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長河中，各朝帝王如繁星閃耀，秦皇漢武的雄才大略、大唐的繁榮氣象、清朝王廷的威武莊重，都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宋朝皇帝的“存在感”似乎稍顯遜色。然而，當我們深入探究宋朝歷史，會發現仁宗趙禎統治時期，卻是一個人才輩出、士氣昂揚的時代，堪稱“士大夫最喜歡”的治世。

宋仁宗在位期間，“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登上歷史舞臺，“宋初三先生”和“北宋五子”大放異彩；政治上，主持“慶歷新政”、領導“熙寧變法”、主導“元祐更化”的核心人物都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科學界，《夢溪筆談》出版，蘇頌和沈括等杰出科學家嶄露頭角；民間還有包拯、龐籍、狄青等眾多名臣。仁宗朝人才之盛，歷史上幾乎無出其右。那么，究竟是怎樣的宋仁宗，成就了這樣一個輝煌的時代呢？讓我們一同探尋其中的奧秘。

回看歷史中的各朝帝王，秦皇漢武、大唐氣象，還有在各類古裝劇里重現威武的清朝王廷，各朝各代提起來，似乎都有幾位極富代表性的皇帝。相比之下，宋朝皇帝的“存在感”卻略低。

當然，宋代也有自己的歷史句讀：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身負立國之功，真宗趙恒澶淵之盟引來是非爭議，還有徽宗趙佶靖康之恥導致的亡國之恨，在此之中，仁宗趙禎則顯得碌碌無為、無功無過。

但是，在仁宗執政期間，正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歐陽修、三蘇、王安石、曾鞏）登上歷史舞臺，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和“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灝、程頤）大放異彩的時期。

電視劇《清平樂》劇照，蔡襄、歐陽修、蘇舜卿與韓琦四大臣

政治上，不但主持“慶歷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等是仁宗時期的中堅，領導“熙寧變法”的王安石、章惇、呂惠卿、鄧綰等新黨中人，主導“元祐更化”的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蘇轍等舊黨中人，也都是在仁宗時期成長起來的。

科學界，仁宗時代，有《夢溪筆談》出版，是總結了數學、物理、天文、工程技術等多個領域的科研成果。宋代最聰明的兩位科學家：蘇頌和沈括也都成長于這一時期。

此外，還有很多民間口口相傳的歷史名臣：包拯、龐籍、狄青、呂夷簡、晏殊等，舉不勝舉，仁宗朝人才之盛，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

說起來，究竟是怎樣的仁宗，成就了這樣“士大夫最喜歡”的治世局面呢？

承先祖家業

宋朝脫胎于軍閥割據的五代時期。為避免悲劇重演，宋代開國之初，宋太祖就確立了文人治國的政治方略：一方面，虛外強內，削弱藩鎮，強化中央集權；另一方面，緊緊依靠文人集團，帝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權受到制約，文臣揚眉吐氣。

宋太祖像

宋仁宗趙禎13歲登基，是北宋的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間，他忠實執行宋太祖重文輕武、偃武修文、文治靖國的“祖宗之法”，還進一步改革臺諫、科舉等制度，使“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電視劇《清平樂》劇照，服化道的歷史還原度高

對于“臺諫”制度的具體情況，《宋史》上說：“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朝廷有大政事，臺諫可以否決；君主有過失，臺諫可加制止；百官犯錯誤，臺諫可以給予批評彈劾。”這項制度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皇帝權力，又能促使朝野百官互相監督。

從當時臺諫制度的執行情況來看，臺諫官雖然以彈劾中央官員為主，但也有彈劾地方官的情況。他們關注的地方官主要有兩類：一是與中央權力中心有關聯者，一是任職于西北邊地者。彈劾的原因可以是道德問題，也可以是吏能欠缺。但隱藏在背后的深層原因卻是抑制權貴、排擠武臣、打擊異己等，最后演變為激烈的權力斗爭。

可見，雖然北宋的有識之士希望通過官員的高尚道德引導，向有利于整頓吏治、維護社會穩定的方向發展，但仁宗時臺諫彈劾中所包含的不利因素反而深刻影響到了北宋的官場生態，道德問題成為臺諫官打擊政敵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由此使得官場權力斗爭愈發駛出可控的軌道，乃至造成無可挽回的后果。

除了“臺諫制度”的制約外，仁宗時期十分推崇“無為而治”，使得權力下移，君主為主權者，而宰相為治理者，即“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意思是國家的事無論大小，都要經過以宰相、御史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統的討論，皇帝不能獨斷專行。皇帝頒發詔書時，若無宰相副署，則不具備執行效力。正是在這樣多重制度的規約下，朝廷才維系了相對公平、公正的政治環境。

勵恭儉之道

后世普遍認為，成就仁宗之“仁”的，既有祖宗家法與朝堂制度等外在條框的規約，更離不開仁宗本人品性的參悟與滲透。宋仁宗為人寬容、仁厚，善待大臣，體恤民生，不矜名，不封閉。皇帝包容異見，士大夫和而不同，這都為宋的繁榮錦上添花。

身在帝王家難免豢養一身驕矜之氣，仁宗卻反而善于換位思考、體恤旁人，幾個例子足以說明。

一次用餐時，仁宗吃到一粒沙子，但他吐出沙子后，趕忙叮囑宮女：“千萬別聲張我吃到沙子，這可是死罪啊。”

《東軒筆錄》記載，一次仁宗在散步，時不時回頭看，隨從們都很納悶。回到宮中后他著急地對嬪妃說：“朕渴壞了，快拿水來。”嬪妃問仁宗：“為什么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卻忍著呢？”仁宗說：“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問了，肯定有人受罰，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再喝水了。

歷史中不乏對皇家生活紙醉金迷、極盡奢華的描述，而身在皇家的仁宗卻因為太接地氣而顯得有點“摳門兒”。

電視劇《清平樂》截圖 宋仁宗與曹皇后

仁宗寢宮的被子，由于很久未換，洗得顏色從明黃變成暗黃。他禁止宮中奢華，常常宣揚“粒粒皆辛苦”。據北宋陳師道的《后山談叢》記載：某年初秋，有官員獻上蛤蜊，仁宗問蛤蜊的價格，宮人答：這些蛤蜊一共28枚，每枚1000錢。仁宗聽罷立刻沉下臉說：“我常常告誡你們要節儉，現在這點蛤蜊就要28000錢，我怎么吃得下？”最后硬是沒吃這些蛤蜊。

據《續資治通鑒》記載，宋仁宗在飲食起居方面十分節儉，甚至到了吝嗇的地步。有一天，他對大臣說：“朕日膳不事珍美，衣服多以繒縑（粗布），屢經浣濯（多次洗滌），宮人或以為笑。”

行仁政之風

從仁宗的生活日常及其與宮人的相處軼事便能看出他寬宏恭儉的德行，而身為一國之主，其仁愛之心在諸多政治舉措中更能顯現。

仁宗尚德緩刑，對案件盡量辨清實質，從輕發落。當時四川有位讀書人給成都太守獻詩，詩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此句意指切斷與外界來往通道，自立門戶，李白《蜀道難》中寫：“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里的劍閣，又名劍門關，在四川劍閣縣北，是大、小劍山之間的一條棧道，長約三十余里。當年蜀地艱險，與外界溝通多靠劍閣這樣的棧道）

這話基本是在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當時地方官員為表忠心，立時把讀書人縛送到京城。按照歷朝法律，即使不按“謀大逆”問斬，也得治罪。仁宗審理后卻說：“這是老秀才急于做官，寫一首詩泄泄憤，怎好治他的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做。”于是委任其為司戶參軍。

仁宗思想開明，引來各方賢士從善如流，在此基礎上，仁宗還頗能識人善任。蘇軾的弟弟蘇轍參加進士考試時，在試卷里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里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國安邦大計。”

其實，蘇轍這些話純屬道聽途說。考官們打算給蘇轍治罪，但宋仁宗聽說此事后，卻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學生，敢于如此直言，應該特予功名。”結果，蘇轍反倒考上了進士。

仁宗性情寬厚，善于納諫，史書多有記載。諫官王素曾勸諫仁宗不要親近女色，仁宗回答說：“這幾天，王德用進獻給我的美女，我很中意，你就讓我留下吧。”王素說：“臣今日進諫，正是恐怕陛下為女色所惑。”仁宗雖面有難色，但還是命令將這些女子送出宮。王素見狀心有不忍：“那稍等幾天也行。”仁宗說：“朕雖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樣重感情。將她們留久了，會因情深而不忍送她們走的。”

仁宗中年時，很寵愛張貴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想做宣徽使（類似于皇家總管），讓張貴妃給仁宗吹吹枕邊風。仁宗上朝后宣布這項任命，可仁宗的決定在“廷議”（類似于內閣部長會議）階段沒通過。過了段時間，張貴妃故態復萌，仁宗也再次答應。那天臨上朝，張貴妃送皇帝到殿上，撫著他的背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說：“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張堯佐做宣徽使。誰知包拯堅決反對，說這個動議不是早就否決了嗎？皇上您怎么能推倒前議？“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

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內廷，張貴妃前來拜謝，皇帝舉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公元1048年，宋仁宗宣布新的“內閣名單”：調范仲淹回京，任參知政事（即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一道主持朝政。范仲淹從政28年，改革醞釀已久，同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折呈給宋仁宗，提出了十條改革主張：

（一）明黜陟，按官員的政績進行升遷；

（二）抑僥幸，限制恩蔭；

（三）精貢舉，改變科舉的內容和辦法，選擇“經濟之才”；

（四）擇官長，選好地方官；

（五）均公田，這主要是均地方官員的收入；

（六）厚農桑，采取措施發展農業生產；

（七）修武備；

（八）減徭役；

（九）覃恩信，主要是免去積欠的賦稅和大赦方面的內容；

（十）重命令，重視法令的制定和執行。

宋仁宗當即準奏，全國推行。因為宋仁宗趙楨的年號是“慶歷”，故歷史上稱其為“慶歷新政”。

推行新政的目的是為了鞏固統治、加強治理，但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舉措，觸犯了一大批權貴的利益，難度可想而知。僅僅一年零四個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韓琦幾位名臣相繼被調出京城，改革突然剎車。

“慶歷新政”表面上失敗了，但宋仁宗的改革策略繼續推行。

他一方面選擇文彥博為相，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彥博以實干的姿態，不動聲色地貫徹執行宋仁宗的改革政策，同道還有包拯、杜衍這批能臣。沒有口號、沒有激辯，范仲淹的十大政策，一條條修改，逐漸落地。

另一方面，在儂智高入侵廣南州郡之時，仁宗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眾議，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將狄青為統帥，平定了儂智高之亂。狄青受到排擠去職后，他又支持包拯在開封府秉公執法，反對權貴橫行。仁宗去世的兩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知制誥，醞釀新一輪的變法。

《宋史》中多有仁宗為百姓做善事的記錄：或是下令減少某一地方的賦稅，或是下詔賑濟某地災民，或是因為某地的自然災害、邊境戰爭失利而下詔自責、停止宴飲歌舞。他幾乎每隔幾年，都釋放數百宮女出宮，讓她們同家人團聚。

外交方面，仁宗在位時最主要的軍事沖突在于西夏，經過多年戰爭，兩國最終簽訂“慶歷和議”，并在此后維護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遼國方面，仁宗則維系著真宗時“澶淵之盟”簽訂的和平盟約。據《邵氏聞見后錄》記載：嘉祐二年（1057年）秋，遼國曾派使者前來求取趙禎的畫像。朝臣擔心畫像被使用厭勝之術，趙禎說：“朕待虜人誠懇，他們一定不會這樣做。”于是遣使將自己的畫像贈送給遼朝，遼道宗耶律洪基舉行隆重儀式，親迎趙禎畫像。耶律洪基見到畫像后，“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侯耳！’”

仁宗執政期間，高麗國每年都會定期向大宋朝貢。有一年，他們未派官員前來，朝臣議論紛紛，仁宗卻以高麗“地狹人稀，物產不足，如若動用武力，遭殃的還是高麗百姓”為由，平息了大臣們發起戰爭的提議，還免去高麗國三年朝貢，并從糧庫拿出一些糧食運往高麗，救濟當地災民。

仁宗行事多體貼，自然贏得愛戴。公元1063年農歷三月，54歲的宋仁宗去世，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之前。”

一位名叫周長孺的官員來到今四川一帶，看見山溝里打水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駕崩。仁宗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后，“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傳到高麗時，高麗國王握著宋使的手失聲痛哭道：“兵革不擾多年，帝寬仁矣！”

七百余年后，自命為“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兩個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

今天，電視劇《清平樂》頗受人追看，是因為它用極高的還原度，讓我們重新發現了宋仁宗。這個在中國歷史上存在感很低的皇帝，沒有拓邊四方的神武戰功，也沒有翻云覆雨的權謀機變，但卻向我們展現了一個以仁孝為追求、以治理為目標、以仁宗為廟號的皇帝，誠如《大學》所言：“為人君，止于仁”。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時代精神，使得仁宗朝人材輩出，士氣昂然，不愧是一個令人贊嘆的時代。

宋仁宗趙禎，在歷史的長河中或許并非最耀眼的存在，沒有拓邊四方的神武戰功，也沒有翻云覆雨的權謀機變，但他卻以仁孝為追求、以治理為目標，成就了一個令人贊嘆的時代。

他忠實執行“祖宗之法”，改革臺諫、科舉等制度，使宋朝政治環境相對公平、公正；他為人寬容、仁厚，善待大臣，體恤民生，不矜名，不封閉，以寬宏恭儉的德行贏得了士大夫和百姓的愛戴；他尚德緩刑，識人善任，善于納諫，在諸多政治舉措中盡顯仁愛之心。無論是推行“慶歷新政”，還是在軍事、外交等方面，他都展現出了一位明君的風范。

仁宗執政期間，人才輩出，士氣昂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時代精神得以彰顯。他的仁政不僅為宋朝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也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七百余年后，連自命為“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帝王之一便是宋仁宗。宋仁宗，這位以“仁”為廟號的皇帝，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