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你只讀中國史,你會奇怪中國晚清統治者為什么會如此愚昧可笑。但是如果放眼世界,你會發現,這并不是中國一家獨有的現象,有些國家在近代化過程中的對外反應與中國一模一樣。比如緬甸。
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第一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而開啟緬甸近代史的則是鴉片戰爭之前17年爆發的“第一次英緬戰爭”。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不明世界大勢,不明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因此遭遇慘敗。
而第一次英緬戰爭前的緬甸,其盲目自信,比中國還要嚴重。
1785年,緬甸大軍揮師西向,吞并了一個叫阿拉干的王國,從此與英屬印度直接接壤。1817年,緬甸蘭里島總督致信英屬孟加拉總督,奉緬王旨意,要求英國人向緬甸臣服,并且獻上孟加拉,交納賦稅。英國人自然并沒有如緬王希望的那樣前來叩頭。緬王大怒,決意與英國開戰,計劃先征服加爾各答,后吞并整個英帝國,并派自己的兒子去統治。
1822年,緬甸名將班都拉主動出擊,進攻內夫河口刷浦黎島的英國守軍。次年,英軍決定全面反擊,第一次英緬戰爭正式爆發。
戰前的緬甸本來沉醉在一片盲目自大的情緒里,認為打敗小小蠻夷不成問題。沒想到,戰爭進行不久,緬甸就一潰千里,面臨被滅國的前景。在英軍抵達緬甸首都附近后,緬甸不得不與英方進行和談,簽訂了著名的《揚達波條約》,割地賠款,并規定英國方面可以派出使臣駐緬甸首都。
二
緬甸國王之所以敢于要求英國臣服于他,一方面是因為他不明世界大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緬甸人的世界觀與中國非常相似。中國的皇帝自認為是“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所有一切國家都應該向自己臣服進貢。而相比中國皇帝,緬甸國王更為自大。歷代緬甸國王幾乎都宣稱自己是宇宙最高神毗濕奴、濕婆或是佛陀的化身。因此,緬甸國王被認為是宇宙的主宰,被稱為“水和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大地上一切的主人,總自稱為“王中之王”“最高之王”“宇宙之王”。18世紀,緬甸雍籍牙王朝的國君阿隆帕耶在一封致英國國王的信中就曾自稱“最偉大的至善的獨裁的君主……白象和黃金的主人……朕的偉大來自太陽”。
之所以有相似的世界觀,是因為緬甸的權力結構與中國相似。中國皇帝權力巨大,在國內實行說一不二的專制統治。而緬甸王權之專斷殘暴甚至超過中國皇帝,清末中國史籍《緬甸國志》記載,“緬甸為純然君主專制政體,刑賞生死,皆出諸君王之意念,其政府以尊嚴順從君主為主”。因此,和中國皇帝一樣,緬甸國王有一種“特有的自豪和過分的傲慢”,不允許世界上還有與他平等甚至比他權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人。
除了世界觀原因外,緬甸之所以如此自信,還有實力上的原因。在今天中國人的心目中,緬甸是一個貧弱落后的小國。在歷史上,它卻一直是東南亞的大國,戰斗力極強,甚至一度威震八方。
向東,它長期與泰國爭雄,長期占有上風,甚至導致有400多年歷史的大城王朝的滅亡。向北,緬甸與中國的明朝和清朝先后展開大規模戰爭,而且都是緬甸占了上風。明代后期,緬甸主動入侵中國,并從中國手中奪取了大片領土,今天緬北的大部分地區,在明代前期是在中國版圖之內的。即使是在清朝全盛的乾隆中期,緬甸在和中國為爭奪中緬之間的土司展開的四次大戰中也不落下風:前三次中國戰敗,最后一次雙方戰平,打得乾隆皇帝也沒脾氣。
這個面積并不大的國家之所以如此武勇,是因為它長期實行“軍國體制”,實行一種類似中國“軍戶”的制度,叫“阿赫木旦”制度。這些人平時耕種,戰時出征。平時他們不用納稅,戰時又可以掠奪戰利品,在緬甸社會地位很高。因此,緬甸這個國家實際是“為戰爭而生”的,這個國家作戰時不需要動員,不需要后勤準備,每個阿赫木旦都枕戈待旦,隨時可以出征。面對這樣的虎狼之師,很多國家都退避三舍。因此,在東南亞,緬甸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大國,是名副其實的霸主。
緬甸和泰國在文化上非常接近,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也同為小乘佛教的重鎮。然而面對英國人的侵略,兩個國家的反應卻截然不同。泰國小心而理智,努力收集外部信息,與殖民勢力巧妙周旋,最后成為東南亞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緬甸卻粗率蠻干,戰前盲目自大,戰敗又驚惶失措。之所以如此不同,一個重要原因是泰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海外貿易的國家,統治者具有商人一樣的靈活與現實,注意搜集外面的情報,也懂得以柔克剛。緬甸在歷史上卻一直鄙視商業。緬甸統治者一直坐享戰爭紅利,歷來不重視經濟建設。緬甸海岸線長,海上貿易條件很好,但是緬甸統治者為了維持海上安全和國內穩定,采取閉關自守的政策,嚴格控制對外貿易。和中國的廣州海關一樣,緬甸海關也非常腐敗,官員經常敲詐勒索外國商人。船上人員須幾經檢查后才能上岸,有的船只還被勒索禮品。因此,緬甸的海外貿易規模一直無法擴大。
三
基于相似的政治結構,緬甸對外部世界的反應與中國高度相似。
第一次英緬戰爭和第一次鴉片戰爭,對緬、中兩國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了空前的打擊。然而戰爭之后,兩國的統治者都表現出驚人相似的顢頇和遲鈍。
在緬甸歷史上,從來還沒有哪一次戰爭像第一次英緬戰爭那樣,如此沉重地打擊了緬甸人。“國王孟既被一再復發的憂郁癥折磨,最后變成了癲狂。”然而,如此慘烈的結局并沒有動搖緬甸人的面子心理。
第一次英緬戰爭與第二次英緬戰爭相距26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間間隔16年,中緬本來都有充分的時間總結教訓,大力改革。然而中緬統治者都沒有進行任何反省,而是固守舊制度,繼續沉睡在舊夢里。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除了加固了幾個炮臺外,沒有進行任何內政改革,同樣1826~1852年,緬甸上層統治集團沒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相反,仍然如以前那樣沉溺于內部斗爭。盡管國家日趨貧弱,這一時期的緬甸國王仍然熱衷于做功德,廣建寺院寶塔。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緬斤(將近5000公斤)的黃金。
因此很自然,中國和緬甸不久就遭遇了第二次打擊。
第二次英緬戰爭的導火索之一,是有關英國公使進駐緬甸的爭執。
《揚達波條約》中明確規定英國向緬甸首都派駐公使,同時緬甸也向英屬印度派駐使節,以利外交交流。緬甸國王對這一條極為抵觸,因為他認為,互派使節就等于承認英國國王與自己地位平等,這是緬王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第一次英緬戰爭之后,緬甸一方面竭盡全力砸鍋賣鐵向英國人賠款,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拒絕讓英國公使進駐緬甸首都。
為了能讓緬甸接受英國駐緬甸的使節,英國人費盡了心力。1826年,英國派出了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ord)前往緬甸首都阿瓦談判這一問題。
緬甸國王紆尊降貴地“破格”接見了他,不過卻特意選擇了一個特殊的日子,那就是“悔過日”(也稱“卡多”即“Kadaw”日):這是緬甸國王接受地方上的頭人進貢并請求國王寬恕的日子。緬王在這一天接見克勞福德,可以自欺欺人地理解成英國人是在向緬王進貢,并承認以前的錯誤。
這一安排與中國晚清的外交手段非常相似。在后來同治皇帝不得不接受外國公使進京并考慮公使覲見事宜時,故意把接見地點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閣。因為這是中國皇帝傳統上接見“貢使”和“外藩”的地方,這樣一來,外國使臣仍然是被當成了“貢使”。
當然,使節爭端只是第二次英緬戰爭的一個小小前奏。與面子上的爭執相比,英國人更難以忍受的是緬甸人試圖推翻《揚達波條約》。
東方民族對條約的尊重往往并不堅定。咸豐君臣在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時,曾明確宣稱簽署條約不過是為了退兵而采取的權宜之際。負責談判的大臣桂良也對皇帝說,簽約只不過是“暫藉和好之說,迅速了結為得計也”,假借談判,把洋人打發走了事。所以外國人走了之后,隨時可以推翻:“此時英、佛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實憑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需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如今我們和洋人談的這個條約,皇帝您別當真,這只不過是咱們哄他們退兵的招數。等他們走了,您就假裝治我們的罪,說我們談判時沒聽從您的指示擅自簽約,這樣條約不是一下子就變廢紙了嗎?
緬甸人也一樣認為,已經簽訂的條約是隨時可以翻臉不承認的。
1837年年初,孟既國王被他的弟弟孟坑發動政變推翻。孟坑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揚達波條約》無效。理由呢?很簡單,新官不理舊賬,這個條約不是他簽的。
1837年6月,孟坑王召見伯尼,譴責英國侵占緬甸領土,宣稱他過去沒有看到過《揚達波條約》的全文,英國人也沒有同他締約。因此,他不理會《揚達波條約》。
這種態度當然是英國人難以接受的。第二次英緬戰爭終于爆發,戰爭結果是緬甸半年之內就喪失了大片國土。1852年年底,英國單方面宣布吞并下緬甸,將緬甸的一半國土吞入口中。
第二次英緬戰爭之后不久登基的曼同王,是一個力圖有所作為的國王。為了保住緬甸的“球籍”,他在國內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緬甸的改革力度不夠,完全達不到扭轉緬甸國運的程度。更何況緬英雙方在此時又因鞋子問題而宣布斷交,這再一次讓緬甸國勢落入危險之中。
和中國一樣,緬甸的外交史上,禮儀之爭也漫長而激烈。中國和外國的爭執是三跪九叩,而緬甸人爭執的主要焦點是鞋子問題。鞋子在東南亞國家通常被視為不潔之物,緬甸人要求英國人見緬甸國王時必須先脫鞋,然后跪拜。然而1830年來到緬甸的白尼卻拒絕這樣做。
白尼堅決反對脫鞋,并明確表示:這是緬甸官員“借羞辱和貶低英國人的人格來提高他們王的地位和滿足他們自己的傲慢和虛榮心的一種手段”。
如同馬戛爾尼覲見乾隆前與中國方面為行禮爭執了一個月一樣,英緬雙方為脫鞋這件事爭執了將近兩個月,最后達成妥協,緬甸方面允許白尼可以穿鞋走到宮殿的臺階前面再脫鞋。
在曼同王統治時期,雙方因為鞋子問題又起爭執。“1873年英國威爾斯親王到達印度。緬甸大使晉見時穿著靴子,坐在椅子上。隨后,英國提出,今后英國大使晉見緬王時不再脫靴子;從此曼同王再不見英國使臣。”
這件事導致英緬斷絕了外交關系,不再有溝通的渠道,雙方關系越來越惡化,不久終于發生了第三次英緬戰爭,并以緬甸的完全失敗而告終。從此緬甸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不復存在,成為英屬印度的一個省。
因此,晚清中國的對外反應并不是獨有的,在世界其他國家的歷史上,也能找到很多例子。
(節選自張宏杰:《簡讀中國史:世界史坐標下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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