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對于基因治療領域而言，即將接近大洗牌的尾聲。

曾經被寄予厚望、被看做領域內樣板般存在的藍鳥生物，于2月份被私募公司凱雷集團收購。這家曾經總市值高達300億美元的獨角獸，最終作價1億美元：幾年間，隨著產品商業化不順、被懷疑有安全問題、賬面連年虧損，藍鳥的價值也縮到了退市邊緣。

可以說，藍鳥這家在基因治療上起步最早的企業，也最早把這片新天地里埋的雷都蹚了一遍。

最近幾個月，各家MNC和biotech又連續傳來“放棄“基因治療管線的消息。2月，輝瑞宣布終止其B型血友病基因療法Beqvez的全球開發和商業化，這款已經上市的產品將被下架，因為“患者和醫生的興趣有限”。至此，輝瑞曾經豐富的基因治療管線庫變得空蕩蕩；

3月，羅氏宣布對其基因療法子公司Spark Therapeutics進行“根本性重組”，反映出其對該領域的戰略調整。5月，Vertex宣布停止對腺相關病毒（AAV）載體的研究，盡管該技術曾被視為基因療法的關鍵遞送平臺。

一名基因治療相關CRO的工作人員提到，從去年下半年到剛剛過去的這一季度，行業的情況都幾乎跌入谷底。“兩年前，公司都是把這一塊兒當做未來增長點來運營的，但現在開始出現虧損的情況。有些專做這一塊的企業已經開始搞醫美和化妝品了。“

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基因治療領域也曾出現過一些曙光。即使不算CAR-T這種比較特殊的門類，只靠傳統的基因療法也撐起了半個罕見病領域：比如治療鐮刀型細胞貧血和輸血依賴性β地中海貧血的Casgevy，治療重度A型血友病的Roctavian，治療早發型異染性腦白質營養不良的Lenmeldy等等。

然而，可惜的是，這些曙光雖然照亮了不少曾經無藥可醫的病人，卻沒能照亮整個技術領域。

其實早在2022-2024年間，一些MNC如羅氏、諾華就經常放出暫停某條基因治療管線的消息，原因基本可以歸結為臨床安全性問題；但在那個階段，這些MNC在該領域基本上還保持著“有進有出”的習慣：一邊叫停不合預期的管線，一邊收購或合作更有潛力的技術平臺。

但在2024年后，關于MNC投入基因治療的消息就基本絕跡。這也意味著：曾經風靡全球的基因治療熱，已經正式宣告結束。

困在罕見病里

在2020年左右，基因治療幾乎被資本市場寵上了天。根據再生醫學聯盟的數據，2020年前三季度，基因治療融資總額為120億美元，同比增長114%。

“基因治療當年之所以會火，在于各方勢力達到了一種奇妙的共振。”一名投資人回憶道，“當時有幾個節點都趕在了一起：比如基因檢測、基因編輯的落地，FDA對新療法的鼓勵政策，還有遞送技術的成熟等等，都帶火了基因治療的概念。”

但這種火帶有偶然的因素，其背后是與熱度并不匹配的技術成熟度。

首先就是遞送系統的問題。目前比較主流的遞送技術是AAV病毒，但問題在于，這種病毒容量小，難以精準遞送到復雜系統。而其他遞送方式：比如慢病毒、LNP等則或多或少在安全和效率上無法達到標準。

其次是基因修復的復雜度。大部分常見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壓都是多基因疾病，且與環境、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癌癥的生態系統更是多變：要面臨基因突變、免疫逃逸等高度異質性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基因治療能有效解決的適應癥很少：那就是單基因缺陷引起的疾病，只需糾正一個已知突變就能帶來顯著療效。這也就有了和罕見病深度綁定的現象。

但即使如此，還是有企業和資本趨之若鶩。“主要因為‘一次性治愈’的愿景太美了。”上述CRO從業者說到。“因此企業高估了患者的支付意愿。”

大部分的基因治療產品，因為針對的是罕見病，患者基數有限；為了收回成本，藥品定價極高，單劑幾百萬美元成了常態。

以藍鳥生物的Lyfgenia為例：這款藥物用來治療12歲及以上伴有血管閉塞事件史的鐮狀細胞病患者，于2023年12月上市。上市時單劑售價高達驚人的310萬美元。不出所料，這款藥物在推出伊始無人問津，直到次年5月份才迎來首位商業患者。一直到去年8月，一共只有4名患者接受了Lyfgenia療法。

這種營收模式導致藍鳥一直處于巨額虧損的狀態中，帶動其股價走向崩盤。

“傳統的治療可能要終生服藥，但就算每年要花10萬元治療，比起來一下子掏出幾百萬元更可行。很多罕見病都是慢病，不會急性發展，致死率也不高，因此患者對于維穩療法的接受度也很高。”上述投資人分析道。

在沒有保險產品愿意買單的情況下，這種價格的陰影幾乎抹消了基因治療的最大優勢，讓其變得可望而不可即。

MNC的集體表態

商業化模式沒跑通，對于專注基因治療的biotech而言，幾乎意味著必死局；但對實力雄厚、管線層次豐富的MNC而言，并不能看成是放棄開發的主要理由。

“MNC和biotech的入局方式其實特別不一樣。”上述CRO從業者分析到。“很多MNC對于類似基因治療這種新技術，基本的態度就是摸底。你看到他不做了，其實就是底摸得差不多了。他最后形成了一個判斷：在自己并沒有技術落后的情況下，現在的前沿就到這條線為止了。”

說白了，MNC的集體撤退其實代表的正是這一階段摸索期的完成。在技術發展到達瓶頸后，MNC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上述CRO從業者還提到，雖然MNC和biotech對于前沿科學的態度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兩者也會受彼此影響。其中之一就是人才儲備問題。“在基因治療的biotech紛紛失敗后，很多做這一塊臨床轉化的科學家都轉方向了。我認識的很多人，要么是回到了學術環境里，要么是去做更可控的研發方向，比如mRNA藥物。”

2021年以后，基因治療開始經歷由盛而衰的滑落；彼時，受疫情中mRNA疫苗的大火影響，這一核算療法賽道開始進入資本視線。mRNA藥物開發周期更短、風險更可控、應用場景更多、商業化前景更明確，這些都是基因治療比不了的地方。

同時，兩個賽道都涉及基因表達機制、核酸遞送技術、免疫反應調控、藥代動力學等問題，因此技術遷移起來并不算麻煩。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些MNC即使看上去已經放棄了基因治療，但其在其它領域的繼續探索，也算是“曲線救國”的一種表現。比如mRNA疫苗的LNP平臺在全球臨床上大獲成功，遞送的安全性、精準性、規模化能力都大幅提升，使得LNP如今也被更多地用于基因治療的遞送模式開發之中。

如果仔細研究MNC在基因治療上的撤退，就會發現他們放棄的，并不是整個賽道，而是賽道中的“老辦法”。

在撤退中更新

作為一家罕見病業務龐大的企業，武田制藥對于基因治療的態度，在MNC中較為典型。在資本黃金期間，公司對該領域的投入極為大方，累計潛在投入超過100億美元；而在近幾年的退潮期，公司也砍掉了不少相關管線，其中就包括所有采用AAV載體的基因療法。

比如輝瑞：雖然公司正在退出AAV基因療法領域，包括終止與Sangamo Therapeutics的合作，并將早期基因療法項目出售給阿斯利康的Alexion部門，但它依然保留了與Beam Therapeutics合作，探索mRNA遞送的堿基編輯技術。

比如諾華，公司擁有多條處于不同階段的基因治療管線，近幾年公司宣布停止開發的則是眼科AAV基因療法GT005。

可以看到，絕大部分MNC對于基因治療的“不滿”，其實都集中在AAV這一遞送技術上。2012年，全球首個AAV基因療法Glybera在歐盟獲批，標志著這一技術從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9款AAV療法獲批上市。隨著商用案例的增加，這一傳統技術的短板被越來越多得暴露出來。

首先就是AAV載體存在包裝容量限制、免疫原性高等問題，影響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其次在生產成本上，AAV基因治療的生產成本高，純化難度高，難以實現大規模商業化。

因此，早在幾年前，大部分MNC開始將手里的AAV類基因療法“出清”，將研發重心轉向非病毒載體技術，如外泌體、LNP等，今年輝瑞和Vertex的行為，只能被看成是一種收尾工作。

但新的遞送技術雖然在實驗室階段體現出比AAV更好的潛力，但由于目前還處于驗證階段，種種不成熟必將引發各種陣痛。這一青黃不接的局面，對于行業中不少企業確實造成了實實在在的打擊。

首當其沖的就是CRO企業。從AAV到非病毒載體，改變的不僅涉及到技術路線，還牽涉到工藝、法規、客戶定位等方面。“公司花了很大的心血，才把AAV這塊的質量做好，在臨床上求一個穩定的口碑是多么難的事情。”上述CRO從業者說到，“但現在不可否認的是，AAV這塊的客戶就是越來越少，公司必須做多元化的轉型。”

和藍鳥一樣，2020年左右的資本風潮帶起了一批以細胞與基因治療為賣點的CXO企業。五年過去了，“這些企業幾乎是十不存一。”當這個領域已經進入清算的尾聲，留給這些企業轉身的時間也已經進入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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