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美國亞洲協會會長兼首席執行官、韓國前外交部長康京和到訪中國人民大學并在發表。在對話研討及現場互動環節，康京和提問現場的年輕聽眾， 你們希望中國在未來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在全球的地位如何？希望中國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人大學生的回答獲得了現場觀眾的熱烈掌聲 。現將 研討及現場互動 實錄發布如下： （全文約9000字，預計閱讀時間20分鐘）

王文：非常感謝（點擊藍色字體可查看演講全文）。我們剛剛聆聽了康京和教授極具洞見的分享，她深入闡述了當前世界的發展態勢，包括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最新進展、國際社會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努力，以及公共衛生方面取得的成果，這些內容意義深遠。我由衷希望特朗普總統也能聽到您的演講，相信這會帶來積極影響。

接下來，有請幾位杰出的教授上臺，他們分別是：劉卿教授，丁一凡教授，魏德東教授，王義桅教授。

今天到場的四位教授極具代表性。劉卿教授不僅是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同時作為外交部下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的主要負責人，也擁有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丁一凡教授曾長期任職于國務院，為多位國務院總理提供政策支持，在全球治理領域造詣深厚，于網絡平臺上深受年輕群體的喜愛與關注。魏德東教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工作多年，該校毗鄰亞洲協會，魏德東教授在文化研究，尤其是宗教研究方向成果斐然、聲譽卓著。王義桅教授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極為活躍，為學界所熟知，且曾赴韓國訪學深造。四位教授的學術背景與專業領域各有建樹。

現在進入互動環節，請每位教授用約3分鐘時間，對康京和博士的演講進行點評。首先有請丁一凡教授。

丁一凡：感謝王文教授的邀請。非常榮幸聆聽康京和教授的演講，尤其是關于聯合國機構的內容令人印象深刻。康教授曾在聯合國機構長期任職，并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對聯合國機構的運作有著獨到見解。她在演講中指出，當前聯合國機構的運行狀況不容樂觀，并將這一問題與氣候變化等議題相結合進行探討。

在此，我想請教一個問題：新一屆美國政府再次決定退出《巴黎協議》，這已是美國政府多次退出聯合國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協議，此前布什政府時期就已退出《京都議定書》。美國作為全球排放大國，盡管當前排放量略低于中國，但在歷史累計排放中占據重要份額。若美國持續拒絕履行減排目標，這將對聯合國相關公約的落實產生重大影響。在主要發起國缺乏合作意愿的情況下，聯合國制定的這些應對氣候變化公約該如何確保有效實施？美國的這一行為又會給全球氣候治理帶來多大沖擊？

王文：實際上，美國已是第三次退出氣候協定，前兩次分別是退出《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接下來有請劉卿院長發表見解。

劉卿：衷心感謝康京和博士帶來的精彩演講。通過她的演講，我對多邊主義的認知得到深化，包括其面臨的挑戰與應對之策。我認為演講內容可歸納為三個核心部分：

第一，康京和博士展現出對人類未來的深刻思考。作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女性領導者，她聚焦氣候變化、性別平等、公共衛生危機這三大關乎人類命運的重要議題，其對人類未來發展的思索發人深省，直擊心靈。

第二，她強調多邊主義并非遙不可及的愿景，而是需要付諸實踐的行動綱領。在展望未來的同時，她著重呼吁國際社會以實際行動踐行多邊主義理念，并指出當前聯合國作為戰后最具權威性的多邊機制，存在功能失調、影響力下降等問題，號召各方攜手推動多邊機制的振興與發展。

第三，康京和博士憑借曾任韓國外交部長的經歷，積極推動韓國在多邊機制中發揮獨特作用。尤其令人感到振奮的是，她倡導中、日、韓三國加強合作，指出三邊合作機制雖屬小多邊范疇，但可作為全球多邊合作框架的重要補充，助力多邊主義發展。

對此，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在應對全球挑戰的進程中，中、日、韓三國以及東盟等亞洲國家，如何基于亞洲獨特的歷史文化與價值體系，特別是“和合文化”，在推動多邊主義發展與振興多邊機制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畢竟康教授所在機構為Asia Society，相信對此會有更深入的見解。

王文：這個問題極具價值，為我帶來諸多思考與啟發。幾天前，于本會場參與研討時，我曾提及：“當前中美關系似乎陷入被關稅問題主導的局面。”事實上，關稅在中美關系中所占比重極小，僅約為0.2%，但如今關稅議題卻成為中美雙方關注焦點。相較之下，康京和博士的演講著眼于人類大義，深入探討氣候變化、性別平等等重要議題。我不禁設想，若聯合國由康京和博士這樣的領導者掌舵，國際社會或許便能擺脫被關稅這類局部問題所束縛的困境。劉卿院長的發言同樣意義重大，其引導我們深入思考人類社會真正應當關注的核心問題。接下來，有請在宗教學領域造詣深厚的魏德東教授發表見解。

魏德東：感謝王文教授的邀請，也衷心感謝康教授帶來的精彩演講。作為國際關系與宗教學領域的研究者，能聆聽此次演講深感榮幸。我曾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部門長期任職，期間，一位同事提及亞洲協會將圍繞佛教研究舉辦系列研討會，這也是亞洲協會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在佛教研究領域占據重要地位，我也曾參與相關研究項目。此外，我這位同事上世紀80年代曾于杭州學習中文，當時我所在研究中心還為相關研究提供了一萬美元的資金支持。這些經歷與我們今日探討的主題存在內在關聯，在此與各位分享。

王義桅：康京和博士的中文名字頗具深意，“康”寓意健康，“和”象征和諧與和平，而“京”字內涵豐富。回顧聯合國秘書長人選，如果沒有潘基文作為聯合國秘書長，我認為應當考慮推選一位女性擔任這一重要職務，康京和女士便是極為合適的人選。

關于康教授的演講內容，我有以下幾點思考與疑問：

其一，多邊主義在文化、政治等領域將發揮何種作用，產生怎樣的影響？

其二，誠如康教授所言，當前的多邊主義實踐，包括聯合國的運作，尚未充分展現多邊主義的理想狀態。新冠疫情期間，240多個國家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抗疫項目，然而，國際社會仍面臨多種理念沖突與實踐困境。以中國為例，五星紅旗上五顆星緊密圍繞最大的那顆星，象征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您覺得，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這樣的一個領導地位以及美國所提倡的這樣一種多邊主義所面臨的挑戰呢？

其三，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當下，中美在諸多領域競爭激烈，與此同時，部分國家和地區仍存在電力供應不足的問題，這些地區的民眾難以充分參與多邊合作進程。此外，在人工智能普及的當下，其實在社會層面已經出現分化，如性別問題，各種不平等問題。對此，康教授有何見解？

正如“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國家和群體對多邊主義的理解存在差異。中國始終秉持自身的多邊主義理念，美國亦有“不在餐桌旁就在餐桌上”的外交策略。面對多元的多邊主義認知與國際合作模式，我們應如何化解分歧、凝聚共識？中國在借鑒美國政治制度經驗的同時，始終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您覺得在國際社會上，如何才能在聯合國當中有這樣的一個更好的，讓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呢？

康京和：在人工智能發展領域，聯合國已出臺相關法律及條約，旨在通過各類協議推動各國合作，特別是中美兩國在AI治理層面的協作。值得關注的是，全球數字差異問題日益凸顯，在信息技術與互聯網深度融入各國日常生活的當下，不同國家間的數字不平等現象仍較為突出。目前，針對數字差異的資金投入尚未取得理想成效，其根源在于相關工作多從基礎設施層面起步。

首先，在基礎設施層面，聯合國在提升技術可及性方面仍有不足。除現有舉措外，更需關注缺乏技術接觸路徑的國家，助力其提升技術獲取能力。

其次，聯合國的領導問題值得探討。作為擁有193個主權國家成員（最新成員為南蘇丹，部分南太平洋地區國家尚未加入）的全球性政府間組織，聯合國大會賦予各成員國平等投票權已屬不易。然而，安理會的權力結構存在根本性民主缺陷：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5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決策機制與權力分配仍待完善。盡管安理會在全球和平與安全領域的實質性貢獻有待提升，但聯大及世界糧食計劃署（WFP）、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專門機構仍在各自領域積極履職。可以說，聯合國體系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性。

關于領導力的問題，當某一國家對特定議題（如推動協議制定）有強烈訴求時，往往會爭取主導權。無論是不丹這樣的小國通過倡導“幸福指數”議題發揮影響力，還是中美等大國在重大決議中積極作為，權力分布的不均衡均要求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充分資源與空間，以保障其話語權。理想的治理模式應基于主權平等原則，而聯合國秘書長及其秘書處的角色亦至關重要——秘書處通過設定議題優先級、傳達信息等方式影響決議推進，秘書長則通過統籌協調發揮領導力。

在AI治理領域，我們仍有時間把握機遇。盡管人工智能發展迅猛，人類尚未完全掌握成熟的管理智慧，但全球已在探索治理路徑。這一挑戰不僅限于AI領域，基因編輯技術及其他高科技領域同樣面臨類似問題。國際社會必須積極嘗試構建治理框架——這需要全球領導力的引領，各國政府與聯合國等政府間組織均需全力以赴。

此外，感謝各位對亞洲協會的支持。作為成立于1956年、總部位于紐約的非營利組織，亞洲協會由商界領袖約翰·D.洛克菲勒三世創立，至今已有70年歷史。協會初期未在韓國設立中心，但我們不斷地在全球設立中心，如在東南亞，我們想要做的就是讓世界避免世界重蹈“冷戰”或戰爭覆轍。美國作為全球最具有影響力的大國，我們需要讓它能夠更加好地理解亞洲，這就是亞洲協會的使命，我們想要通過教育項目、文化交流與政策研究，增進美國人民對于亞洲文化和社會的了解。政策研究是協會核心工作之一，聚焦中美等大國關系的協調與管理。目前，協會下設中國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動基于事實的中國研究，向全球客觀呈現中國發展動態，這對各國決策者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我還要表達我對潘基文前聯合國秘書長的支持。在擔任韓國外長期間，我與潘基文合作過許多次。在他擔任秘書長期間，我支持了他的競選，并申請了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的人權相關職位，最終獲得了職位。在紐約工作時，我更接近潘基文，見證了聯合國在多個領域推動的進步。潘基文在任期間，以持續溝通與鼓勵的方式推動各國參與國際議題（如氣候變化），展現了卓越的領導力。我期待未來有韓國籍領導人任職聯合國。

當前，在聯合國及全球格局中，各地區正交替扮演中心角色，從歐洲到美洲，如今輪到亞洲。同時，性別問題不容忽視，眾多女性候選人正積極競選。明年，安理會與聯大將決定下一屆領導人，其中不乏女性。我堅信，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應以人為本，基于人類尊嚴理念，無論是性別平等還是其他權利平等。若能將協同努力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的尊重之上，我們將在多邊主義框架下走得更遠。

在亞洲合作方面，東南亞的東盟是一個堅實的合作典范。東盟成員國曾面臨種族、貿易等諸多嚴峻問題，但經過多年努力，他們摒棄敵意，共同解決問題，實現目標。從最初的5個成員國發展到如今的10個，未來還可能增加新成員。東北亞國家應向東盟學習，東盟已實現大目標，中、韓、日三國分別與東盟國家會面，但三國之間的直接對話機制卻未建立，多在東盟活動中進行“東盟+三國”會議。在吉隆坡當時我也是聽到有很多的領導人曾有意推進三國直接對話機制，但推進之路困難重重，近年來三邊合作未能有效推進，原因眾多。我期待中國能抓住機會，加強三國合作，甚至將其體制化、體系化，建立三邊合作秘書處，但這還不夠，我們需要讓三國更好地合作。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行為令人失望，此前美國政府常宣稱領導世界并作出諸多承諾，此舉無疑打破了國際社會的期待。不過，當前全球綠色轉型進程仍在持續，美國聯邦政府、其他國家政府以及企業都在積極推進氣候變化應對工作，多數國家希望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在此背景下，中國的領導能力對全球格局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在美國國際領導力缺位的情況下，中國的作用更加凸顯。

王文：感謝您的耐心解答，相信觀眾仍有更多疑問。

《環球時報》記者：我有兩個問題：5月20日，美國政府宣布限制哈佛大學招收留學生及交換生項目，且有報告顯示美國收緊留學生簽證，您如何看待中美民間交流面臨的挑戰？中國外長王毅指出美國試圖通過單邊霸凌手段遏制中國制造業發展，亞洲協會是否面臨美國政府壓力？并且希望可以調整類似的對于亞洲、對于中國不合理的這些要求？

民辦非營利性企業：除了政府間的合作之外，請問民間力量如何更好地參與全球變暖與公共衛生治理，為人類發展貢獻力量？

康京和：我覺得你們提出的問題都非常重要。無論是政府間合作，還是民間在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領域的貢獻，都值得重視。中國政府在減排方面的努力我非常看好，氣候變化領域的活動家也需要加大力度，推動政府履行更多責任。同時，民間力量也應當積極參與。尤其是在公共衛生領域，合作帶來了很大的益處，能夠幫助各國人民從公共衛生危機中迅速恢復。這也是我們亞洲協會參與公共衛生協議的重要原因，我們希望能夠找到更多有效的方式來治療癌癥等疾病。制藥行業在這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因為它對政府和全球健康具有深遠的影響。我們必須認識到，全球范圍的公共衛生體系仍然不完善，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的應對中，合作不足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后果。對于普通人來說，我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去進一步地推進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來實現我們的減排目標以及公共衛生目標。

至于哈佛大學取消留學生項目，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因為交換項目不僅僅是學生之間的互動，還涉及到學校、企業乃至國家之間的合作。這種政策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特朗普政府的這一做法應重新審視。我們需要進一步討論如何改善這一問題。

關于亞洲協會，我們是一個獨立的組織，未依賴政府資助。許多NGO可能會受到美國政府資助的影響，但我們能夠保持獨立，憑借企業家和基金的支持，自主決定言論，并為美國政府提供政策建議。

王文：我還想提一個簡單的問題。康教授，您之前提到第一次來到中國是30年前，30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您要問我們專家團隊或觀眾一個問題，您最想了解中國發展中的哪方面呢？

康京和：中國的變化非常巨大，尤其是在2019年我作為韓國外長訪問時，我看到了中國在城市面貌和綠化方面的深刻變化。我想如果要問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看待中國在全球的地位。中國的領導地位非常重要，但我們可能沒有很好地展示這一點。我也想問在座的年輕人，你們希望中國在未來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在全球的地位如何？你們希望中國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王文：誰愿意回答這個問題？特別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勇敢地發言吧。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學生：感謝提問。我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學生。我認為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技術創新和經濟發達的國家，并且盡力幫助全球特別是那些正在遭受困境的國家。世界正面臨諸多挑戰，如俄烏沖突、加沙沖突等，中國一直支持和平發展。然而，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朋友并不多，許多國家誤解中國的政策，認為中國會成為全球霸主，并試圖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未來的中國能夠被視為一個能夠幫助他人的領導者，而不是霸凌者。我們希望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像美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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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還有其他人想回答這個問題嗎？

巴黎高等商學院畢業生：感謝提問。我不是學生，但我最近才從巴黎高等商學院（HEC Paris）畢業，目前在一家合資企業工作。我尊敬今天的專家組。我認為，當前世界對中國的理解還不夠全面。理解中國不僅要從政治層面，更要從經濟和哲學角度去理解。我們希望通過一個自上而下的方式，理解中國，并與其他國家更好地合作，實現和諧共生。

王文：丁教授，您能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嗎？

丁一凡：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過去十多年，或者未來十幾年，中國將如何發展？我想引用一位知名韓國學者David C.Kang的觀點，他提到東亞國家與西方國家在全球合作上的理解存在巨大差異，這背后的原因源自東西方文化歷史的差異。目前，中國正推行中國化的文明之路，這就是為什么在韓國能夠看到對于中國的研究沒有很多學者，就算有學者可能也是在東亞比較多。盡管如此，我們一直歡迎來自其他國家的學者深入研究中國，理解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并攜手推動全球合作。

王文：王義桅教授，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義桅：我認為，就像之前聯合國秘書長就職演講引用《道德經》，這其實就是中國哲學思想的一個非常好的向外傳播的一個例證。我們不應僅僅做好自己的事情，還應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比如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等問題。正如林肯總統所說，全球治理問題關系到每一個人。我們需要匯聚各國人民的智慧，推動全球治理的進步。在中國，常說“高手在民間”，意思是民間有著豐富的智慧，我們應該通過構建更加有效的機制，發揮民間的力量，向他們學習。

王文：非常感謝王教授的精彩分享。實際上，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正在發起一個重要研究項目，被稱為“人類全面發展2050目標（CDGs2050）”。相比SDGs2030，它是一個更為升級的項目。2024年我們舉辦了通州·全球發展論壇，對SDGs2030進行了深入討論。我們認為，SDGs2030可能無法如期實現。今年潘基文先生也曾提到，SDGs2030的目標可能難以兌現。在此背景下，我們希望能夠為聯合國2030目標做出貢獻，并通過該項目回應康教授的觀點。在中國變得更強大的過程中，我們希望能夠向世界輸出中國的經驗。正如剛才學生所說，我們不追求霸權，而是追求一個更加健康、綠色、創新、共享與開放的全球關系。

最后，不知道劉教授您有沒有什么問題。

劉卿：我想回應一下王教授的看法。當前全球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面臨多邊主義受到挑戰、單邊主義抬頭以及保護主義、冷戰思維上升等多重壓力。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中國未來是否能繼續成為全球秩序的堅定捍衛者，是否能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最大生產國，并繼續推動多邊主義？今年我們將迎來兩個重要的多邊主義活動，分別是全球調解法院的簽約和女性大會的舉行。我們能夠看到，中國一直在不斷地支持多邊主義的實踐，同時也在和歐盟以及全球各國來不斷地推進多邊主義機制的建立和發展。除此之外，中國也貢獻出了一些自己的概念和智慧，比如“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這些都是習近平總書記就人類社會應該何去何從所做出的響應。

王文：還有15分鐘時間，可以回答2-3個問題。

韓國人：在多邊主義和普遍主義價值逐漸弱化、國家利益和現實主義日益強化的國際趨勢下，韓國如何堅持普遍主義的價值，并通過增強國家實力來推動現實戰略？

記者：非常感謝。我是一名記者，我有兩個問題：作為前韓國外長，您如何看待朝鮮對東亞的影響？特別是中國與朝鮮、韓國與朝鮮、朝鮮與日本之間的關系，您如何看待？對于貧困問題，您認為中國、日本和韓國能否合作推動地區發展，并在這方面取得進展？

康京和：韓國當前處于政權交替期（上一任政府因彈劾下臺，新總統將直接就職），外交政策需擺脫意識形態束縛，以務實態度應對挑戰。政局不穩可能影響外資對韓投資信心，而美國關稅壓力等問題亦需新政府妥善處理。外交的核心在于與鄰國構建良好關系，希望在各個層面我們都有更好的合作和交流。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相處模式，但是地區合作才是真正實現和平的關鍵。對于東北亞6國來說，都希望參與到地區合作中來，其中，中、日、韓作為東北亞核心國家，需以地區合作實現共同和平與繁榮。朝鮮核武發展訴求本質是尋求與美國的安全協議（將核能力作為談判籌碼）。無論他們達成怎樣的協議，都必須符合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

王文：今天下午，我們與一位杰出的女性進行了深入的對話，她不僅是韓國的杰出女性，更是全球的杰出女性。剛才，康京和博士提出了一個問題，勾起了我們很多思考——如果中國變得強大，我們想要做什么？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許多人還沒有想清楚的，我們應該如何推動世界的發展？在我思考這個問題時，我不禁向DeepSeek提問，詢問了一個問題：“2017年到2021年，康京和博士擔任韓國外長期間，中韓關系如何？”DeepSeek提供了詳細的答案，指出康京和博士為中韓關系走出“薩德危機”做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兩國關系的發展。

今天，康京和博士展示了她作為一位杰出女性的能力，她對未來的展望令人深思。通過她的歷史背景、履歷和經驗，更重要的是她提出的思考問題，我意識到我們在思考未來時，應該從更廣闊的視野出發，考慮中國、韓國以及亞洲的角色。因此，今天不僅是一次思想交流，更是一次未來思考的啟發。我們需要從更宏觀的角度出發，超越關稅等具體問題，構建基于多邊主義的全球視野，推動全人類共同進步。對中國人民大學而言，今天的交流無疑是一次重要的機會。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康京和博士的精彩分享。

康京和：感謝今日富有深度的討論，你們的問題亦引發我的新思考。期待未來再次訪華、到訪人大，或通過其他形式延續交流。非常感謝！

王文：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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