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里斯·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

法國政治學家，以政黨與選舉制度研究聞名。他畢業于波爾多大學，先后在普瓦捷大學和波爾多大學講授法學，創建波爾多政治研究所并擔任所長，后長期任教于巴黎大學法律與經濟科學系，并以意大利共產黨籍議員身份擔任歐洲議會議員。

很多組織都可以用法語單詞中的“partis”一詞來表示，但是不能將它們混淆，它們確實大相徑庭。例如，古羅馬共和國時期不同等級的社會階層團體、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以雇傭兵隊長為核心組建的軍隊，法國大革命時期議會議員開會時的俱樂部、法國君主立憲時期組織限制選舉的選舉委員會以及現代民主國家構成民意的龐大群眾組織等，這些詞在法語中都可以用“partis”一詞來表示。而這么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這些組織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的職責是獲取和實施權力。盡管如此，我們看到，這些組織并不是一回事。事實上，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出現也不過是近一個世紀的事而已。1850年，除了美國，沒有一個國家擁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當時世界上只存在一些不同的民意派別、民眾俱樂部、思想協會、議會黨團，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到了1950年，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存在政黨，而其他國家則在努力模仿這些國家發展自己的政黨。

《政黨論》

[法] 莫里斯·迪韋爾熱 著

趙智勇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我們是如何從1850年的體系發展到1950年的體系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歷史問題。就像任何人一生都帶著童年的印記一樣，政黨也深受其起源的影響。如果不了解英國工黨和法國社會黨各自產生的獨特背景，就不可能理解它們在組織上的差異。如果不了解法國、荷蘭、美國政黨的起源，就不可能真正地分析出為什么法國和荷蘭是多黨制國家，而美國是兩黨制國家。通過了解這些國家政黨的起源，就能知道為什么多黨制能在法國和荷蘭發展，而在美國卻受到限制。反過來也可以知道，為什么兩黨制能存在于美國卻不能存在于法國和荷蘭。

總的來說，政黨的發展似乎與民主的發展息息相關，也就是說與普選權的延伸和議會權力的發展有關。政治議會的職責和獨立性越是增強，其成員就越覺得有必要根據各自的共同點聚集在一起，采取一致行動。選舉越是具有普遍性，就越有必要通過那些在選舉中推選候選人并能指引選民按照其期望投票的選舉委員會來籠絡選民。因此，政黨的誕生與議會黨團和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息息相關。誠然，相較于這種一般情況，有些政黨表現出了或多或少的不同特征，這與選舉和議會因素之外的因素有關，而且這種外部性因素構成了這些政黨最明顯的共同特征。

政黨從結構上偏離了選舉和議會機制，屬于產生于議會之外的外生型政黨。外生型政黨和內生型政黨之間的區別并不嚴格。然而，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準確地說外生型政黨基本上是在一個預先存在且本身不以選舉和議會為主要活動的組織上建立的政黨。

各種各樣的例子告訴我們一些團體和協會會導致一個政黨的誕生。由于沒法羅列一個詳細的清單，我們只舉幾個例子。工會創建政黨的例子是最著名的，很多社會黨都是由工會直接成立的，而英國工黨是最典型的例子。1899年的工會聯合大會以548000票對434000票通過福爾摩斯議案（motion Holmes），做出建立議會選舉組織的決定，由此產生了英國工黨。但在此之前已經存在一個由凱爾·哈迪（Keir Hardie）領導的獨立工黨，以及由一群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組成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這兩者都對福爾摩斯議案的通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爾摩斯本人就屬于獨立工黨）。但決定性的作用仍然是工會起到的，其結果就是工黨特別依賴工會。通過這個例子，我們看到了政黨的非議會內起源對政黨組織結構的影響。對此，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恰如其分地提出了對兩類社會黨的區分：一是由工會創建的工人政黨，一是我們所理解的，由議員以及知識分子創建的社會黨。兩者相比，由議員以及知識分子組成的社會黨比較紙上談兵，注重理論多于實踐。

在法國，農民黨屬于內生型政黨，源于簡單的選舉和議會機構。但在其他地方，恰恰相反，農民黨的出現與英國工黨誕生的機制更相近。農民工會或農民團體決定建立一個選舉機構，或者直接將自己轉變為一個政黨。可見，農民合作社和農民團體對政黨創建的影響類似于工人工會對政黨創建的影響。農民黨的發展雖然不如工黨，但農民黨在某些國家仍然表現出極大的活躍性，尤其是在斯堪的納維亞民主國家、中歐國家、瑞士、澳大利亞、加拿大，甚至美國。

費邊社對工黨產生的作用也說明了思想學社和知識分子群體對政黨起源的影響。19世紀學生社團和大學團體對歐洲民眾運動和對第一批左翼政黨的出現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眾所周知的，而這些類似現象在今天的某些拉丁美洲國家也存在。同樣，共濟會對法國激進黨和歐洲各種自由黨的誕生也有影響。在比利時，共濟會的干預非常明確。比利時共濟會總導師德法克茨（Defacqz）于1841年成立同盟會，同盟會的產生促進了地方社團在全國各地的興起。1846年，同盟會在布魯塞爾市政廳召開省級社團代表大會，匯集了320名代表。大會由德法克茨主持，決定在各地方選舉縣建立永久的自由社團。雖然知識團體創建政黨的例子也相當多，但這樣的政黨由于缺乏民眾基礎，很難在普選中取得成功。讓保羅·薩特和幾位左翼人士建立法國革命民主同盟的嘗試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限制選舉下，這種由知識分子創建的政黨更可能如魚得水。

另外，教會和教派對政黨的影響力也很大。例如，在荷蘭，加爾文主義者成立了反革命黨，以對抗天主教保守黨。1897年，更頑固的新教徒創建了基督教歷史黨，以對抗天主教保守黨與反革命黨的聯盟。1914年之前，天主教組織的直接參與，或者神職人員本身的直接參與產生了右翼基督教政黨。在現代，他們的直接參與產生了基督教民主政黨。在比利時，宗教當局的干預對天主教保守黨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為反對1879年關于世俗教育的“災難性”法律并保護宗教教育，神職人員鼓動在全國設立天主教學校委員會，導致兒童從公立學校退學，教會學校大量增加。1884年，這些委員會轉變為天主教黨的地方分支，天主教黨從而成為歐洲組織最強大的組織之一。1945年，教會對創建基督教民主政黨的影響似乎就沒有那么直接了。例如，在法國，教會在這方面沒有采取任何主動行動。但是，我們還是要強調法國青年天主教協會及其各種專業附屬協會，如基督教工人青年協會、基督教學生青年協會、基督教農業青年協會等的催化作用。盡管法國青年天主教協會作為一個組織團體沒有進行干預，但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地方層面，它為政黨提供了主要干部分子和活動分子。在意大利，天主教行動黨發揮了類似的作用，神職人員的干預可能往往更直接。在德國也一樣。

除了工會、思想協會、教會之外，退伍軍人協會也是能夠促成政黨產生的外部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它們對法西斯或偽法西斯政黨的產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波羅的海自由軍團對納粹的興起以及意大利退伍軍人團體對法西斯黨興起的影響。在法國，這種影響更為明顯。1936年，一個退伍軍人協會——法國火十字團直接將自己轉變為了法國社會黨。需要指出的是，大概在兩年前，法國火十字團以戰友團轉變為了在法國政治中有特殊意義的同盟（Ligue）。同盟與政黨一樣，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成立的協會，但它與之前講到的政黨成立的外部因素又不同。從達成目的的角度講，政黨和同盟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政黨通常是在選舉和議會領域采取行動，相反，同盟不提出選舉候選人，也不召集議員，它只是宣傳和鼓動的機器。因此，就其性質而言，同盟是拒絕民主、反議會的。與法西斯黨相比，同盟是一種更為原始的政治形式，因為法西斯黨雖然也反對議會，但是它深知在民主環境下利用議會來獲得權力要比原始的斗爭容易得多。同盟自然也會發展成極端主義政黨。事實上，一些這樣的政黨的前身就是同盟，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黨。

秘密團體和地下團體對政黨產生的影響可以與同盟對政黨產生的影響相提并論。事實上，秘密團體和地下團體都是具有政治目的的組織，但它們都不在選舉和議會領域采取行動，秘密團體是因為不想這樣做，而地下團體是因為受到法律禁止而不能這樣做。但一旦法律取消限制，地下團體就會試圖將自己轉變為政黨。1945年，許多被法西斯占領的國家的抵抗運動組織試圖將自身轉變為政黨，但基本沒有成功。法國的人民共和運動（M.R.P.），甚至是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都可以說正是從以前的地下團體中誕生的。蘇聯共產黨也具有同樣的起源。1917年，它一下子掌握了合法權力，但同時保留了其先前組織的顯著特征。這些特征隨后被世界上所有共產黨所接受，并在最初的模式上重新進行了組織。我們必須再次強調政黨的起源對其組織結構的影響。從蘇聯共產黨的例子可以看出，維持其組織的合理性在于，一旦遭到政府迫害，它能再次迅速變成秘密團體而存活下來。

除了上述列舉的各種外部組織因素外，工商團體的干預也會導致政黨的產生，如銀行、大公司、工業聯合體、雇主聯合會等。不幸的是，很難從中找到一些規律。安德希爾（F.H.Underhill）在《社會科學大百科》中指出1854年蒙特利爾銀行、大干線鐵路和蒙特利爾大企業對加拿大保守黨誕生起到的作用。所有右翼政黨的產生好像都受到類似的影響，但大多數時候，由于沒有證據，對此我們只是進行假設。因此需要特別細致的研究來明確資本主義集團影響政黨形成的形式和程度。

無論外生型政黨的起源如何，它和內生型政黨的特點都截然不同。內生型政黨產生于議會，而外生型政黨則以群眾為基礎，外生型政黨比內生型政黨的權力更加集中。對于內生型政黨，其中央組織是由已經存在的地方委員會產生，目的在于協調地方委員會之間的行動，以及限制自身的權力來最大化地保障它們的自由。對外生型政黨而言，委員會和地方選區是在已經存在的中央組織的推動下成立的，這使得它們的活動沒有那么自由。那些創建外生型政黨的組織的分權程度很顯然影響了政黨本身分權的程度。例如工黨要比資本主義集團創建的政黨集權得多。不管怎樣，外生型政黨和權力集中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出于類似的原因，外生型政黨比內生型政黨組織更嚴密，紀律性更強。這是因為前者有一個已經存在的組織，可以將基層所有的細胞結合起來。而后者的紐帶都只是在議會中幾個代表聯合的基礎上形成的。

議會黨團對這兩類政黨的影響也不同，內生型政黨深受議會黨團的影響。由于內生型政黨源于選舉和議會，議員在內生型政黨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要么他們集體組成政黨的領導機構，要么其中很多人在委員會中擔任獨立的領導角色。對內生型政黨而言，議員的重要性可以通過其在政黨誕生之初發揮的重要作用來解釋。相反，在外生型政黨創建過程中議員參與程度小，影響不是很大。我們察覺到外生型政黨對議會黨團或多或少不信任，或者想要議會黨團服從于領導委員會的權威。社會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無論是由議會創立的法國社會黨，還是議會制度外創立的英國社會黨。然而，這個例子不僅沒有否定之前的結論，相反，還明顯可以說明議會黨團對法國社會黨的影響比對英國工黨的影響要深。所有社會黨，即使是內生型的，是否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呢？在評估議員對政黨產生的影響程度上，政黨的起源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政黨的特點與生俱來。對于內生型政黨，它側重議會和競選活動，在議會中獲取席位對于政黨生命而言至關重要，這是其存在的理由和終極目標。相比之下，外生型政黨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更超然的態度。選舉和議會斗爭非常重要，但這只是外生政黨總體行動的一部分，是它為實現其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之一。對于法國激進黨來說，在議會中贏得最多的席位是首要問題。而對于人民共和運動來說，教育黨員和選舉一樣重要，它的主要目的是宣傳精神和道德價值觀。對于法國共產黨來說，選舉不太重要，選舉只是用來全面奪取政權的一種戰略。雖然這些不同之處不能僅靠起源的差異來解釋，但起源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總之，外生型政黨，即使在理論上依附于議會，但從來沒有像內生型政黨那樣賦予議會相當的價值。因此，外生型政黨的發展要求它們事實上不依賴于議會和選舉（往往是無意識的和受壓制的）。

內生型政黨是傳統類型的政黨，外生型政黨是現代類型的政黨。這一點和之前的觀點同樣重要。20世紀之前，大多數政黨都是在議會中產生的。在社會黨誕生前，除了教會對某些天主教政黨有影響，如比利時保守黨，工業和金融集團對右翼政黨有影響，以及知識界和共濟會對一些自由黨有影響，很少出現議會外部因素的干預。但在社會黨誕生后，外生型政黨的創建法則反而成了一般規則，內生型政黨成立的方式則成了例外。法國自由共和黨的成立及隨后的失敗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說明了對于當代政黨而言這種產生方式是不按常理的。在這里我們必須撇開那些剛剛才有議會和普選的新生民主國家的情況。在那些國家里，政黨的產生通常與內生型政黨的情況相一致。這與之前的說法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證實內生型政黨是隨著民主的發展而產生的，隨著普選制的一步步而產生的（普選在實踐中終被法條明確規定）。普選的發展需要鎖定大量新的選民，將個人投票轉變為集體投票，委員會的發展是對此的自然回應。但一旦度過了第一階段，通過選舉牢固地建立起政黨，那么新政黨的產生就會受到這些舊政黨的阻礙。只依靠地方勢力或單獨的舉措很難打破舊政黨的阻礙，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政黨。換言之，對于一個尚未出現政黨體系的國家，首先出現的是內生型政黨。一旦政黨體系建立并開始運作，外生型政黨就會出現，也會變得越來越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