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滿素

哈佛大學美國文明史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主要從事美國文明的研究

一、何謂保守主義？

廣義的保守主義其實并無固定內容，既然保守，就不會提出什么新招，它只是對已有變故不滿的一種被動反應。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源自古典和圣經，現在通常所說的保守主義指的是自柏克批評法國革命所開創的那一脈政治思想，亦稱“現代保守主義”。在當代美國研究中保守主義之所以值得注意，因為它是1980年以來美國的主流思潮。21世紀剛開始，共和黨即在國會兩院贏得多數，這是幾十年來未有的現象，說明了自新政以來的民主黨政綱在共和黨主持下的糾偏修正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民意支持。

保守主義傾向于守舊，其宗旨主要是尊重歷史形成的傳統。保守主義者認為，與生物的進化一樣，人類社會也是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自發形成的，是歷代淘汰篩選的結果。習俗、傳統、秩序、社會機制、道德價值等都是如此產生的規則，它們包含著豐富的歷史積累，凝聚著無數代人的智慧，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絕對不應隨便更改，也絕對不可能被隨便更改。

保守主義者傾向于已被證實的事物，而不相信未被證實的。他們認為，近代以降，相對于自發形成的傳統社會，人們變得更醉心于按照某些思想家發明的抽象概念來重建社會，亦即哈耶克所反對的“理性建構’。這些抽象概念（或個別人在書房里設計出來的方案）雖然十分動聽，令人難以抗拒，但它們從未經過證實，貿然付諸實踐，其結果不僅遠不如想象中那般完美，也不大可能比傳統社會更好。相反，它們往往給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傷害—割斷歷史，摧殘文明，引發混亂虛無，人類為此將付出高昂代價，因此，社會應極力防止此類匆遽之變。

保守并不等于思想僵化，保守主義者不反對變化，而且認為變化是保存傳統所必需的，他們反對的是突變。（他們主張漸變，務必使變化在原有的社會框架內逐漸發生，自然發生，這樣才能保持人類文明的連續性，避免造成巨大斷層。他們堅信社會不能草率地推倒重來，這對誰也沒有好處。社會需要穩定，需要法律和秩序，需要連續。他們反對人為地隨心所欲地去改造社會，龍其是所謂翻天覆地的激烈試驗。歷史上發生過的那些對已有體制所作的拙劣修改，只能說明人們的狂妄自負，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其后果都是災難性的。

任何政治思想都必然建立在某種對人性的評估之上，保守主義者一般主張對人性保持警惕。他們認為啟蒙運動對人類理性的看法并不天真，但人的理性畢竟不是萬能的，認知也是有限的，人應該知道自己的局限，保持謙卑謹慎，道德自律，對于掌握權力的政府尤應嚴加防范，限制其權力。因此，他們反對政府過于龐大，主張調動地方和社群的積極性。他們更強調個人的責任、家庭的意義、社會的整合和諧，也更重視公民權利、私有財產，反對政府干預。

從這個意義上講，克己復禮、“吾從周”的孔子可以說是保守主義的，無為而治、道法自然的老子也是保守主義的。倒是法家可稱革命派，他們在君權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志來改造百姓，改造社會。

二、美國特色的保守主義

美國有沒有保守主義的傳統？這要看如何界定“保守主義”了。有人將美國的保守主義視為與自由主義的對立，這很不確切。至少這個“自由主義”應改為“當代自由主義”。如果按照自由主義初創時的定義，那么連菲茨休也只能算半個保守派，因為他雖然反對人類平等，維護奴隸制，骨子里卻是個假封建，整個南方同盟都未能掙脫自由主義，他們不反對契約論和人民主權，也不像羅伯特·菲爾默那樣維護君權。也許美國革命時的保王派托利黨人最接近歐洲保守派，但隨著革命成功，他們已經從美國大地上消失了。

因而，要在美國政治的范圍內識別保守傳統，必須牢記這個“保守”是和說美國革命“保守”同一個意思。美國基本上不存在歐洲國家中反對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它唯一的主流就是自由主義。當自由主義成為傳統時，維護自由主義也就成了保守主義。如果這樣界定保守主義是有意義的活，那么不難看出，它和自由主義一點也不矛盾沖突。在美國，當代保守主義要保的就是古典自由主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也就有了它自己的保守主主義傳統。

任何國家在政治上總會分成兩派，代表兩種相反的意見和氣質，就像見到半杯水時的不同反應：一派傾向于維持現狀，被視為保守;另一派傾向變革，被稱為激進。保守和激進本身并沒有固定的內容或具體的觀點，保什么，反什么，在歷史背景下此一時彼一時，同一種觀點在此時為激進，到彼時可能就是保守。提倡君主立憲在17世紀是激進，到20世紀就是保守。美國早期自由派的代表杰斐遜主張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這恰恰也是近兩百年后當代保守主義的信念。

在美國歷次政壇之爭中，“保守”所指各不相同，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僅用抽象的標簽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在革命時期，反對獨立共和的托利黨人代表保守。在漢密爾頓與杰斐遜之爭中，漢密爾頓因為不相信人民、反對民主而代表保守，但他并不反對獨立共和。在南北之爭中，南方因為代表奴隸制而保守，但他們并不反對民主，他們的黨是民主黨。在羅斯福與最高法院之爭中，最高法院因為反對新政之法而代表保守，但他們并不反對改革。在艾森豪威爾與南方種族主義之爭中，種族主義者代表保守，但他們早就接受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在里根與民主黨之爭中，里根代表保守，而他并不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只是對干預程度的理解不同而已。小施萊辛格早就說過：“很難相信（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主要區別在對政府作用的態度上，保守的漢密爾頓和約·昆·亞當斯和自由主義的富·德·羅斯福一致同意提倡政府指導經濟，而自由主義的杰斐遜和保守的胡佛都希望限制政府權力。” [1]

正因為美國政治的主流始終是自由主義，所以除了新左派這樣的極端派，美國的自由和保守兩派充其量只是自由主義的左翼和右翼，他們在自由主義最本質的方面——自由市場、代議制政府和個人自由——并無分歧。拿美國人與其他國家的人相比，這點更為清楚。如哈茨所言，美國的右派相當于歐洲的大企業自由主義，其主要特征是仇恨舊制度，熱愛資本主義，畏懼民主。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一直比大多數歐洲國家更為保守，其保守傳統更多地表現在維護所謂的美國價值和美國生活方式上。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由于經歷了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其傳統必然龐雜不純，而美國歷史卻很短，短得可以與一種單一的價值相連，產生一種獨特的“美國價值—亦即自由主義的價值。因此，美國的保守主義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深深扎根于普通民眾之中，尤其是農村和小鎮居民。布爾斯廷認為，美國人是西方文明中明擺著的保守派：

我們的歷史使我們……理解保守主義的意義。我們已經成為歷史連續性的例證，我們歷史的成果就是健全適合此時此地的體制，又與過去保持連續……我們非常恐懼理論上反復無常的變化有可能危及我們的體制。這就是我們的保守主義類型。[2]

美國的保守傳統從移居北美的清教徒就開始了，清教徒毫無疑問是當時歐洲的激進派，他們否定教皇，懷疑國教，對英王也陽奉陰違，完全是反權威反傳統的。然而當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后，就堅決維護自己的權威和傳統，地位的變化使他們從激進的反主流勢力變成保守的主流勢力，這也是所有激進主義者一旦掌權后的必然變化。在一個半世紀的殖民過程中，由激進的清教徒奠定的這一保守傳統牢牢扎根于美國的習俗民情中，成為未來共和國的堅強磐石。

因此追本溯源，美國政治傳統的基礎是這一全民的基督教共識：相信原罪，強調秩序。到美國革命時。美國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信仰清教。美國革命是一場保守的革命，成功地保存了殖民地原有的社會制度。即便如此，合眾國憲法還是對社會可能出現的混亂保持高度警惕。無論是旨在建立政府，還是限制政府，憲法的目的都是要使社會安定有序。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憲法是保守的。制憲者們的共識是基督教式的，他們相信性惡論，因而絕不信任握有權力的政府和官員，嚴防其濫用職權的可能性。他們認為人權來自上帝，不是來自政府，政府只是公民立約來保護自己權利的工具，因此人權無疑大于政府。憲法的保守性還表現在它能非常有效地阻止輕舉妄動，修憲的企圖是很難實現的，修憲的動議必須有三分之二多數，也就是說99個議員中只要有34票反對，就可阻止修憲提議。批準修憲就更難了，必須有四分之三多數，100個議員中只要26票就可使之擱淺，也就是說一個少數足以阻擋大多數，這才是憲法的保守性，而不是比爾德的階級分析。

三、自由與保守的交替消長

美國政治的保守和自由潮流有相互交替的傳統，自由到了激進，便會轉向謹慎的保守，而保守到了停滯，又會出現改革的自由。在歷史上，保守的傳統大致由聯邦黨—— 輝格黨——共和黨這一脈來體現，自由的傾向則通常由民主黨代表，但絕非涇渭分明，倒常常是難以區分，定義不清，相互交叉，差別甚微，在外交上則幾乎一致。爭論經常圍繞著大政府/小政府、大眾民主/精英統治、自由/平等、傳統/改革、個人/群體、責任/權利、宗教/世俗這些矛盾展開。而矛盾的兩面顯然不是非此即彼，所以雙方的差別往往只是側重點和程度不同而已，都在謀求某種平衡。

在建國初期，以亞當斯和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代表了美國的保守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他們不那么信任人民的自治能力。亞當斯想在貴族和民主間達到平衡，而漢密爾頓更傾向于建立中央權威，發揮政府穩定社會和引導經濟的作用。華盛頓和亞當斯任總統期間，基本上是現在視為保守的聯邦主義占主導，最典型的表現是亞當斯任內通過的《客籍法》和《反顛覆法》。

他們的對立面是杰斐遜，在18世紀末他可以說屬于激進的自由派，代表民主潮流，主張人民自治，反對專制，提倡小政府。但是即便是杰斐遜，他也贊成天然貴族的理論，他雖然認為人民是他們自己利益最好的捍衛者，但人民仍然需要教育引導才能達到自治。麥迪遜是他的追隨者，但不如他那般對民主充滿激情。麥迪遜更關注的是律法。到了門羅和約·昆·亞當斯執政，已經可謂保守。

立國者所代表的保守傳統在杰克遜時代遭遇第一次強勁挑戰。精英統治式微，大眾政治崛起。然而就在杰克遜的繼承人范布倫之后，美國的政治——無論是輝格黨還是民主黨——又傾向保守。這也很正常，在激進了一段時間后，必須有一個鞏固成果的保守階段。

直到林肯領導新生的共和黨執政，新一輪自由高潮又告開始，其中包括以內戰摧毀奴隸制、解放黑奴，以及國會主持重建南方等一系列激烈行動，最后落實到三個憲法修正案的通過，民主得以擴大，黑人平等公民權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可是南方重建中途夭折后，美國又進入保守時期，共和黨撤出南方，終使南方墮入保守落后長達百年。而北方則專注于工業化進程，放任主義盛行，企業迅速兼并，資本高度集中。

到20世紀初的進步時代，從共和黨的羅斯福到民主黨的威爾遜代表了自由的又一高潮。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是放任主義造成了社會災難，于是加大了打擊托拉斯和規范大企業的力度。進步主義運動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戰后的三屆共和黨政府又把美國人帶入保守。

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的新政代表了又一輪自由改革的高潮，為了應付美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大蕭條，政府出手全面干預和指揮經濟，其程度是進步運功中最激進的人士也難以想象的。也就是大約從這時起，共和黨才和保守主義連在了一起，而自由主義則成了民主黨的標簽。羅斯福明確指出：“明自無誤、無可爭辯的事實是，近年來，至少從1932年開始，民主黨是自由主義的黨，共和黨是保守主義的黨。” [3]這一傾向延續到戰后的杜魯門時期，到1960 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任內達到頂峰。但是肯尼迪在1960年競選時就很清楚，自由主義的標簽既可使他在一處贏得選票，也可使他在別處失去選票，所以他在1960年9月接受紐約自由黨總統提名的演講中對自由主義作了非常具體的界定：

……如果自由主義者指的是一個人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歡迎新思想而不是固執僵化，關心人民福利——他們的健康、住房、學校、工作、民權和公民自由——相信我們能夠打開我們外交政策的僵局和疑慮。如果自由主義指的是這些，那么我很自豪地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4]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的概念在當時已經相當混淆了。

物極必反，在經歷1960 年代自由派的大改革后，美國政治又開始向保守反彈，尼克松作了一些嘗試和努力，但是尾大難掉，他的試驗不太成功。直到里根當選，公開亮出保守主義的時機才告成熟。

縱觀全局，可以發現這樣的規律：美國政治潮流的自由與保守一直是相互交替消長的，自由過后是保守，保守過后是自由，兩者間并無絕對的分歧，與黨派之爭也無必然的聯系，一派走到極端，就由另一派來糾正，矯枉若是過了正，就再來糾偏，這看來正是美國制度的自我糾正機制在發揮作用，兩黨競爭上崗在客觀上為彼此能夠沒有負擔地糾正對方的失誤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