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城市“搶人大戰”，風云再起。

進入2025年，全國各地忽然又掀起了新一輪人才爭奪的浪潮。比如，廣州南沙不僅為應屆畢業生提供免費住宿和面試路費補貼，新引進落戶的本科生、碩士、博士每月還可分別申領1000元、2000元、4000元生活補貼，連續支持30個月；蘇州提出對人工智能領域頂尖人才頂格支持，給予最高1億元項目資助和最高1000萬元購房補貼。還有許多城市也都紛紛拿出看家本領，試圖吸引各路人才的加盟。力度之大與誠意之深，著實令人嘆為觀止。

個中深意，耐人尋味。

1

“搶人大戰”并不是新鮮事，早在2018年前后就曾出現過。

猶記得那時，以南京、武漢、成都、西安、長沙等為代表的一眾二線城市，先后放出“送戶口”“送房補”“免費租借辦公區”等大招來吸引人才，希望以此來提升城市活力并推動經濟發展。而那場“搶人大戰”的范圍，足足涉及數十個城市之多。

相比于彼時，本輪“搶人大戰”在諸多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首先，是參與城市范圍與層級的顯著拓展。

2018年前后的那場“搶人大戰”，主角其實是二線及以下城市，而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因為受到人口規模控制等客觀條件的限制，當時表現相對克制。不過在2025年，一線城市一改常態紛紛下場，儼然成為了這場“搶人大戰”的主角。

例如，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針對應屆畢業生推出“求職7日免費住宿、實習3月免費短租、就業3年優惠長租”的階梯式安居體系，這在北京市尚屬首次；深圳喊出了“只收夢想，不收租金”的口號，將應屆畢業生免費住宿天數從7天延長到15天；而本文開篇提到的廣州，則是祭出“免租一年+最高4000元/月生活補貼”組合拳……這些一線城市坐擁豐富的創新資源、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強大的產業基礎，原本對于人才而言就已經具有足夠的吸引力，如今他們又大招頻出，無疑讓這場“搶人大戰”的競爭態勢變得更加激烈。

與此同時，三到五線城市也不甘示弱，比如衡水、威海、德州、煙臺等城市都陸續出臺高技能人才政策，加入競爭行列，這讓本輪“搶人大戰”的覆蓋范圍遠超以往，從曾經的重點城市為主逐步向更為廣泛的區域蔓延。

其次，是政策導向更加貼心且明晰。

在本輪“搶人大戰”當中，各地的政策著實讓人感到無比貼心：從面試路費到過渡住宿，從創業場地到科研配套，政策覆蓋求職創業全流程。除了前文提到的北京、廣州、蘇州等城市的實踐之外，諸如深圳、成都、鄭州、昆明、荊州等多個城市紛紛開啟 “六折租房戰”，保障性租賃住房大量入市，租金最低只要421元。可以看到，各個城市的政策設計理念很好地回應了當前年輕人租房貴、起步難等痛點，用真金白銀來幫助他們解決現實問題。毫不夸張地講，各城市的“搶人”策略已進化到毛細血管級別的精細化運營，也更好地詮釋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不僅如此，本輪“搶人大戰”的政策目標定位也比以往更加明晰，從方向上看，各地明顯更著重于鎖定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相關的科技創新型人才，并面向全球招募。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廣東，其“百萬英才匯南粵”行動計劃首期募集的60多萬個優質崗位中，半導體、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崗位占比超七成；此外，上海也提到“必須堅持以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為總牽引，更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大超常規的快速引才力度，用好‘伯樂’機制，放眼全球引進頂尖人才”等等。

最后，是更加注重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不同于過去簡單粗暴的“送戶口”“送房補”，眼下的人才爭奪戰更看重的是城市未來發展環境與發展生態的營造，為人才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舞臺和上升空間。比如，多地強調要打造科技園區、創客空間和孵化器，為科技人才提供創新平臺；優化人才評價機制，讓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加強文化、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投入，提升城市的綜合吸引力，等等。這種競爭邏輯的轉變，意味著城市已經認識到人才的長期留存和發揮作用，需要依賴于良好的發展環境和上升通道，而不僅僅是戶口、住房那么簡單。

總結起來，本輪“搶人大戰”的不同以往，背后反映的其實是城市發展戰略的深度調整，以及對人才價值認知的進一步升華。

2

城市之所以要如此不遺余力地“搶人”，根源當然在于“人”變得更加稀缺了，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全國范圍內人口紅利的衰減。

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一個國家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這便是人口經濟學家口中的“人口紅利”。

對我國來說，之所以會發生改革開放至今的經濟增長奇跡，人口紅利的作用可謂居功至偉。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要素驅動模式特征顯著，其中以投資居首。按照經濟學“邊際報酬遞減”的有關理論，在勞動力供給不變的前提下，不斷擴大投資，資本的邊際報酬就會呈現出遞減趨勢——即投入等量的資本，從中獲得的回報卻越來越少。事實上，我國經濟增長之所以能夠保持長期的強勁勢頭，關鍵原因之一便是人口紅利的存在延緩了資本回報率的降低速度。

《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3年以前，我國勞動適齡人口（16歲-64歲）的數量始終呈現逐年遞增態勢，從1982年的6.25億人增至2013年的10.1億人，從而確保了國民經濟每年新增勞動力超過1200萬，由此也形成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格局。不過自2014年開始，我國16-64周歲的適齡勞動人口首次出現下降，此后更是每年都有減少，到2023年適齡勞動人口規模為9.62億人，較2013年減少了4800多萬人。

這也標志著我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與人口紅利的衰減。

與此同時，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呈現出日漸嚴重的老齡化態勢。2024年全國65歲以上的老人占比已經達到15.6%，意味著我國已經正式邁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而近些年參與到“搶人大戰”中的各個城市，不少都已呈現出高于全國整體水平的人口老齡化特征。例如，?2024年北京65歲以上老年人的占比為16.5%，上海高達29.4%，杭州為18.4%等等。再考慮到近年來年輕人生育意愿的持續走低，人口紅利的進一步衰減趨勢恐怕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根本性扭轉。

是否存在破解人口紅利消失的良方呢？

雖然當前人口結構的變化已是不可避免，但仍然可以挖掘一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尤其是隨著勞動人口的技能、知識、經驗等方面水平的提升，因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絕對數量下降、撫養比上升造成的人口結構缺陷將得到有效彌補，從而形成人口和勞動力“以質量換數量”的新的紅利機遇期；換句話說，通過提升每個勞動者的產出效率和經濟價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勞動力數量下降的缺口，甚至有望創造更高附加值。

對此，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力資本紅利”，這在簡單的勞動人口統計數據中往往是無法體現的。

按照學界普遍認可的觀點，人力資本紅利的根源在于教育的大發展，在此不妨從國民受教育程度的變化來窺探一二。Wind數據顯示，2009-2023年期間，我國大學專科、本科、研究生占就業人數比重不斷攀升，三者占比分別由2009年的4.70%、2.54% 和0.23%升至2023年的12.49%、11.82%和1.35%。考慮到2009年和2023年我國就業總人口分別為7.58億人和7.4億人，我國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升不言自明，而人力資本紅利自然也得到了深厚的積累。

因國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具備了更強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和適應能力，能夠大大提高單位產出即效率，繼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勞動力數量減少的不足，這便是人力資本紅利的直接體現。

此外，人資資本紅利至少還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助力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并延緩人口紅利衰減的負面影響：

其一，能夠有效促進產業升級。

隨著勞動力素質的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與智力勞動占比都在持續上升，如此有助于現代服務業和新興產業的大力發展，從而使得產業升級方向與勞動力結構更加適配。例如，當勞動力具備更多知識和技能時，能夠更好地適應科技研發、金融服務、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的工作要求，這些知識密集型產業對于勞動力數量依賴度相對較低，但對勞動力質量要求更高，如此便能夠充分發揮高素質勞動力作用，創造更多經濟價值，繼而減輕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對傳統產業的沖擊。

其二，能夠顯著推動創新發展。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而人力資本則是創新的關鍵因素。具有較高知識儲備和專業技能的勞動者，往往更具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他們能夠在工作中更容易提出新的想法或給出新的方案，從而極大地推動企業乃至相應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研發創新，并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更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能。例如，一些高科技企業憑借高素質人才團隊，不斷推出新技術、新產品，提高企業競爭力和經濟效益，同時也促進了產業升級，反映到宏觀經濟層面，便是在人口紅利衰減情況下仍有望保持增長活力。

如此一來，當前已進入白熱化的城市“搶人大戰”也便不難理解了：表面上看城市是在搶人，實質上卻是對人力資本紅利的爭奪——畢竟，依托投資和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只是城鎮短暫的繁榮，而人力資本與生俱來的創新性和創造性，才是帶來更多可能并支持區域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3

事實上，本輪城市“搶人大戰”的背后，還有更為深刻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因素在驅動。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已是不折不扣的制造業大國，規模居全球首位，產業體系完備，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然而，我國產業鏈供應鏈也存在著一定的風險隱患，包括制造業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受制于人、產業鏈整體處于中低端、產業整體寬而不深等等。

以半導體為例，作為現代科技的基石，半導體廣泛應用于計算機、通信、消費電子、汽車等眾多領域。我國是集成電路下游應用領域的重要市場，對于半導體的需求量常年都保持在高位。然而在供給端，同美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本土半導體核心產業鏈的發展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例如在芯片設計、制造、封測等多個關鍵環節，以及光刻機、光刻膠等領域，我國對國外技術和設備依舊存在較高依賴。

放眼當下，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塑全球經濟格局，而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發展亦是進入活躍期。正因如此，在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海外大國博弈、全球產業變革等宏大背景之下，我國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真正實現自主可控已是刻不容緩，而人才無疑是其中最具決定性的關鍵因素。

正所謂“人才因產業而聚、產業因人才而興”，城市只有在人才鏈、創新鏈、產業鏈的深度融合上搶占先機，才能在未來競爭中占據優勢。尤其是很多一二線城市，在培育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肩負重任，如此勢必需要通過吸引更多的創新型人才來強化自身優勢；而其他城市當然也希望通過引入契合產業發展需求的人才，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為城市自身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內生動力。

當然，“搶人”只是開始，如何真正將“人才流量”轉化為“發展留量”才是更應該思考的課題。未來，城市需要超越政策層面的比拼，更加著眼于鑄造產業根基與營造全域生態，真正讓人才成長的各個環節同城市發展相結合，在此基礎上還應為人才提供足以施展身手的舞臺，以及更加友好的起居環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發揮人力資本紅利的作用，實現城市的長遠發展。

畢竟，“人是最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