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清晨，日本大阪吹田市發生了一起令人無法直視的家庭慘案。

當天早餐6點20分一名路人途經“大阪世博會”附近的一座高架天橋時，發現一名男子倒臥在橋下，警方趕到后確認男子已死亡，天橋上留有一輛自行車。

男子年僅26歲，是一位年輕父親，家住附近1.3公里的集合住宅，初步判斷他是騎車前來，之后跳橋自盡。

真正令人無法直視的隨后的發現，警方到其家中發現他的26歲妻子與兩個分別為1歲和2歲的女兒仰面躺在床上，腹部流血不止，早已死亡……

床邊放著一把帶血的菜刀，客廳桌上有一張手寫紙條上面寫著 “XX（女兒的名字），對不起，對不起，媽媽。”似乎是兇手表達歉意。

這位年輕父親在情緒崩潰的極限時刻，先殺害妻女然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警方正以可能為家庭集體自殺的角度展開調查……

據附近一位居民表示：“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是在5月20日左右；他們一家四口，但我從未見過他跟家人一起出來。我無法想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離我這么近的地方。”

這是一樁典型的“無理心中（殺掉親人再自殺）”案件——一個日本社會中并不陌生的詞匯，卻依然令人每次聽見都感到心頭發緊。它往往不是由恨意驅動，而是絕望，是親人之間強烈的情感與錯亂的判斷交織出的悲劇。在日本的文化語境中，“一家人一起走”有時竟會被誤認為是一種“責任感”的體現。

同樣的悲劇在兩周前的5月20日，也同樣發生在大阪（池田市），當日一名5歲的小女孩獨自一人在街頭徘徊，她瘦小的身影引起了附近便利店店員的注意，被好心的店員帶進店內暫時安置。

當店員問她怎么了，她說：“爸爸媽媽吵架了，有人拿刀，好像有人受傷了。”于是店員報了警。

等警察趕到女孩的家中在臥室發現一對男女的尸體，是小女孩的父母，母親34歲從事介護工作，父親38歲是打零工的臨時工，男子死亡的原因是頸腹部有傷（自殺），女子腹部多處被刺。

警方初步推測是父親在失控情緒中殺害了母親，再自我了斷。最令人心碎的是，根據尸檢時間，母親在5月17日死亡，父親則是在19日離世。也就是說小女孩極有可能在母親去世后獨自一人生活了兩天半，在父母雙雙死亡的空間中，獨自度過了至少12小時以上。

真正讓人揪心的細節還在后面，女孩被送往兒童保護機構后，在更換衣物時，工作人員才發現她的背部竟也有一道刀傷，已是多日前所致，且刺入深達肝臟與腎臟。醫生判斷需要至少兩周住院治療。也就是說，她很可能在那場家庭悲劇中也遭到父親攻擊，但在傷痛中頑強地活了下來。

這兩起案件，看似偶然實則有著許多令人熟悉的共性。它們都發生在集合住宅內——一種原本為都市年輕家庭量身打造的生活方式，如今卻像是被壓抑情緒的聚集地。

一旦家庭內部出現問題，很容易變成密閉空間中的“沉默潰敗”。

也許大家會問：為什么這些父親在絕望時選擇帶走家人？為什么不一個人了結，非要讓孩子也陪葬？

在日本類似的悲劇并不少見。不同于其他地方時有發生的“報復社會型”暴力事件，日本的極端案件多是內爆式毀滅，關起門來自毀——殺掉家人，然后結束自己。

從日本社會文化結構看，這種極端行為其實背后有著深植人心的“向內歸因”觀念。在這個文化里，“不要麻煩別人”“不打擾社會”“獨自承擔”是從小被灌輸的價值觀。當生活陷入困境，人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向外求助，而是自我檢討，甚至羞于暴露問題。心理問題仍是帶有污名標簽的領域，不少人寧愿崩潰也不愿走進心理咨詢室。

所以日本社會才會如此安靜——既是表面文明有序，也是不動聲色地走向毀滅。這些父親，并非我們刻板印象中的“冷血殺手”，并且從外人視角看，他們對孩子是有愛的。

池田市的那位父親，據熟人回憶說，經常看到他帶著妻女一起玩球、學騎車，滑板車上貼著女兒最愛的三麗鷗貼紙；他確實用心在養育這個孩子。只是，生活一點點消耗了他的尊嚴——沒有穩定收入、與妻子頻繁爭吵、精神狀態時好時壞、與親人斷聯……

他曾試著堅持，但當最后一根稻草落下，理智崩盤，愛也變了質，成了一種錯誤的“解脫方式”。

或許他們覺得，如果死了沒人能照顧這孩子，然后固執地認為“帶走她們”是對她們的保護，所以悲劇就在于這樣的想法居然在現實中不斷出現。

這也不是“畸形的父愛”，而是徹底的精神崩壞下的幻覺，而另一重背景，是貧窮。雖然警方未公開兩個悲劇家庭的財務狀況，但從居住環境在集合公寓、生活軌跡和工作不穩定的情況推測，他們的經濟狀況并不寬裕……

我們很難歸因這類悲劇究竟該由誰負責——但最無法接受的是這些還不會寫字的孩子，竟要為大人的崩潰而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