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軍統頭子戴笠的專機從青島起飛，目標重慶。

當天的天氣惡劣，飛行中突遇異常，最終在南京江寧岱山墜毀，機上數人全部遇難。事發后，國民黨方面定性為“天氣與人為操作失誤”，但這個解釋，從一開始就說不通。因為，真正了解那架飛機狀況的人，從沒認可這個說法。

趙新，是當時這架C-47運輸機的原機長。他沒死，因為臨飛前突然被換下。他沒出聲，是因為“不能說”。但幾十年后，他終于說了，飛機沒問題，出問題的，是整場飛行背后的安排。

事情還得從那天凌晨說起。趙新早早到了軍用機場，按照慣例，檢查飛機狀態。這架C-47編號“222”，他再熟悉不過，跟了三年，飛過復雜地形和惡劣天氣，性能穩定，飛控反應靈敏。更別說這次飛行，還提前做了雙重預檢，連機尾液壓裝置都多測了一次，絕對靠譜。

可就在飛機準備好、飛行前例行通報都完成的那一刻，趙新接到通知，被換下來。替換他的是張遠仁——一個剛從航校出來的新人。理由荒唐，說是張要“順路帶點東西”，還有“特殊任務”，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個借口。

趙新不是不知道這趟飛行的敏感性。那幾天，軍統內部正查一樁事，牽扯宋美齡、航空委員會、飛機采購賬目。據說戴笠掌握了核心證據，要親自去重慶面報蔣介石。南京是必經之地，也是航空委員會老窩，換句話說，一些人并不希望戴笠繼續往前飛。

張遠仁被換上來的時候，有點拘謹，一直在副駕駛座調整儀表，額頭出了汗。副駕駛馮俊忠站在一旁，說不上話，臉色發白。趙新湊過去提醒了幾句，張沒回頭。

地勤做了最后檢查，油量、無線電、導航、起落架都正常，連輪胎胎壓都符合標準。所有人知道飛機沒問題，卻都不說破換人的事。

塔臺那天一共發了三次預警：南京暴雨、低云壓頂、風切嚴重，不宜飛行。趙新本以為任務會延后。但戴笠親口說：“今天必須飛，最遲十八號得到重慶。”語氣平穩，但身邊隨行人員神情緊張，像是趕赴一場必須完成的戰斗。

趙新退到機庫外，看著飛機滑行、起飛，消失在南邊的陰云中。他沒想到，那竟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這架飛機升空。

根據飛行記錄與后續無線電資料，飛機從青島起飛后，很快改變原定航線，繞開了上海，直接朝南京飛。有人說是天氣原因，也有人說，是臨時收到消息，要去南京“取證”或“對質”。

飛行途中，無線電接收異常，時斷時續。塔臺最后一次接收到的信號是：“三千英尺，準備備降南京。”但從記錄看，那時能見度不到兩百米，完全不適合肉眼降落。

張遠仁沒有儀表飛行經驗，更別說是在夜間、暴雨中。馮俊忠留下的口供里提到，當時飛機高度判斷失誤，副翼響應遲鈍，駕駛艙里已經一片慌亂。

第三次嘗試著陸時，飛機從雷達上消失。之后幾個小時，無線電一片寂靜。

第二天凌晨，搜救人員找到墜毀現場——江寧縣岱山。那是一片密林，殘骸燒得焦黑，延綿百米。機頭、機翼、駕駛艙全毀。但機尾——完整無缺，編號“222”清晰可見，落在焦土邊緣，像是被人特意放置在那里。

常規墜機，尤其這種高速撞擊，整架飛機會被沖擊撕裂，尾部通常最先解體或焚毀。但這次偏偏相反。機尾像是沒經過撞擊，也沒燒過。

調查人員最初懷疑是機尾在撞擊前脫離。趙新說，這種現象，在1945年美軍提供的一種“定向爆破尾艙”里曾見過。

據說當年美方給軍統提供了五套特殊爆破裝置，可以裝在運輸機尾部，在特定高度遠程引爆，制造“失事”假象。裝置小巧，帶有液壓釋放系統，一旦爆炸，可在機尾處撕裂出“自然斷面”。

趙新親眼見過樣品，那種裝置不大，但效果致命。美方技術顧問斯坦利·拉維爾事后承認，五套裝置，有兩套下落不明。

線索指向一個人——劉玉珠。這個名字軍統里不少人聽說過，是馬漢三手下。馬當時被懷疑有“蘇聯通聯背景”，戴笠準備在南京調查劉玉珠。

但奇怪的是，劉玉珠也在那架飛機上，卻沒在遇難名單里，也沒找到遺體。更詭異的是，有傳言說他提前跳傘逃走，還有說他被“從云南口岸撤離”，生死不明。

趙新說，這不合理。飛機墜落前，沒人看到跳傘記錄，天氣那種情況跳傘幾乎等同自殺。除非——他早就知道這飛機會“出事”，而且有人在空中接應他。

最讓趙新不能接受的，是飛行員的臨時替換。

張遠仁沒有任何復雜飛行記錄，卻被臨時指定為機長。而這項安排，飛行隊長也沒反對，事后還升了職，去了華中空運線當了指揮。

有傳言說，張遠仁的父親，是南京軍政高層秘書，和航空委員會關系密切。趙新回憶，那幾天他被“特殊照顧”：不許出門、不許打電話、也不許接其他飛行任務。

好像有人刻意“封口”，但又不想動他。

在墜毀現場，除了飛機殘骸，還有三樣特別的東西。

一是九龍寶劍。這原是清宮舊物，1925年進入南京中央博物館，1945年還在館中展出，怎么上了軍統專機，無人解釋。

二是幾根焦黑金條，編號為1942美援軍費專用系列，非市面流通版本。顯然不是普通人能碰的物品。

三是幾份幾乎燒成灰的文件，邊緣還有紅色鋼印。軍統內部人說，那像是賬目審計報告。趙新看過軍統文件多，那種紙張、標注方式，不會錯。

這些東西，連在一起，構成一個明確的邏輯：有人不希望這架飛機到重慶，不希望這些證據出現，不希望戴笠活著講話。

事發后，軍統立刻組成調查組，但只是象征性去機場問了幾句，沒有現場取證，照片都是軍方自給自足的版本。

趙新記得，胡宗南一度提出親赴岱山查看現場，被毛人鳳駁回，理由是“山高林密，不宜靠近”。兩天后，胡被調去西北，離開了軍統中心。

趙新說，那段時間，內部對這起事故有不少議論，但都被壓了下去。

一位姓何的中校，曾寫了一份非正式質疑報告，第二周被調職，三個月后“病逝”，消息不公開。

所有質疑都被抹平，唯一被留下的，是官方結論：飛行員經驗不足，天氣惡劣，意外事故。

趙新這一生沒再飛軍用飛機。退役后，在地方航校教書。他說自己從不怕天災，怕的是“事先設好的局”。

他保留了一份那年自己寫的日記，里頭寫著：“飛機沒壞，我檢查過。飛行路徑也不難，常規航線。唯一不同，是那天不是我飛。”

他說，那段時間，最可怕的，不是外敵，不是技術，而是在黑暗中動手的人，手握權力，掌控一切，卻躲在陰影里無人問責。

“如果只是事故，為什么不讓我們去現場看？如果真是失誤，為什么要查我三天不許說話？”

趙新看過墜毀地的航拍圖，那片焦土后來被種上了松樹，如今看不出一點痕跡。他說：

“線索都還在，沒人愿意回去看。”

戴笠死后，軍統分裂、軍令混亂、內部清洗不斷。許多檔案毀于戰亂，也有些，毀于人為。

趙新沒有留下什么“驚人之語”，也沒寫“驚世回憶錄”。

戴笠的死，不是巧合，是一套機制在運作。他知道太多，說得太多，查得太深。

趙新活下來，是因為被換下。而那班飛機上的每一個人，要么是故意留下，要么，是不得不死。

《軍統內幕揭秘》，李仲祥，新華出版社，2004年

《戴笠傳》，王長河，三聯書店，1997年

《中國近代空軍發展史》，張春峰，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