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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文創作激勵計劃#

韓紅、龐龍、賈冰、鳳凰傳奇……在如今的舞臺上，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歌星、組合、小品演員穿著靚麗的軍裝，獻上精彩的節目。

蔡國慶軍裝

如果你的年齡夠大，那么對李雙江、宋祖英、蔡國慶、閻維文等歌唱家，也不會陌生。

他們之所以能夠穿軍裝來演出，是因為一個共同的身份：他們都是部隊的文工團員，而且其中幾位還擁有不低的軍銜。

不過，隨著演員收入的水漲船高，有一些人開始指責，說這些隸屬于文工團的明星不僅有軍銜，而且收入也比那些奮戰在第一線的基層戰士高，這是不是不公平呢？

那么，事實真的如此嗎？文工團的工作又有何重要之處？

這些，還要從文工團這個特殊團體的前世今生說起。

五四運動前后，舊中國在各種思潮的沖擊下，思想和藝術形式出現了一次大爆發。

幾乎每一個高等學府和社會大小團體，都會有一些人組織起來，編演各類宣傳自己主張的節目。

其藝術形式之豐富，涵蓋人群之廣泛，比那些純粹為了掙錢而存在的藝術團體要強得多。那么自然而然，其宣傳力度也要大得多。

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之后，毛主席意識到了人民的支持和部隊戰斗力之間的關系，于是決定借鑒社會上演出團體的形式，著手建立一支隸屬于黨、強而有力的宣傳隊伍。

當時的農民文化程度低，文盲比例大，寫字印報紙他們看不懂，但是接受文藝節目卻沒有問題。

所以在1929年，紅軍的各級首長開始在戰士中選拔具有表演、歌唱才能的人，組成宣傳隊，為群眾表演各種宣傳進步思想的節目。

而這些宣傳隊，就成了文工團的前身。他們通過各種喜聞樂見的節目，讓人民知道了紅軍的主張，進而幫紅軍贏得了他們的支持。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部隊內部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也慢慢凸顯了出來。戰士們在戰斗之中，也需要通過一些寓教于樂的節目來鼓勁兒慰問。

這就需要有一支專業的隊伍，專門承擔這個任務。

1930年，紅軍各部隊中便紛紛成立了“藝術股”。到了1931年，“八一劇團”正式成立了。這是我軍第一支不承擔戰斗任務、專以表演節目為主要任務的團體。

1932年，紅軍中又成立了“工農劇社”，并且建立了一整套從中央到基層的垂直表演體系。到此，文工團的雛形，就算是搭建起來了。

由于此時紅軍受蘇聯方面的影響巨大，所以這些文藝團體的管理和表演方式，也有很多蘇聯的影子，這種影響也促進了節目的創作。

有些人將湘贛一帶的民間小調、還有一些蘇聯歌曲重新作詞，轉眼間便成就了一首首軍歌。戰士們唱著這些歌曲上戰場，打仗的勁頭兒就更足了。

這些歌曲中，有一些是非常經典的，比如說那首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

這首歌的曲譜，就是時任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的劉華清，以鄂豫皖根據地的“流行歌曲”《土地革命成功了》為基礎創作的。

這首歌將軍隊紀律的重要性，以一個非常活潑的方式唱了出來，非常便于傳播推廣。很多戰士在入伍后，就是通過這首歌接受了第一次教育。

抗日戰爭時期，“文工團”有了爆發式的增長。當時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每天都有大量的青年和學者進入。

這些人的成分復雜，既有學生教授，也有民間藝人。甚至還有一些人，直接就是國內的幾個專業藝術院校的學生和老師。

他們的到來，直接改變了革命藝術團體“不專業”的狀況，讓表演水平瞬間上了一個新臺階。

可作為革命的藝術團體，光有水平是不夠的，還需要足夠的政治能力。

曾幾何時，各個抗日根據地都充斥著只表現民族情結的節目，雖然看上去百花齊放，但實際上單調乏味，而且對革命事業并無裨益。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延安成立了十多所干部學校，專門吸納那些優秀的人才。

1938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了。

這是一所專門培養藝術干部和文藝骨干的學校，通過嚴格而活潑的政治學習，讓學員們迅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

學員畢業后，便將自己的所悟所得，融入到了藝術創作之中。很快，他們創作的節目就有了很大不同。

那種純粹的民族情結變少了，而講述革命道理的節目卻越來越多。緊接著，文藝節目的形式也變得豐富多彩起來。

除了話劇、歌曲之外，北方特有的大秧歌、雜技、快板等節目，也都登上了舞臺。革命文藝團體的蛻變，也隨之到來。

1939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團成立了。

這是歷史上第一支被冠以“文工團”之名的藝術團體。從此后，各個單位也都紛紛組建了自己的文工團。

而大量的優秀作品，也如同雨后春筍一般涌現了出來。熱火朝天的文藝工作，就此上了一個新臺階。

宣傳工作，需要隨時“與時俱進”，所以沒有多少時間給節目的編排者精雕細琢。有的時候演員上臺，只需要一個創作主干，其他的部分都需要臨時編詞。

這在曲藝表演中有一個專有名詞，就是“現掛”。當時的文工團員，現掛能力必須強，否則就很有可能在臺上“卡殼”。

不過，這些現掛，反倒催生了一個個經典節目。而一些部隊的高級領導，也會在這種風潮下牛刀小試，當起了臨時演員。

比如陳賡將軍，由于早年有過表演經驗，所以經常登臺演話劇。他上臺時，往往滿口“現掛”，但每次的效果都很不錯。

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一句中國的第一部紅色戲劇《廬山之雪》。這是一部反映紅軍反“圍剿”戰役的四幕話劇，首演之時，其演員陣容十分強大。

出演紅軍軍團長的，是后來解放東北的林帥；飾演紅軍軍團政委的，是聶榮臻元帥；而蔣介石的扮演者，則是開國大將羅瑞卿。

兩位大帥一位大將，在臺上以純“現掛”的方式表演，結果成就了一部空前絕后的經典劇目。

解放戰爭打響后，我軍雖然遭遇了一年多的低谷，但是很快反彈，完全掌握了戰場局面。而隨著我軍控制區域的增大，對文藝宣傳的需要也在增加。

每解放一座城市，我軍未必會大量屯駐，但是宣傳隊卻一定會留下來。因此，文工團迎來了又一次的爆發式發展。

1949年4、5月間，渡江戰役打響，劇作家吳石堅奉命組建“蘇南軍區文工團”。

一開始，文工團的計劃規模僅僅幾十人。但是沒過幾天，就被要求擴充到七百人，規模整整增大了十倍。

吳石堅根本找不到這么多的專業演員，只能是解放到哪里就招募到哪里。僅在上海一地，他就招募了135名“文藝戰士”。

如果實在湊不夠人，他就看哪些戰士嗓子好，不怯場，然后就不管人家是否同意，強行將關系轉到文工團。

而向大西南進軍的第四野戰軍，兵力龐大，其文工團的實力也非常可觀。

在東北有不少民間藝人，部隊中也有不少家屬，另外還有一些新發展的學生和婦女，他們幾乎都在文工團工作過。

巔峰時期，四野的文工團規模達到了一萬五千人。他們隨著自己的部隊一起行動，也把自己的足跡踏遍了東三省、華北平原和祖國的大西南。

時間很快來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了。

這一次，我軍面對的是裝備精良、號稱世界第一的美國軍隊，戰場的殘酷性遠非過往可比。

但是，那些在部隊中的文工團員們，卻紛紛寫下請戰書，要求“到前線去，到戰士們的生活中去。”他們要用戰火，錘煉自己的靈魂和創作能力。

一時間，每個軍都成立了自己的文工團，每個師都有文工隊，每個團甚至還有自己的隨行文藝兵。

這些文藝兵唱大鼓、說相聲、演雜技、唱著各種歌曲和戲劇，用輕松活潑的節目給戰士們打氣。

在他們的努力下，我軍雖然仗打得苦，傷亡也要大于敵人，但是出現所謂“戰場應激綜合征”的情況，卻遠遠少于敵人。

抗美援朝期間，誕生的經典歌曲，也是至今都讓人耳熟能詳。

除了那首：“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之外，還有一首傳唱度極高的《我是一個兵》。

這首歌與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一起，并稱為文工團員們手里的兩顆“重磅炸彈”，每每能在戰斗中起到反敗為勝的作用。

與此同時，國內也掀起了一場針對文工團進行改造的熱潮。戰爭逐漸遠去，部隊的正規化建設正在不斷推進，那么自然，文工團也要正規化、專業化。

從1951年起，文工團員的數量開始精簡，但是專業性卻得到了提高。

一些專業的劇團、歌舞團、曲藝團開始出現，成了文工團的下屬單位。而像總政治部這樣的大型單位，更是成立了專門的評劇團、越劇團、京劇團和雜技團。

至于那些退下來的演員，則是紛紛轉業，補充到地方的藝術團體之中。而他們，又把文工團的優良作風帶了下去，促進了中國總體文藝工作的發展。

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也因此拉開了序幕。

不過，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工團的發展進入了一個低谷。經過一系列的關停并轉，一些以連為建制的藝術團體取消了，改為了一個個的“宣傳隊”。

但是，這一時期的經典作品也不少，比如《北京頌歌》《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等，還有讓周總理念念不忘的《長征組歌》。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部隊的精簡，文工團的規模也被進一步壓縮。

曾經最為輝煌的總政文工團被撤銷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專業的舞蹈團、歌劇團、話劇團。

一些大軍區的文工團也紛紛改制，只在幾個邊疆軍區，還保留著原先大而全的編制。

到了2016年，國家再次對軍隊的藝術團體進行改制。經過精簡，只保留了隸屬于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的幾個劇團，以及各個兵種、各個戰區的文工團。

人員雖然少了，但是專業性卻變得更強。

而在2018年，各兵種的文工團取消了，但是黨中央卻重建了人民解放軍文工團。這樣做，是為了加強國家對文工團的管理，讓宣傳工作更能落在實處。

最重要的是，文工團的軍人是屬于文職，并沒有實際軍銜。

如李雙江是“中將”，閻維文、宋祖英是“少將”，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中將或少將軍銜”，只是享受該軍銜的待遇而已。

文工團作為與戰斗單位同樣重要的宣傳團體，一路走來也是相當不易。而且，文工團的戰士們，往往要面臨著比基層戰士更大的壓力。

在戰爭時期，他們不僅需要跟著部隊一起行軍，還要承擔一些推炮車、幫忙寫信、統計傷亡數字之類的工作。

另外，他們還要在休息的時候繼續排練，搞創作，有時候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而真到了戰斗來臨的時候，他們往往也需要拿起槍，去和敵人拼命。

可以說，他們承載著軍人的本職工作，文藝工作算是附加的。

可以想象，這樣的文藝兵，往往也是危險而勞累的。

正如李雪健老師在接受采訪時所說：“我們在當年是經歷過生死的。”這種特殊的體驗，恐怕不是那些認為他們“掙錢多”的人能夠想象的。

當然，如今的文工團已經改制，國家已經和平，文藝兵也很少再面臨生死考驗了。

但是，他們的身上，卻仍然承載著社會的責任。就以如今最著名的韓紅老師來說，她曾經多次進藏，向當地的人民播撒著愛心。

她也有自己的慈善基金會，每次國家出現災難，她總會第一時間前往支援。

要知道，她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文工團員，而是文工團從通訊部邀請而來的專家。即使她不承擔這些，也無可厚非。

從她的身上，我們能看到部隊中的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心。

另外，如今的文工團員們，也依然承擔著宣傳任務。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就能發現，文工團員們表演的歌曲，往往都是積極向上的，很少有流行音樂中的那些小情小愛。

而小品、短劇等等，也都是正能量的，很少有那些讓人厭惡的無病呻吟。在如今的文藝市場上，他們仍然是一股清流。

誠然，一些文工團員的收入，確實高于基層戰士。但是，他們承載的東西，也絕非基層戰士可比。

應該說，兩者都很重要，只是側重點不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收入高一些無可厚非。畢竟，他們還要承擔演出服飾、自身進修等一系列成本，開銷也更大。

況且，軍隊內部和國家也有收入的調節機制，文工團員們到手的收入，已經是比那些演藝公司推出來的歌星、影星少得多了。繼續在這方面去吹毛求疵，其實意義不大。

希望我們的文工團們能夠再接再厲，繼續給我們帶來更多更優秀的作品，繼續傳播正能量。

參考資料：

南方周末：文工團往事：文藝是個好東西

中國軍網：抗美援朝戰場上的戰地文藝：放聲歌唱“最可愛的人”

《國家人文歷史》 2021年第2期126-135 戰火中的青春之歌 志愿軍文工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