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7日，“中國政治經濟學四十人論壇·2025”在廈門大學成功舉辦。此次論壇由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鄒至莊經濟研究院、中國政治經濟學年會共同主辦，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和經濟研究所承辦，《政治經濟學報》編輯部和《中國經濟問題》編輯部協辦。本文根據作者在“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2025”上發言整理而成，經作者審核，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盧荻】

作者在會議上發言 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2025主辦方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世界歷史”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全球歷史進程的基本原則和理念。在現代歷史這一“世界歷史”的演進中，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是全球的普遍存在。

今天的發言試圖在“世界歷史” 的框架下審視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強調中國經濟制度的主體性和經濟變革的實踐不可避免要面對世界資本體系的制約，說明這些制約的特性、邏輯和矛盾，才有可能指導實踐超越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使命。

接下來希望從以下四個主題展開討論

（1）世界范圍的后進發展與資本主義邏輯；

（2）現階段的經濟發展與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3）比較視角——資本主義的限度與中國實踐；

（4）系統視角——超越資本主義的霸權更迭。

希望能夠從多個視角，更深層地探討世界主義特性，以及面對這個特性，中國如何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建，探索本身和全世界的現代化道路。

世界范圍后進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

剛才已經說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范疇里，現代歷史是“世界歷史”，中國式現代化也是面對這個存在中展開，縱使是共和國前30年建構和發展戰略的制定，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以應對這個體系的圍堵和壓力為前提。

給大家分享一張很簡單的表。表1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可以看到1960-1980和1980-2023兩個時間段里，OECD發達國家的增長出現了顯著的下降，從3.03降到了1.59%。但是就算這樣，比起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OECD發達國家的發展還是領先的。總體上表示了世界范圍除中國之外的全球經濟發展出現了相當大程度的跌落。

圖1展示的世界范圍內增長的分化，中國是一個特例，增長速度非常快。紅色這條線是中國人均GDP水平與OECD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比例，藍色是中國和OECD之外的全球發展中國家占OECD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比例。可以看到2023年除中國之外的發展中世界的比例比1960年要低。可見全球發展中的分化是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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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下跌和分化，這需要來解釋，從而更好地說明為什么中國會是特例，由此延伸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式現代化究竟有什么樣的特性，促使中國成為世界范圍系統意義上的特例。

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世界范圍的全球化其實是一個經濟金融化的過程，特別是全球范圍內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信條：市場自由化、公共資產和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以及各種各樣的去管制，歸根到底就是讓資本最大程度地自由追逐利潤，由此導致了經濟的金融化、投機化。

從而產生的結果是，一方面世界范圍的投資不足，再加上收入分配惡化壓抑了消費，系統性的需求不足成為常態，這構成了危機的基礎。另一方面，投機活動性質上只是分配利潤而非產生生產利潤，在生產受擠壓的情況下，系統性危機往往首先以金融危機形勢爆發出來。

在這樣的過程中，由于資本體系在全球空間上的擴展，將各種各樣生產性資源廉價地卷入進來，特別是廉價勞動力和自然環境。資本主義國家獲得了“掠奪性的積累”，但是卻將污染工業搬到發展中國家，導致發展中世界陷入低技術、低勞動收入的發展陷阱。

那么，必須思考的是，中國在制度和政策上，迄今為止是如何克服這些制約的，是否能夠有足夠的條件在未來應對類似制約。

現階段的經濟發展與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與之相關被討論更多的話題就是，中國是否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2024 年世界發展報告》以“中等收入陷阱”為主題，在回顧全球化年代世界發展的實際表現，以及展望未來前景上，都做出了很不樂觀的判斷。報告列出的面對艱巨挑戰的一大群國家的名單，中國居于首位。

他們對中國如此悲觀的依據是：高收入經濟體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是一直沒有停頓地在下降，1960年是30%降到2023年17%。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主流的解釋是中等收入經濟體在世界市場上欠缺競爭優勢：它們在勞動密集、低增加值的產業上（因為勞動力成本較高）無法與低收入經濟體競爭；在資本密集、高增加值的產業上（因為技術水平較低）無法與高收入經濟體競爭。

所以他們認為中國正面對這樣的挑戰。怎么來應對？世行的報告提出“3i”應對策略，其核心就是，通過所謂的投資+引進國外技術+創新（investment+infusion+innovation)。這些都是在強調能力的構建，也就是說這從根本上背離了在此之前自由主義高峰時代的主導政治信條：新自由主義的 諸如“形成正確的相對價格”和“形成正確的產權安排”等格言，所強調的是，只要是市場決定的“誘因”就會自動帶來競爭力，就會自然而然地避開陷阱并促進發展。

這種思維的轉變在其他地方也發生了，歐盟的產業政策熱議、美國的“新華盛頓共識”或OECD的“使命導向創新政策”等等都是如此，這些新思維作為發達國家應對今日現實挑戰的政治信條被寄予厚望。其核心理念同樣是強調構建“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同樣是判斷單憑市場不足成事，需要國家介入并起到關鍵作用。

如此種種，這相當程度上是趨向于向中國學習，就是認為，克服危機和未來發展有賴于“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組合。

然而留意這里的“合成謬誤”：在世界范圍系統性發展下滑中，大家都提升競爭力，意味著彼此抵消，從而不能作為一個正確導向。

而中國的發展目標或使命，遠比面對“中等收入陷阱”威脅的發展中國家以及面對危機的發達國家更加系統和深刻，表現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和追求，以及相應的發展新格局的建構。這意味著發展的任務更加沉重，對制度和政策的要求更加嚴格，任重道遠。

資本主義的限度和中國實踐

如果從比較視角來看中國面對挑戰，我們有沒有什么世界范圍的經驗教訓可以吸收？按照資本主義歷史文獻的論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是自16世紀崛起以來歷經霸權更替、周期輪回。迄今，美國霸權主導下的長周期包括二戰后近30年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以及自1980年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

就發達國家群體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看，黃金時代的表現無疑遠為優越：持續經濟增長、接近完全就業、收入分配平均化、社會底層的基本生活保障、普及醫療和教育，等等，都是與新自由主義年代的表現截然對立。

然而黃金時代畢竟沒有持續下來，或者說，在資本主義的限度內黃金時代模式具有內在的不可持續性。

福利國家、國有企業、產業政策、發展導向的金融、集中化勞資談判等等制度安排，可以違背微觀層面的利潤邏輯，可以違背短期上的總體利潤邏輯，但是無法違背資本主義的規定性——長期上的總體利潤邏輯。

那么，即使僅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僅是已經，并且需要繼續超越新自由主義，而且必定需要超越黃金時代模式。

再次回到淺層，就是人們對世界范圍的發展表示悲觀，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生產性投資不足。中國雖長期是例外，但是在近年來呈現出越來越向世界常態趨同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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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上表（如圖所示）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投資率要么停滯要么下降。中國是例外，但是這個例外不是必然如此，我們知道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們出現了生產性投資率下降的趨勢，這反映了市場有效性和政府有為性的不足之處就是，相對于我們的目標，市場層面的投資不振，是因為投資受限于投機邏輯和利潤邏輯；政府層面的投資不足，是因為受限于財政力量不足，即財政在經濟社會上的權利和責任不對稱。

這或許就意味著，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眾多制約中，同時包括了經濟金融化元素以及表現在財政局限的黃金時代模式的制約元素。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跟資本主義本質上不同，我們如果說出現了投機化、金融化，不是因為內生發展起來的，而是資本主義源頭制約導致的。

那么要克服這些制約，就是要超越資本主義歷史模式，這是整個中國式現代化歷程的課題。

超越資本主義的霸權更迭

世界范圍的后進發展，在新自由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體系主宰全球的情況下難以推進，甚至是備受阻礙、壓抑，尋求替代的秩序和發展道路于是成為必要。

最后的指向就是寄望于中國。

中國對世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式現代化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我們自己獨善其身去構建的：一方面是世界要從中國得到經驗教訓，向中國學習；另一方面是要指望中國能夠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重新構建提供系統作用，即中國作為重塑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力量，推動全球南方的生產性投資、技術發展，以及擺脫金融霸權的操縱。

很明顯，中國到此為止主要是在經濟意義上試圖影響世界范圍的系統性的發展方向，我們主要是圍繞“一帶一路”，構建連通性，透過交通運輸網的建設，在空間上將分散的全球南方經濟體連接起來。 由此引申到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電力、電信網絡、運輸條件等等，同樣是為了讓這些經濟體連接起來，建立生產性活動，參與由此促成的需求規模擴展下的專業分工。

因為“一帶一路”項目，中國石油工程建設有限公司在伊拉克為當地工人帶去了發展機會。圖為伊拉克當地工人人民網

“一帶一路”為相關的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發展的平臺，在此之上，中國并沒有試圖干預合作伙伴的意向，而是相信所有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是取決于它們本身政治經濟內部的特性。在社會發展上更是這樣，收入分配、社會福利、勞工保障、環境保護等等，更不用說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不干預”立場的首要準則。

在這樣的基礎上，就算我們是純粹的經濟活動，而且是推動平等的、自由的市場活動以及互聯互通，我們也很有可能根本性動搖已有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特別是越是發達國家，它們越是依靠全球化各種各樣的壟斷租金來維持現有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水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對外各種經濟活動并沒有存在任何占有和壟斷的情況，但是發達國家不可避免需要做根本性的自我調整，特別是放棄他們對霸權的追求，這樣中國式現代化才有可能完成。

結語

從長時段、大歷史的視角看，按照“歷史資本主義”文獻的研究，資本主義的常態就是壟斷，資本與國家權力結合，在體系所及的范圍上建構和施行霸權，汲取壟斷租金。這個常態貫穿于自十六世紀以來整個資本主義歷史的各個長周期或霸權體系，包括地中海城邦、 荷蘭、英國、美國等主導下的體系。

中國的崛起是異例，它的政治經濟特性遠離跨國壟斷和霸權，并不從外界汲取壟斷租金，而是透過生產性活動和平等競爭來推動自身的發展，同時也推動世界發展。超越歷史資本主義的特性，貫徹在中國式現代化本身以及在中國對世界發展的系統影響，這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課題。

我希望上面這些比較淺層的討論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構建能夠提供有意義的參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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