙，或者甚至是華夏帝國，這些世俗的范疇也包含神圣的意義。在宇宙和自然進程中揭示出的“天道”，比起任何高高在上、被人們精確地予以闡釋的神祇更為重要；他們在日常勞作中體驗著神圣，在塵世中促使萬事萬物符合“天道”。 上天更加令人敬畏，而大地對于城市政治生活來說卻是根本性的。

當君王被授予敕許統治權，成為最高天子，便為上天在地上“開了道”。他接受了一種神秘力量，被稱作道德，即“道的力量”，它使君王能夠懾服敵人、籠絡忠誠的擁護者，并加強威信。如果君王不能恰當地實踐道德，它就變得邪惡。

君王的使命是確保人與自然界真正處于和諧狀態。 根據傳統的說法，賢明的君王通過追隨太陽的運行規律，巡游其疆土，維持四季正常的循環更替。

君王擁有至高的權力，但他不能為所欲為。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他都不得不遵照上天的榜樣，其個人好惡完全不重要。他的職責并非為他自己制定內外政策，而僅僅是遵循“天道”。

對于中國來說，公元前8世紀是一個轉折期。公元前771年， 困擾周王室50多年的蠻族犬戎，侵占了其都城宗周并殺掉幽王。然而，這并不是王朝的終結。

周王勉強維系其位于東都周邊狹小且窮困的領地，履行典儀方面的義務，而在政治上沒有實權。王朝在這般衰弱的狀態下茍活了500多年。

君王們有名無實，只保留著一個象征性的統治者的光環，但城市的諸侯卻掌控實權。

《孔子》

舊的習俗取代了王室的權威，在國家戰爭、族間宿怨、條約締結、監管貨物交換和服役等各個方面發揮作用，頗有幾分國際法的味道，這就是歷史學家所稱“春秋”時代的開始。

當時，社會好像處在混亂的沖突與分裂之中，但事后我 們會看到，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從古老的君主政體到統一帝國的復雜轉變。我們對公元前8世紀的中國知之甚少，但這一時期似乎見證了一種新領悟的顯現。

在商朝和周朝早期，統治者不經任何考慮便屠宰數百牲畜，用于其奢侈的祭祀活動，他們確信擁有無盡的資源。但初顯的物質缺乏似乎使民眾對這種揮霍無度報以懷疑。大量宰牲的做法被終止，動物祭品的數量被禮儀法規嚴加控制。禮儀官員們也試圖抑制狩獵活動，將其限制在一個謹慎劃定的季節。

到公元前771年，葬禮已被管制得更嚴，以往的炫耀擺闊不為人所贊許。一種新的節制精神正逐漸改變著城里貴族家庭的生活。

禮樂崩壞，孔子出山

由于軍事行動和狩獵活動更少了，君子（“紳士”）在宮廷里度過了更多的時間，越來越多地專注于禮儀、禮節和宗教儀式的細節。

君子依照禮儀的精細規則而生活：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春秋時期，這種行為慣例開始形成文字并成為條理分明的制度。在這個變遷與不確定的時代，人民渴望清晰的指引。

一名君子必須準確地知道集會時自己應置身何處，應保持什么站姿，怎樣與人寒暄，如何舉止恰當。他必須清楚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保持沉默。他要衣著得體，姿態到位，在每個不同的場合呈現正確的面部表情。每件事都包含宗教意義。周朝早期，王室的儀式是用來維持自然秩序的。 如今，君主政治步入衰落，儒士們為了中原的安寧與秩序，將整個社會生活投入到精心設計的禮儀之中。

來自華夏各地的人們到魯國出席典禮儀式，聆聽上溯至周朝先王的禮樂。一位來自晉國的使者驚嘆：“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社會上逐漸出現了驚恐不安的情緒。“禮”不再抑制貴族家庭的貪婪和炫耀，而上天卻似乎對此漠不關心。

當孔子得知這一針對王室禮儀的非法行徑時，他被激怒了，悲嘆“道不行”。如果統治者無法貫徹神圣的道德準則，以使社會沿著正確的軌道向前發展，那么他必須親自來做。

《孔子》

孔子期望從政，然而屢屢落空。 他太過耿直和誠實以致不能在政界獲得成功。除了擔任財會部門的一個小吏，他從未謀得任何更高的職位，但這可能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 政治上的失敗給了他思索的時間，他決意成為導師，培養他人做官。像同時期其他處于社會邊緣的“士”一樣，他成為一位游走四方的學者。他和一小群虔誠的弟子不知疲倦地游歷列國，期待著至少有一位國君最終會重視自己。

孔子不是隱居的苦行者，而是一個塵世中人，喜愛美餐、佳釀、吟唱、玩笑和令人興奮的交談。 他沒有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里，沒有篤行自省或坐禪，而總是在與他人的交談中增長見識。

他的和藹與睿智——難得的結合——磁石般地將學生們吸引到身邊，而他從未把任何人打發走。他的學生有些是貴族，有些則出身卑微。他最得意的門生很可能是貧窮卻具有神秘天賦的顏回，當然，他喜愛自己小群體中的所有成員，比如沉靜而強壯的閔子、精力充沛的子路，以及始終非常勇敢和正直的子貢。

他訓斥弟子，嚴厲地鞭策他們學習，但絕不進行威嚇。他和藹可親、沉著鎮靜、友善待人，絕不武斷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他沒有冗長的訓誡或說教，即便與學生們看法相左，他也通常會對他們的觀點作出讓步。為什么不應當這樣做呢？

像軸心時代的其他賢哲一樣，孔子深切地感到與其所處的時代疏遠了。他確信中國當前混亂狀態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無視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支配著各封國施政行為的傳統禮儀。現在，多數國君從未對道進行過認真思考。他們太過忙于追逐奢華和實現其自私的野心。昔日的社會在瓦解，而沒有新的等同的價值觀來代替它。 在孔子看來，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回歸以往的優良傳統。

“仁”既超越本身

孔子重新定義了“君子”的職分：真正的君子應該是學者而不是武士。他不應為權力而爭斗，而是要學習正確的行為規范，為家庭、政治、軍事和社會生活的傳統禮數所約束。

孔子詮釋傳統的某些方式在關注的重點上與以往截然不同。孔子認為，我們應該更加關注我們所能認知的世界。他對于形而上學不感興趣，也不鼓勵進行神學敘談。

孔子將中國的宗教帶到了人間的實際生活中。與其修得來世幸福，不如現世誠心向善。孔子的弟子們跟隨他學習并不是為了獲取那些關于神靈的深奧知識。他們的終極關切在于“道”，而非上天。 君子的責任就是小心謹慎地循道而行，并認識到這在本質上擁有絕對的價值。 這條道路并不會將他們引向某個地方或某個人，而是引向一種美善的超然境界。而禮儀就是引領他們向前的行路圖。

在過去，“禮”往往具有盛氣凌人的一面。它們被用來體現政治上的優勢或只是用來提升貴族的個人聲望。而孔子則系統地將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從禮中剔除了。 對于禮儀長期的研究讓孔子明白，只有真誠地體現出“讓”的精神，禮儀才擁有真正的意義。

“禮”要求人們具備想象力與智慧，領會不同情境的特殊性并作出獨立的判斷。孔子也提出了一種新的平等主義。 以往只有貴族才執行禮，如今，孔子卻堅持任何人都可以實踐禮儀。即使是像顏回那樣出身卑賤的人，也可以成為君子。

其他軸心時代的中國哲人針對中國面臨的問題提出了更為現實的解決方案，但是他們并非都像孔子那樣志向遠大，他的目標超越于法律與秩序之上。他希望人們都能擁有尊嚴、高貴、圣潔，并且知道這只能在平日對于“恕”的不斷追求中得以實現。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孔子請人們相信，得到升華的人性力量勝于強權。幾乎沒有人真正愿意放棄私欲。但是那些確實將孔子之道付諸實踐的人發現，他們的生活因此而改變了。

《英雄》

“仁”是很難獲得的，因為它要求人們摒棄自負、怨恨和操縱他人的欲望。32但是，與此矛盾的是，“仁”也很簡單。“仁遠乎哉？”孔子問道，“我欲仁，斯仁至矣。”

它會“先難而后獲”——在一個人真正掌握了“禮”所賦予的修養之后到來。它需要堅定不移，而不是超人的力量，可能就像學習騎自行車一樣：當你掌握了技巧之后，騎時便毫不費力，但你要堅持下去。

你可以堅持不懈地待人如己——無論他們是誰，當然你也可以不這樣做。但如果你這樣做了，便會獲得一種幾乎觸手可及的道德力量。

對于“仁”的追求是一生的努力，只有到死去的那一刻才會終止。 孔子并沒有鼓勵他的學生猜測“道”之盡頭究竟是什么。循道而行本身就是一種超越而動態的經歷。

“仁”并非你所“得到”的東西，而是你給予的東西。 “仁”是一種苛求但卻令人愉快的生活方式。它本身就是你所尋求的超越。過一種富有同情心的生活，能夠讓你超越自己，并將你引入另一個維度。對于禮儀和“仁”的不懈修煉使顏回于剎那間瞥見了那既內在又超然的神圣實在，呈現于內心之中而又友好相伴，“如有所立卓爾”。

塑造人類精神與世界觀的大轉折時代

人性的整體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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