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娛樂原創

文｜沈婉婷 編輯｜樸芳

今年劇集暑期檔的第一輪較量已然開啟，愛騰優芒分別奉上了題材各異的首波選手。而要論綜合實力和新鮮程度，《長安的荔枝》當拔頭籌。

有趣的是，劇中李善德在“千里運荔枝”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面前博一線生機的設定與當下長劇在短平快時代中的艱難處境形成古今對照。

那么作為一部將7萬字原著擴充到35集的長劇，《長安的荔枝》能否將觀眾穩穩留在屏幕前呢？

“細糠”需細品

如果單比流量和熱度，《長安的荔枝》這樣一部由雷佳音、岳云鵬等中生代男演員挑大梁的落地古裝，在前期的確是不及隔壁的古偶來得話題多；不過只要稍稍花些時間靜觀幾集就會發現，這是長劇市場久違的“細糠”。

首先是硬件配置上幾乎找不到短板，其主創團隊為2019年熱度口碑雙爆的網劇《長安十二時辰》的班底，也是導演曹盾與作家馬伯庸和演員雷佳音的再度合作，并與留白影視繼《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后再續前緣。

劇集的招商排面就足以證明廣告主對這一強大班底的信心，根據網友統計，該劇首播即吸引30+品牌合作，涵蓋食品、日化、乳制品等多個領域；目前集均廣告仍穩定在9個左右，單集廣告時長最高達151秒。

從劇中呈現出的制作水準也能感受到主創的誠意，從置景、色調到服飾、妝容等細節的打磨都以及鏡頭的切換和構圖，都在盡力營造盛唐時期的雍容華貴與富饒開放，長安的繁華與嶺南的生活氣息在這部劇里和諧共生。

而《長安的荔枝》的核心故事是圍繞一個“要命”的任務而展開，原本過著平凡日子的大唐小吏李善德被同儕算計接下了從五千里之外的嶺南將鮮荔枝運回長安的“燙手山芋”，為了在極限條件下尋求一絲生機，讓本就喪母的女兒余生能過得安穩，他無奈啟程前往嶺南放手一搏。

看似一樁平平無奇的差事背后，實則是官場各方勢力在利益和權力面前的不擇手段和極致利己，而像李善德這樣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就如同螻蟻一般被權貴視作一顆隨時可棄的棋子。好在他始終堅守著底線，憑借著一腔韌勁和智慧反抗著不公，在這場看上去必輸的棋局中極力生存了下來，也讓現實中無數普通人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為生計打拼的縮影。

劇版的李善德還有一個對照組，即在原著基礎上新加入的主要角色鄭平安，以李善德小舅子的身份與其命運意外“糾纏”在一起，也在主線劇情之外增加了權謀支線，兩條線緊密交織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

性格、背景截然不同的郎舅二人在嶺南相遇后更是互相給對方的任務平添了數不清的變數和阻礙；同時他們之間的互動又頗有生活氣息，盡管一見面就互掐，卻每每到關鍵時刻又心系對方安危，在執行任務的緊張氛圍中又蘊含著些許溫情。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到雷佳音與岳云鵬搭檔的化學反應，兩位演員對角色的把握和拿捏都堪稱精準，一個窩囊、一個蔫壞而又皆是權力的犧牲品，前幾集中二人的每一場“打嘴炮”現場都令人忍俊不禁，可見演員與角色的互相成就多么重要。

馬伯庸更懂大眾了

然而《長安的荔枝》播出以來并非毫無爭議，最大的爭議焦點也就是鄭平安這條原創權謀支線的填充是否會大大拖慢整體節奏、與主線割裂。

平心而論，從已播出的內容來看，犀牛君認為馬伯庸IP這次的影視化改編走對了路線，打破了其以往嚴肅正經的刻板印象。

一方面，就劇集的播出效果而言，鄭平安與李善德這對歡喜冤家儼然成為該劇最吸睛的一大看點，二人在劇內劇外充滿喜感的對戲都受到廣泛關注備受網友喜愛。

另一方面，與專攻權謀的劇集不同，劇版《長安的荔枝》的權謀線盡量避開了復雜縝密的冗長情節，而是以較為簡化的基礎信息和人物設置盡可能做到通俗易懂并且有序推進劇情節奏，讓更多下沉觀眾理解鄭平安所有行為的動機，加之岳云鵬自帶的喜劇基因，為這條線帶去了許多趣味性。

除了兩位主角，其他配角的塑造和臺詞的設計也在向輕喜風格靠攏，保留并放大了原著的黑色幽默。

例如狡猾奸詐的嶺南刺史何有光和八面玲瓏的掌書記趙辛民兩位反派角色在前幾集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觀眾對他們的貪婪自私、壓榨百姓感到厭惡，卻又因角色腦洞清奇的各種操作和馮嘉怡、公磊兩位演員極具喜劇效果的演繹哭笑不得。

還有酷愛出口成章卻總是把成語用錯地方的胡商蘇諒，熱情樸實、沒見李善徳幾面就拉著他喝“同心酒”的峒女阿僮，既是何有光義女又是胡商商會會長的阿彌塔等等，每個配角都個性鮮明，背后也應該有著更多不為人知的故事線。

而在輕喜的外殼之下，《長安的荔枝》真正所展現的是小人物在大時局下求生存的心酸和堅韌，李善徳面臨的職場困境和生活壓力都是現代“牛馬”再熟悉不過的場景和日常。

年過四十終于在長安城有了屬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卻也自此背上了高額房貸；前腳剛成為“房奴”，后腳就因為請假被領導甩鍋、同事挖坑當做“替死鬼”推了出去。這里面的底層邏輯和職場潛規則，上過班的人都懂。

于是從李善徳的血淚教訓中，現代打工人又總結出了一些職場干貨，比如開會時切勿離開，以防飛來橫“鍋”；又如經手的文件一定要看清楚再簽字，工作要留痕等等。

而從李善徳接受現實后的一系列作為中又能解讀出不少職場門道，就像到了嶺南后他逐漸懂得借力打力，跨部門溝通受阻時屢次將“圣人”搬出來“行方便”，這番操作想必沒有上過班的人是寫不出來的。

也正是這種更具當下性的現代視角，才能夠讓特定時代下虛構的小人物與現今更廣泛的大眾產生共鳴；劇中人在困境中不斷掙扎、奮力求生的精神也激勵著屏幕外每一個努力生活的普通人，還讓大家看到了一個更接地氣的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