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小小的錢幣，有時也能掀起意想不到的波瀾。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曾經深度卷入中國沿海經濟的錢幣：寬永通寶。

此錢不論在中國還是日本，都存量巨大。它的故事，是一場跨越海洋的經濟“暗戰”。

日本武士老照片

公元1626年（日本寬永三年，中國明朝天啟六年）。在日本列島，后水尾天皇在位期間，一種名為“寬永通寶”的銅錢開始鑄造。這枚錢幣的名字，取自當時日本的年號“寬永”。

這枚看似普通的銅錢，生命力竟如此頑強。它從江戶幕府初期（德川家光時代）開始大規模鑄造，歷經日本十代天皇，一直到1867年明治維新前夕才被廢止，流通時間長達240余年！

它成為日本歷史上鑄造量最大、流通時間最長、版別最繁雜的錢幣。光背面紋飾就花樣百出，玩家們常說的“古寬永”、“二水永”、“水波永”等名目，指的就是不同時期、不同錢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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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永通寶為何能遠渡重洋，大量流入中國？這背后是當時洶涌澎湃的中日貿易浪潮。

據《貨幣文化交流史話》記載，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鄭成功家族扮演了關鍵角色。鄭成功本人（母親是日本人田川氏）在東南沿海擁有強大勢力，與日本關系特殊。他及其子鄭經，以臺灣為基地，大力開展對日貿易。

史載，從1650年到1661年，中國赴日商船多達607艘，其中大部分是鄭氏船隊。他們用臺灣的糖、鹿皮等特產，大量換取日本的銅、軍械等物資。貿易額巨大，平均每年鄭經就派50艘船前往日本長崎。

收復臺灣的鄭成功

正是在這種繁盛的貿易往來中，作為日本主要流通貨幣的寬永通寶，也隨著商船，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而清朝初年正面臨著一個棘手問題：嚴重缺銅！連鑄造官方銅錢（制錢）的基本原料都捉襟見肘。官方鑄幣量嚴重不足，難以滿足市場需求。

寬永通寶的流入，起初似乎解了清廷的燃眉之急。由于貿易頻繁，包括江淮一帶的米市、鹽場等商業重地，逐漸習慣了使用這種制作精良、供應相對穩定的日本銅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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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面對“銅荒”和市場上寬永通寶已廣泛流通的現實，到了乾隆朝初期，則采取了默許甚至變相承認其合法性的態度，試圖以此填補官方貨幣的缺口。

然而，隱患就此埋下。

寬永通寶流通范圍越來越廣，數量越來越多。漸漸地，在沿海某些地區，老百姓日常交易認“寬永通寶”更甚于認官方的“乾隆通寶”！這枚刻著日本年號的異國錢幣，竟然在局部市場上占據了主導地位。

更令人警惕的是，其影響力甚至超出了經濟領域。史料記載，一些江南地區的文人，在書寫文章落款時，竟誤用了“寬永三年”這樣的日本紀年！這枚錢幣攜帶的文化符號，悄然滲入。

存量巨大的傳世錢

日本方面，部分勢力顯然看到了“商機”。他們不僅正常輸出寬永通寶，更有人懷揣著通過控制中國沿海貨幣供應，來牟取暴利甚至施加經濟影響的意圖。

更惡劣的是，眼見寬永通寶在中國流行，一些日本奸商開始大量私鑄成色不足、重量偷工的劣質寬永通寶，專門傾銷到中國市場。

私鑄劣幣迅速侵蝕市場。劣幣驅逐良幣，導致物價混亂，交易失信。嚴重到什么程度？連清政府的稅收都因此大幅縮水，國家財政面臨嚴峻危機！市場上真假寬永通寶混雜，良莠不齊，沿海部分地區正常的商業秩序幾近崩潰。

晚清照片：福建海灘清兵處決日本浪人

警鐘終于被重重敲響！當時的兩廣總督、江蘇巡撫等封疆大吏，紛紛緊急上奏乾隆皇帝，痛陳寬永通寶泛濫及私鑄之害對國家經濟根基的動搖。

乾隆皇帝聞奏，震怒且警覺。他深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刻展現出帝王的雷霆手段：明令全國，即刻停止使用寬永通寶（無論新舊、公私）。

隨后嚴令各地官員，大力查禁、收繳流通中的寬永通寶，對參與私鑄、走私的國內外不法商人，予以嚴懲。這個決策果斷而徹底，地方官員執行力也空前高效。

道光之后流入中國的“天保通寶”

此后囤積居奇者、私鑄牟利者紛紛偃旗息鼓。流入中國近一個世紀的寬永通寶，迅速從日常流通領域消失了蹤跡。有相當一部分被埋藏于東南沿海的地下，或在藏家的錢匣中收藏。

清道光年間，日本災害頻發農民紛紛揭竿而起。為維護封建統治江戶幕府又推出“天保通寶”大錢，后來也大量流入中國。然而和中國咸豐錢命運一樣，虛值大錢的泛濫終究引來了通貨膨脹。

自古以來日本便覬覦中國的領土和財富，明治維新后，便把狼子野心徹底暴露出來，已經不滿足小規模經濟掠奪了。后面的歷史那就是中國人最刻骨銘心的記憶！

名版“二水永” 背上星 好品市場價過千

寬永通寶擁有的人很多，但會玩的人卻極少，一方面是多數玩家不喜歡，另一方面是存量實在太大了。普通品種遠不如宋絲絲好玩，名版也就記得個早期古寬永的“二水永” （既永字寫法是二、水）。

名版、母錢的好品市場價也就小千左右，沒什么熱度。包括“天保通寶”也是如此，別看錢幣大，普通當百也就幾十元，母錢小幾千。

它們的存在，提醒我們國家間交往中永恒的主題：利益交織，博弈常在，唯有自強方能立于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