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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槽三刀，一個喜歡吐槽的布衣青年！

近日，河北廊坊市一名24歲女幼師當街被刺身亡的新聞，引發了網友的廣泛關注。

初步調查顯示，謝某某此前曾被鑒定為精神分裂癥患者，案發時無刑事責任能力，目前已被送往精神病醫院監管治療。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結果卻引發了受害者家屬的強烈質疑。

周母指出，兇手作案邏輯清晰、行為冷靜，與典型精神病人特征不符，且案發前生活軌跡正常，社交平臺動態未見異常。

目前，家屬已提交二次鑒定申請，廊坊警方也啟動了重新鑒定程序，案件偵辦正在持續推進。

法律專家強調，精神病人免責需滿足“不能辨認或控制行為”的核心要件，而謝某某的預謀性、目標選擇性及事后反偵察行為，均與精神病發作特征相悖。

三刀認為，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不負刑責，部分喪失者可從輕處罰。

這一條款的初衷是保護因疾病喪失理性的個體，但現實中，它卻常被視作“漏洞”。

換句話說就是，法律試圖在理性與情感間尋找平衡，但公眾更傾向于以結果論是非——無論病因如何，剝奪他人生命者必須償命。

這種情緒的背后，是對安全感的集體擔憂。

另外，雖然精神病的鑒定需綜合醫學、心理學與法律多重標準，但“偽裝精神病”的案例屢見不鮮。

例如，有罪犯通過模仿癥狀逃避刑罰，而部分真正患者因鑒定程序疏漏被誤判。

本案中，家屬申請重新鑒定，正是對初次結論的質疑。

若謝某某確屬精神分裂，法律如何平衡“治病”與“懲惡”？若鑒定存疑，法律的公信力又將如何維系？

這，才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當然，更深刻的矛盾在于，社會對“精神病”的污名化與恐懼。

雖然公眾呼吁“精神病人必須終身監禁”；但法律卻要求保障其人權與治療權利。

這種撕裂，折射出的正是社會治理的困境：

如何在保護個體權利與維護公共安全之間找到支點？

就像有網友質問的那樣：“若精神病殺人不償命，是否意味著正常人的生命權更低一等？”

更值得深思的是，類似案件中，公眾往往將矛頭指向法律“漏洞”，卻忽視更深層的系統性問題。

例如，精神病患者社區康復體系的缺失、監護責任的模糊、司法鑒定透明度的不足等等。

如果不從根源上完善這些機制，單靠“死刑”的呼聲恐怕很難根治這個問題。

回歸案件本身，此案引發的輿論，本質上是法律與人性、理性與情感的激烈碰撞。

公眾的憤怒并非無理取鬧，而是對生命尊嚴的捍衛；法律的審慎亦非冷漠，而是對程序正義的堅守。

但我想說的是，一條年輕的生命在“精神病”的爭議中黯然消逝，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司法的天平究竟應向何處傾斜？是社會安全的“雷霆手段”，還是個體權利的“慈悲為懷”？

或許，答案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在于如何讓法律既是一把懲惡的利劍，也是一張護佑弱者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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