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下午，山東召開全省機構改革動員部署會議，迅速引發了廣泛的重視。

尤其是文件中提到的“要緊緊圍繞精簡規范議事協調機構抓改革，該精簡的必須精簡到位”，“大力精簡執法隊伍”，“嚴格落實編制精減要求，切實規范部門領導職數管理”等措辭，讓不少體制內的新人擔心“被優化”。

但實際上，這種機構改革，本就是五年一次。

自去年12月以來，以江西和北京為首，全國已有20多個省份的機構改革方案已經獲得中央批準，山東的動作屬于慢的，只是中國考公第一大省的標簽，讓山東的方案新聞獲得了遠比友省更多的重視。

而本輪各省的改革，源自是去年兩會結束后，公開發布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方案明確，中央的改革在2023年年底前完成，地方的改革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各地的方案被陸陸續續通過后，2024年各地都要開始對內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所以，剛剛結束的中紀委三中全會上，提出將重點從2023年的打老虎，轉向2024年的拍蒼蠅。

其中的目的之一，應該就是配合這一輪的機構改革。

各地的機構改革，一方面要跟中央的機構改革相匹配，另一方面也要因地制宜有當地的地方特色。

譬如，隨著中央社會工作部和國家數據局的組建，各地的社會工作部門和地方數據局也逐步“浮出水面”，金融監管總局和科學技術部重新組建，各地的金融和科技部門也開始重整，國家鄉村振興局不再保留，各地的鄉村振興機構也劃入了農業農村部門。

譬如，北京12月公布的方案，金融、科技、社會、數據四大領域中金融放在前列，也因此一度有了轟轟烈烈的北交所行情。

譬如，上海12月公布的方案，一邊加強黨的領導，一邊深化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創新（自治），顯然就是為了迎接西方資本的進入和投資。

譬如，江蘇的數據局掛牌成立，省發改委主任兼任局一把手，將省知識產權局改變為省政府直屬機構，緊跟先進生產力。

譬如，五年前就組建大數據局的浙江，五年后再次發揮“楓橋經驗”，對鄉鎮基層一體推進“擴權賦能”和“減負松綁“。

本輪機構改革，跟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先立后破”一樣，都是組建或重組一批符合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機構，裁撤一批落后于時代的組織。

回顧2018-2019年的那一輪全國機構改革，改革力度最大的是組建組建自然資源部，五年過后，土地財政終結，各類礦產資源財政崛起。

這一輪的改革，很顯著看到，各省的村鎮和基層都在放權，同時，也都在積極的組建大數據局來收攏新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