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界狂歡or資本界狂野？

“女人在一場手術中睡著了，她的意識卻墜入了永恒的時間。在時間的漫游中，她制造了一個仿生人，并體會到了人類之愛的本質?！?/p>

這是電影《狂野時代》備案公示信息中的故事梗概。在剛剛結束的第78屆戛納電影節上，該片斬獲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成為繼侯孝賢《刺客聶隱娘》后十年來首部登頂戛納的華語電影。然而，這座獎杯甫一亮相，便如一顆深水炸彈，激起輿論兩極分化的巨浪——有人稱其為“華語電影的詩意革命”，有人嘲諷是“資本操控的安慰獎”，更有人直指影片“晦澀難懂”、“消費女性”。

爭議本身或許比獎項更有趣。它像一面棱鏡，折射出藝術電影在全球化與資本化夾縫中的掙扎與突破，也映照出觀眾對“何為好電影”的永恒困惑。今天，我們不妨拋開非黑即白的站隊，用理論與現實的放大鏡，拆解這場“狂野爭議”背后的深層邏輯。

《狂野時代》獲獎后，最刺耳的質疑莫過于“特設獎項含金量不足”。但若翻看戛納歷史，主競賽單元的評選機制堪稱嚴苛，而“評委團特別獎”雖非金棕櫚獎，卻也絕非“安慰獎”。對此，本屆評委會主席朱麗葉·比諾什如是回應：“作為主席，這個獎是特設的，是我爭取的……影片精彩紛呈，它打開了一場夢，你需要去猜想它的意義。它會讓你成長。它感動了我。它很神秘。我希望用這個獎嘉獎這部影片。”

從評委會主席的發言可以看出，評審會特別獎的頒發是出于對影片藝術性的肯定。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恰好為這場爭議提供了絕佳注腳。文化資本是個體或群體通過掌握特定的文化知識、審美能力、教育背景和符號資源，所積累的一種“隱形財富”。它包括：具體的能力（比如教育水平、審美能力）、文化產品（比如電影、書籍、藝術品）、社會制度的認可（比如學歷證書、職稱、獎項），而且文化資本是一種可積累、可轉化的社會資源。

《狂野時代》本身是文化資本的物質載體，它既包括個體層面的知識技能（如導演的視聽語言掌控力），也涵蓋集體層面的文化符號體系（如華語藝術電影的美學傳統），戛納電影節的獲獎為其賦予權威性，使其在藝術領域獲得“認證”，實則是認可了其美學體系的“可流通性”。它的獲獎展現了新一代華語片的進階策略——不再販賣“他者化”的東方符號，而是用普世性的文化表達包裹本土文化基因，讓中國電影這一文化資本在國際市場具備了更高的認可度。

《狂野時代》長達160分鐘，以六段夢境敘事跨越不同年代，其中包含了對多部經典電影的致敬內容和一段30分鐘的長鏡頭情節。對此，觀眾分化明顯：追求藝術美學的群體盛贊其視聽語言，而普通觀眾則認為敘事支離破碎，缺乏連貫性。外媒如《Indiewire》直言其“刻意將觀眾隔絕于導演思維之外”。但有趣的是，這種破碎感恰恰是導演畢贛的美學標志。

從《路邊野餐》到《地球最后的夜晚》，畢贛始終癡迷于“時間”的變形記。他似乎對長鏡頭格外癡迷，成名作《路邊野餐》中就曾以一段42分鐘的長鏡頭震驚四座，《地球的最后夜晚》中更是將這個記錄延長至了驚人的60分鐘！在《狂野時代》中，他依然選擇用長鏡頭縫合現實與幻境的裂縫。

這種手法看似挑戰觀眾耐心，實則暗合接受美學的核心命題：藝術的價值不僅在于創作，更在于觀眾的“解碼”。藝術電影的初衷和故事片、娛樂片并不相同，它并不講故事和殺時間，而是為了引發觀眾某種定向的思考。思考這件事，本身就非淺顯或輕松，這也許類似于學習理論書籍和看漫畫的區別。

正如哲學家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所言：“每一種解釋都帶有偏見，而這種偏見正是解釋的條件。”我們在提到文藝片的時候，總是難免帶著“晦澀”“難懂”“無病呻吟”等等偏見，并將此歸因為創作者的傲慢，實則在進行解釋的時候，偏向性是必然存在的，而這是解釋能夠展開的前提。我們可以討論，可以交流，可以褒貶，有興趣可以試著去深入理解，誠如伽達默爾的另一句名言：“理解是一種視域融合。”

易烊千璽、舒淇領銜主演，趙又廷特邀主演，李庚希特別主演，黃覺、陳永忠主演，《狂野時代》的演員陣容也成為討論的焦點，流量明星的加入被質疑為“資本快餐”，是商業妥協的象征。

批評者認為流量明星的加入削弱了藝術 的純粹性，而支持者則認為這是文藝片市場化的必要嘗試。但若用經濟學中的“注意力稀缺理論”分析，流量明星恰恰是藝術片殺出重圍的“特洛伊木馬”。在短視頻蠶食注意力的時代，文藝片若依然固守“小眾“”清高”，只會淪為影展櫥窗里的標本?！犊褚皶r代》借用流量撬動大眾市場，再用電影的深度完成“文化折衷”，不能不說是一種藝術與商業兼容的嘗試。

這并非孤例，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掮客》找來IU，就是在商業與藝術間兼容而行的成功案例。我們必須改變刻板印象——流量不是原罪，關鍵要看導演能否將其轉化為電影炸裂的燃料。當易烊千璽在30分鐘長鏡頭中褪去偶像光環，化身掙扎于記憶迷宮的仿生人時，誰能說這不是一次“流量祛魅”的實驗？

舒淇飾演的“意識覺醒者”雖具突破性，但其最終使命被指仍服務于男性角色的救贖，陷入“父權制新皮膚”的爭議。影片中女性角色的身體特寫與商業化營銷也被批評為消費女性形象。

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于1975年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文中提出“男性凝視”概念，指電影中女性被物化為男性觀眾欲望的對象，這種“凝視”不僅是觀看，還涉及控制和支配。《狂野時代》中確實存在大量女性身體特寫，若脫離語境看確有“被消費”之嫌，但若結合敘事，你會發現舒淇飾演的角色的覺醒不是關乎性別，而是關乎“人類-仿生人”二元對立的反抗。

就像每一片樹葉都有自己獨特的葉脈，每一個影片也都是一個獨立的主旨，并非所有的電影都將性別敘事作為表達主題，至少《狂野時代》不是。在影片中，恰好“人類”的代表是一名女性，“仿生人”的代表是一名男性而已，若是對調，故事核心依然成立。而且我們也應該看到，女性在這個故事里成為“提出問題的人”，而非“被解答的客體”，比起將女性角色演繹為“圣母”或“禍水”的臉譜化影片，《狂野時代》的嘗試已算得上“狂野”。

關于《狂野時代》的爭議，本質是藝術電影在全球化與資本化語境下的典型困境——如何在創作者表達與大眾接受度之間找到平衡？而爭議本身正是這種焦慮的具象化表達。

我們首先得承認其獲獎既是對華語藝術電影工業化的肯定，也延展出文化輸出中“本土性”與“國際性”的矛盾。至于藝術電影未來的道路，或許我們該對藝術片多些寬容。想想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曾被罵作“催眠神片”，如今卻被奉為科幻經典；王家衛的《東邪西毒》上映時票房慘敗，二十年后卻被解構出無數隱喻；周星馳的《大話西游》上映七天被迫下架，成為我們虧欠的一張電影票。也許，時間才是藝術片的終極評委。

編輯：Yuri

撰文：魚龍曼衍

排版：Julia

設計：姜黑勒久

圖源：豆瓣、Ic photo、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