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李在明正式就任韓國第21屆總統，韓國政壇迎來了一場極具對抗性的權力重構，這位以激進改革著稱的“進步派斗士”，在執政初期的動作中，明確展現出將“親美右派”勢力連根拔起的政治決心。

從特檢風暴到經濟改革，從外交轉向到制度重構，李在明的頭號目標不僅是對前任政府的清算，更是試圖重塑韓國的政治生態與國家方向，打破長期以來的親美右翼主導格局。

上任后的政治清算

李在明上任后首個重磅舉措，便是啟動針對前政府高官與國民力量黨的“特別檢察”（特檢），特檢令直指前總統尹錫悅及其親信、國民力量黨高層，乃至三星等財閥巨頭，劍指“權力與資本的黑色紐帶”。

此舉不僅意在追究尹錫悅“戒嚴違憲”及夫人金建希“親信干政”等案件，更將矛頭對準國民力量黨整體，指控其“默許政變”“系統性違憲”。

李在明以“終結內亂”為由，將國民力量黨列為調查對象，暗示若證據確鑿，或將效仿2014年解散統合進步黨的先例，徹底清除親美右翼的政治根基。

根據韓國憲法第111條，若政黨目標或行動悖離國家基本秩序，政府可提請憲法法院解散該黨，而這一強硬姿態打破了韓國“右翼總統入獄但獲特赦”的政治慣例，彰顯其“牢底坐穿”的清算決心。

同時李在明的改革藍圖直指韓國經濟結構的親美依賴，作為“國家制度工程師”，他提出推進基本收入制度、改革房地產市場、強化金融資本監管等政策，意圖構建“國家主導型經濟范式”。

其核心在于削弱財閥對政治與經濟的壟斷，三星、現代等集團長期以政治獻金換取政策傾斜，甚至干預外交決策（如尹錫悅任內推動韓日和解）。

特檢風暴中，李在明重點調查財閥與美國資本的利益勾連，試圖切斷“財閥指揮白宮，白宮遙控青瓦臺”的提線木偶體系，而通過稅制改革與資源分配干預，他旨在重塑經濟權力結構，降低對美依賴，為外交自主鋪路。

平衡中美關系，擺脫“戰略附庸”標簽

當然李在明這步政治豪賭，風險著實不小，雖然他領導的共同民主黨在國會里是絕對多數，推行議程相對順利，但韓國社會內部的撕裂已經極其嚴重，國民力量黨也不是一盤散沙，他們有自己的堅實基本盤。

李在明這種典型的“斗爭型”政治風格，雖然能凝聚一部分支持者，但也極容易進一步加劇社會對立和矛盾。

如果反對派和那些傳統的右翼保守勢力、甚至包括一部分宗教力量聯手，利用社交媒體組織反擊，街頭政治的對抗場面，很可能在韓國的各大城市重演。

韓國左右翼的斗爭早已深植于國家基因，從全斗煥到樸槿惠，從文在寅到尹錫悅，每一次政權更迭都伴隨激烈的清算與反噬。

李在明此次行動，本質上是左翼勢力對親美保守派長達數十年的反擊，亦是韓國在“大國夾縫”中尋求自主的艱難嘗試。

同時李在明在外交策略也折射出了其“去親美化”的意圖，盡管韓國需維系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但他明確拒絕成為“任何大國的戰略附庸”。

他提出的“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外交，既是對中國釋放和解信號，亦是對美國霸權的悄然掙脫，但歷史經驗表明，過度清算往往導致治理癱瘓，李在明需在“正義之劍”與“國家穩定”間尋找微妙平衡。

在對華政策上，李在明釋放出務實合作信號：前任外長集體發聲呼吁重視中韓經貿，而其支持者強調中國作為重要貿易伙伴的地位。

與此同時，李在明借特朗普關稅政策施壓之際，利用稀土資源與中國合作，在美韓之間制造博弈空間。

而這種“平衡術”本質是擺脫過度親美束縛，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如RCEP）重構外交自主性，避免被美國完全綁定。

韓國制度重構

看看韓國歷史就知道，總統雄心勃勃想搞經濟改革、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結果因為各種阻撓而最終功敗垂成，盧武鉉、文在寅兩位前總統，都曾有過這方面的慘痛教訓，而李在明要挑戰的既得利益和政治慣性，一點也不比前人小。

李在明的執政風格帶有鮮明集權色彩，其“直通型領導”模式強化總統室權力，削弱傳統文官與黨內溫和派影響，人事布局上，大批親信進入核心決策圈，確保改革議程的高效推進。

在意識形態層面，他借清算國民力量黨，將“親美右派”與“歷史罪人”標簽掛鉤，動員民族主義情緒，鞏固進步派支持基礎，此舉既是對右翼勢力的政治清洗，也是通過塑造“國家正義”敘事重塑社會共識。

李在明的激進策略必然會面臨多重挑戰，國內層面，國民力量黨煽動大規模抗議，指責特檢為“政治報復”，社會撕裂加劇，法律層面，解散國民力量黨需憲法法院裁決，右翼議員表決權利保障亦構成障礙。

此外經濟改革需平衡財閥利益與市場穩定，外交平衡亦需在中美博弈中謹慎行事，李在明若操之過急，極有可能引發政治動蕩或外部干預，考驗其執政智慧。

李在明掌權后的“親美右派殲滅戰”，既是個人政治野心的釋放，更是韓國社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他試圖以司法清算、經濟改革、外交轉向重構國家權力結構，但激進手段已引發保守派的絕地反擊。

這場政治風暴的結局，將深刻影響東北亞的戰略平衡：若李在明成功平衡改革與穩定，韓國或迎來自主發展的新契機；若陷入權力內耗，則可能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結語

李在明將拔除“親美右派”作為頭號目標，本質是一場重塑國家認同的戰略博弈，他試圖通過政治清算打破右翼勢力循環，以經濟改革切斷親美根基，以外交轉向爭取自主空間，最終構建“去依附化”的韓國新秩序。

這一進程不僅關乎韓國國內權力重構，更在中美博弈的復雜棋局中，為小國自主探索新的生存路徑，其成敗將取決于能否在強硬與務實間找到平衡，化解內外壓力，兌現“終結內亂”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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