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當銀幕上第一只腕龍在晨曦中緩緩抬首時，影院里爆發的驚呼與爆米花灑落的聲音，構成了我們關于電影魔法最初的集體記憶。

斯皮爾伯格用6300萬美元打造的恐龍奇跡，最終席卷全球超10億美元票房。約翰·哈蒙德在片中篤定承諾：“三年后，侏羅紀公園將向全世界開放。”

32年后的2025年，我們站在當年設定的“開園時間”之后許久——現實世界沒有恐龍公園，沒有基因復活的巨獸，只有手機里偶爾刷到的恐龍主題樂園廣告，帶著一絲刻意營造的“原始感”。

當電影中的科技預言紛紛落空，我們才驚覺，《侏羅紀公園》真正預言中的，原來是人類面對技術時永恒的天真與狂妄。

“你們科學家太專注于能不能做到，卻從不停下來思考該不該做。”這句伊恩·馬爾科姆博士的臺詞，早已成為科技倫理領域的醒世恒言。

它精準刺穿了哈蒙德代表的資本邏輯——技術可行性成為唯一準繩，道德考量淪為可有可無的點綴。

在資本的驅動下，侏羅紀公園從科研項目異化為牟利工具。為了吸引更多游客，基因工程師甚至擅自修改恐龍基因序列。當控制室員工面對危機時首先擔憂“投資人會撤資”，科學探索的純粹性早已被資本徹底腐蝕。

電影中那句“生命總會找到出路”的箴言，在現實里演化為技術反噬的隱喻。當初為控制恐龍繁殖而設計的全雌性種群，卻因融入的蛙類基因獲得變性能力——技術的漏洞永遠超出設計者的掌控。

30年后的今天，當基因編輯嬰兒的新聞震驚世界，當AI是否該擁有“人格”的爭論甚囂塵上，哈蒙德的幽靈從未遠離——人類始終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卻對后果缺乏敬畏。

電影中那位被小恐龍咬傷的員工，在痛苦中喊出：“我們根本不該來這里！”這聲警示穿越時空依然振聾發聵。當霸王龍在雨夜撕碎電網，當迅猛龍在廚房展開獵殺，特效奇觀之下是人類控制幻想的徹底崩塌。

當2025年的我們回望這部“過時”的科幻經典，銀幕上復活的恐龍早已不是重點。真正不朽的，是它對人類科技狂熱的冷峻審視。

在基因編輯、人工智能狂飆突進的時代，我們是否依然在用“能不能”代替“該不該”？當資本裹挾著新技術向我們涌來時，誰在扮演當代的哈蒙德，誰又能成為清醒的馬爾科姆？

片尾飄落的羽毛，帶著返祖基因的暗示輕輕降落。而現實中，人類早已在基因的深淵邊緣行走多時。

技術本身無善惡，人心卻常在迷途。當我們手握足以改變物種的力量時，或許最該重建的，是那份面對未知的謙卑——承認技術有其邊界，生命自有其法則。

在成為上帝之前，我們首先得學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