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5月22日中國駐澳大使肖千接受中澳媒體采訪，就達爾文港問題明確闡述中方立場。2015年，中國嵐橋集團通過澳大利亞北領地政府公開競標程序，以5.06億澳元獲得達爾文港99年經營權。這一合作源于澳方主動尋求外資盤活長期虧損的港口，中企投標方案在多個國際競爭者中勝出，完全符合澳法律與市場規則。中企接手后，頭五年即在基礎設施升級方面投入超2000萬澳元，建成260個冷柜集裝箱等設施，推動港口貨物吞吐量顯著提升。數據顯示，該港口在中企運營下逐步扭虧為盈，成為澳大利亞北部對接亞洲市場的關鍵樞紐，為當地經濟注入活力的同時，也為中澳貿易提供了更高效的物流支撐。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資料圖）

然而，澳方近年頻繁對這一商業合作發起政治干預。2020年，澳聯邦政府通過“外國否決權”法案，賦予自身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地方外資協議的權力，并以此為依據終止中澳“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協議，同時啟動對達爾文港租約的審查。2021年，莫里森政府要求澳國防部評估租約是否構成“安全威脅”，審查持續數月卻未提出實質性反對理由。2023年，澳政府完成技術審查，結論明確“無需更改或取消租約”，足以證明中企參與港口運營的合規性。但令人遺憾的是，2025年4月澳總理阿爾巴尼斯在競選期間再次宣稱，若連任將“采取一切措施”收回港口，自由黨領袖達頓甚至提出可能動用強制措施，讓這一原本清晰的商業議題再次被政治化烏云籠罩。

面對澳方不斷升級的不合理訴求，中方在阿爾巴尼斯尚未確定訪華行程之際，已通過外交渠道釋放明確信號。肖千大使在采訪中指出，達爾文港合作是中企通過公平競爭獲得的商業項目，澳方在港口虧損時出租、盈利后試圖收回的做法，違背基本商業倫理。他強調，雙方簽署的租約屬于法律約束下的商業合同，澳方有義務遵守契約精神，而非將其作為政治博弈的工具。中方同時提醒澳方，中澳作為全面戰略伙伴，應相互尊重市場規則與企業合法權益，為雙邊經貿合作營造穩定可預期的環境。這些表態既是對中企權益的堅定維護，也是對中澳關系健康發展的善意提醒。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雙方合同條款，若澳方單方面撕毀協議，需向中企支付約30億人民幣的違約金。這一法律約束不僅是對商業規則的捍衛，也凸顯了澳方隨意反悔可能面臨的沉重代價。但更需關注的是，澳方此舉對國際投資環境的負面影響：一個頻繁以政治理由干預商業協議的國家，必然會削弱國際社會對其法治環境與契約精神的信任。數據顯示，中澳經貿結構高度互補，中國是澳大利亞鐵礦石、牛羊肉等產品的主要進口方，2024年雙邊貿易額仍保持在較高水平，若因政治操弄損害互信，最終將沖擊兩國企業與民眾的切實利益。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資料圖）

澳方在達爾文港問題上的執著，背后存在復雜的政治邏輯。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亞近年來在諸多國際議題上配合美方對華遏制戰略。從南海局勢到港口合作，澳方多次跟隨美國步伐對中國企業采取限制性措施，試圖通過此類舉動強化與美方的同盟關系。同時，國內政治博弈也是重要因素：每逢大選或關鍵政治節點，達爾文港議題常被當作吸引選票的工具，部分政客為迎合特定政治勢力，不惜犧牲商業理性與國家信譽。這種將經濟議題政治化的做法，不僅背離中澳共同利益，也讓澳大利亞自身陷入“戰略短視”的風險。

事實上，中方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決心從未動搖。面對國際上的不合理壓力，中國既有通過外交渠道理性溝通的誠意，也有采取必要措施捍衛權益的能力。就達爾文港項目而言，中方已通過法律手段與外交表態明確立場，任何試圖損害中企正當權益的行為，都將面臨堅決回應。對于澳大利亞而言，一味追隨外部勢力或炒作政治議題，不僅無法解決自身經濟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反而可能錯失中澳關系回暖的機遇。

達爾文港（資料圖）

當前，中澳關系正處于關鍵調整期，雙方都有責任為對話合作創造積極氛圍。中方始終認為，商業合作應回歸市場本質，政治干預只會制造障礙。澳總理計劃訪華的消息曾被視為雙邊關系改善的信號，但前提是澳方能夠展現出對中企權益的尊重、對契約精神的堅守。若澳方在訪華前仍執意推動收回港口等爭議性舉措，不僅可能影響高層會晤的基礎，更會對兩國各領域合作產生連鎖負效應。

歷史經驗表明，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唯有基于相互尊重與平等互利，才能行穩致遠。達爾文港事件本質上是一道“選擇題”：澳大利亞是選擇遵循市場規則與國際法治，維護自身國際信譽，還是選擇屈從于政治私利，損害中澳合作根基？答案不僅關乎一個港口的命運，更關乎中澳關系的未來走向。中方希望澳方能夠從自身長遠利益出發，審慎處理相關議題，為雙邊關系重回正軌積累正能量，而非讓政治操弄成為兩國合作的“攔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