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華盛頓郵報》觀察到一個現象：美國高校計算機專業的畢業典禮耗時越來越長，但人文藝術類學科的卻越來越短[1]。

美國沒有張雪峰，但高中畢業生們正在瘋狂涌向計算機專業，同時文科的吸引力在不斷下降。根據美國官方的數據，從2017年到2022年，美國讀計算機的學生人數增長了34%，但同期歷史專業下降了12%，媒體和新聞專業下降了20%，英語專業（類似我們的中文系）學生人數則下降了23%。一些著名的文科大學，也開始大力發展計算機專業。

典型如馬里蘭大學，2010年該校的人文藝術類學科跟計算機的學生人數比例是4：1，但到了2023年這一比例變成了0.6：1，前者下降，后者猛增。出現反轉的原因很簡單：馬里蘭大學計算機系本科生畢業四年后薪資中位數超過11.6萬美元，而歷史系的中位數只有5.3萬美元，英語系中位數只有4.77萬美元——在高額學費的壓力下，傻子都知道怎么選。

一個典型的美國程序員形象，readwrite.com

就業，是產業的映射。CS專業在美國的火爆反映了一個事實：美國的信息產業，沒有像制造業那樣被大規模轉移到海外。

這跟產業的屬性有關。信息產業里偏硬件的芯片、PC和智能手機等，有較長的產業鏈，一部分制造環節能夠被外包；但像軟件、互聯網、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細分門類，鏈條極短，一群程序員就可以完成產品從0到1的所有環節，加上傳輸介質數字化，軟件和互聯網產品的復制成本為零，美國公司只需要宅在硅谷，就能占領全球大部分市場。

另外，一個產業在技術進步變慢后，勤奮的追趕者才有逼近的機會，比如蒸汽機、內燃機和電力等技術在誕生幾十年后，迭代逐漸變慢，磨個幾十年效率也就提升個一兩倍，這樣就給后發國家的追趕提供了窗口機會。但計算機產業不一樣，軟硬件性能每隔2～3年就翻一倍，底層創新更是不斷涌現——而美國主導了其中大部分創新。

這些創新包括：信息論、計算機架構、MOSFET（場效應晶體管）、集成電路、編譯器、操作系統、以太網、圖形界面、公鑰密碼、微處理器、數據庫、TCP/IP、分組交換、CDMA、面向對象、3D圖形、深度學習、UNIX、C/C++語言、RISC架構、軟件工程、分布式計算……這些都是構建計算機科學大廈的基礎，皆出自美國。

從“計算機界的諾貝爾獎”——ACM圖靈獎名單中便可窺得一斑：截止2023年的76名獲獎者中，美國國籍62名，歐洲9名，加拿大2名，以色列2名，中國1名（回清華任教的姚期智）；而在培養圖靈獎的高校中，斯坦福大學、MIT和UC Berkeley包攬了前三，前15名中更是有13所美國高校。

基于這些創新，信息革命從1950年代開始，先后掀起了10次產業級別的浪潮，分別是：

1. 晶體管/集成電路 2. 大型機 3. PC機 4. 企業軟件 5. 數字通信 6. 互聯網 7. 云計算/SaaS 8. 智能手機 9. 移動互聯網 10. 人工智能

這些產業浪潮，幾乎全部都源起于美國，也誕生了一大批底色是星條旗的商業巨頭。目前全球7家市值超過1萬億美金的公司，6家是美國的科技巨頭，蘋果谷歌微軟和亞馬遜等公司富可敵國，稱之為新一代的東印度公司也不夸張，而它們無一例外都將核心的部門放在美國本土，把全球征來的“科技稅”，源源不斷地兌現成員工的高額薪酬。

所以可以這樣說：信息產業是最沒有“全球化”的產業之一，美國把核心的就業和產值都保住了。

美國之外的其他玩家呢？歐洲曾在第一次工業革命里壓制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跟美國“攜手并進”，但第三次工業革命爆發之際，老歐洲的首要任務是在廢墟里重建，先恢復鋼鐵、汽車、化工等傳統工業的產能，它們一邊拿著馬歇爾計劃的天量扶持資金，一邊要對昔日的小跟班完全開放市場，在這一輪新的革命中，它們經歷了怎樣的野心和失落？

而新興的日韓和中國，它們顯然都是美國的新一輪“追趕國”。日本曾經野心勃勃，在芯片等領域等一度逼近美國，但最終遺憾多于成績；韓國的目標更實際，只想成為美國鏈條的一部分，調動財閥突擊后反而有不俗的成績；而剩下的中國，無論你如何看待中國的科技實力，都無法否認的是：這是一個比美國還熱衷讓孩子報計算機專業的國家。

所以當前世界科技版圖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在信息革命的10次浪潮中，美歐日韓中五大勢力，是如何“此消彼長”的。

01

信息革命的10次產業浪潮，本質上是通過對底層創新的“排列組合”實現大規模商業化。這10次分別是：

第一次：晶體管/集成電路，始于1950年代。貝爾實驗室在1947年發明了晶體管，另一家老牌美國公司德州儀器則在1958年發明了集成電路。兩者早期幾乎100%用在軍事上，如民兵洲際導彈，美國軍方的采購訂單讓晶體管價格大幅下降，一些民用場景如收音機等率先采用，仙童等公司誕生。在50～60年代，半導體幾乎就是美國的“獨角戲”。

晶體管誕生時，歐洲還是一片廢墟，后來也沒有費勁去追，相反日本在70年代一度威脅到美國，但最終落敗，后來產業大分工，美國仍然擁有Intel高通英偉達AMD等核心資產，韓國和中國臺灣則拿下了制造環節；而歐洲和日本雖然失落，但還是有一些“卡脖子”資產，如ASML和東京電子；中國大陸則布局了產業鏈所有環節，每一個環節都在追。

第二次：大型機，即Mainframe Computer，興起于1960年代，被廣泛應用到消費統計、人口普查、國防科學和企業管理等領域。引領者是IBM，代表作是1964年發布的System/360。大型機是美蘇科技競賽的核心戰場，蘇聯陣營對美國大型機進行了廣泛的仿制。

60年代大型機使用場景，1964年

在輝煌了20多年之后，大型機逐漸式微，1984 年PC機的年銷量（116 億美元）首次超過大型機（114 億美元），之后差距更是越來越大。不過大型機目前在銀行、電信、航天等領域仍然有一些難以取代的場景，IBM的z系列大型機仍然在產，只不過占收入已不足3%。

第三次：PC機，始于1970年代。由于芯片的進步，蘋果等公司在70年代引爆了PC機浪潮，后續由IBM的兼容機放大。也恰恰得益于兼容機模式，PC產業鏈形成了全球高度分工的格局，但核心部件仍然由美國主導（CPU/操作系統/GPU），Wintel聯盟在全球一度占據壟斷地位。

在PC機的整機品牌領域，中美瓜分了全球市場（聯想惠普Dell蘋果華碩）；日本在面板和內存領域一度實力雄厚（夏普東芝爾必達），但逐步敗退給了中國大陸和韓國（三星LG和SK）；組裝領域玩家主要是中國臺灣廠商（廣達仁寶英業達）；歐洲在PC機硬件產業鏈上幾乎沒有任何存在感。

第四次：企業軟件，始于1980年代。軟件產業的底座是PC機產業，細分領域繁多，包括辦公、數據庫和工業軟件等領域（操作系統歸到PC機浪潮里）。美國在除操作系統外的細分領域，如辦公（微軟Adobe）、數據庫（Oracle/微軟/IBM）、工業軟件（Autodesk/Cadence/新思）等都占據強勢地位。

與之相比，歐洲在工業軟件（達索/西門子）和管理軟件（SAP）等領域有較強競爭力；日韓軟件以嵌入式為主，實力相對較弱；印度在外包領域強勢，但自有的軟件品牌較少。上述國家對美國軟件業幾乎完全開放，而中國雖然也大量使用美國產品，但在幾乎所有垂直領域都有對標的國產廠商。

SAP是德國的國寶級企業

第五次：數字通信。傳統通信產業發軔于第二次工業革命，如電話和電報，屬于模擬信號通信。在信息革命中，晶體管和光纖等技術的出現讓通信技術產生了質變，推動了光通信和無線蜂窩網絡的出現。早期的引領者仍然是美國，其中包括摩托羅拉、AT&T、康寧以及思科等公司。

2G時代，歐洲憑借GSM的成功，培育出了愛立信和諾基亞等一批公司；90年代華為中興登上歷史舞臺，參與國際競爭，并在3G到5G的演進中跟歐洲“合謀”瓜分了全球市場，而中歐之外的摩托羅拉、北電、朗訊等公司紛紛破產、出售或退出市場。數字通信是10次產業創新中美國唯一丟掉強勢地位的產業，特斯拉的星鏈能否扳回一城，尚未可知。

第六次：互聯網，始于1990年代。互聯網的雛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的ARPANET，但誕生的真正基礎是PC機的普及，以及數字通信技術的成熟，比如分組交換和TCP/IP協議。行業的引領者仍然是美國，尤其是1993年克林頓政府發布的“國家信息高速公路”計劃，讓產業驟然加速。

在除中國外的全球大部分地方，硅谷幾乎壟斷了從門戶、搜索、社交、電商、流媒體等幾乎所有領域，尤其是歐洲和日韓，美國互聯網巨頭如入無人之境，本土的互聯網商業公司幾乎被屠戮殆盡，進而嚴重限制了本國計算機工程師的規模，給后面幾波產業浪潮的掉隊埋下了伏筆。

第七次：云計算/SaaS，始于2000年代。2003年亞馬遜首先推出AWS，然后2006年“云計算”在Google開發者大會上被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云計算本質上是一種數字基建，由于toB屬性，既不性感也容易被忽視，但其實它的市場規模高達5500億美金，跟智能手機差不多，是PC機市場規模的2.5倍。

亞馬遜巨大的數據中心，弗吉尼亞州

而這一市場的格局更極端，玩家最后只剩中美。全球云計算前4名分別是亞馬遜AWS、微軟Azure、Google GCE和阿里云，國內華為和騰訊份額也比較大，海外雖受限但也在快速增長。SaaS巨頭更是主要集中在北美，百億美金巨頭比比皆是，中國SaaS公司收入規模相比美國同行來說差距懸殊。

第八次：智能手機，始于2007年的“iPhone時刻”，大概花了10年時間就把功能手機掃進了歷史垃圾堆，順帶消滅了歐洲的手機產業。目前終端品牌是美國和韓國各占一家（蘋果三星），中國軍團如小米、OV、榮耀、傳音等包圓剩下的份額，一度登頂全球的華為則正在上演一場絕地復活。

智能手機產業鏈也遵循全球分工，美國在核心的操作系統（安卓/iOS）和高端SoC芯片（高通/蘋果Silicon）上保持領先，能發起挑戰的是被逼到墻角的華為（鴻蒙和海思），其他核心零配件中日韓歐均有分布，制造和供應鏈目前主要在中國，但向越南、印度轉移的趨勢正在愈演愈烈。

第九次：移動互聯網，始于2010年代。引領了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美國自然擁有先發優勢。除了傳統互聯網巨頭把產品延伸到移動端之外，還涌現了一批移動互聯網創業公司，如Uber、WhatsApp、Snapchat等。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美國的各類App都霸占了排行榜前列的大部分位置，其唯一的挑戰者是中國。

第十次：人工智能，始于2010年代，引導者仍然是美國。2012年AlexNet奪冠，深度神經網絡被復活；2016年AlphaGo爆火，同年OpenAI在硅谷成立；2017年谷歌提出了Transformer架構，2018年GPT-1誕生，2022年11月ChatGPT問世……這一系列進展背后的推動力量，基本都是美國公司。

在ChatGPT問世之后，全球各國大概只花了3個月就形成了一個共識：通用人工智能（AGI）將帶來人類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果這個判斷是對的（的確尚不能保證100%正確），那么可以說：第四次工業革命誕生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科技樹之上，兩次革命之間是“延續性”的。

這種“延續性”，跟工業革命3.0和2.0之間的“斷裂性”完全不同——硅基科技樹，幾乎完全獨立于電力-內燃機科技樹。因此，一個隱藏事實是：在工業革命3.0版本中積累大量資產的國家，將在4.0版本獲得一種先天的優勢。

主導了全部的10次產業創新的美國，顯然擁有最大優勢。對其他國家來說，對10次浪潮的參與程度，決定了它們家底的豐厚程度。

02

信息革命的10次浪潮，像遠古的冰川一樣，深刻改變了地表的風貌：它孕育新的巨頭，摧毀老的霸主，從而改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

在科技浪潮的國家競爭里，各國軍團的主力部隊一定是商業公司，尤其是代表某個領域最高水平的「國寶級」公司，比如韓國的三星、加拿大的北電、芬蘭的諾基亞，英國的ARM、日本的索尼東芝NEC、法國的阿爾卡特、美國的Big 7……但即使強大如它們，在潮水的變化面前也無比脆弱。

最典型的案例當屬諾基亞。諾基亞是數字通信領域芬蘭乃至歐洲最核心的資產，既做終端手機，也做基站設備，曾經是華為仰望的高山。在智能手機出現前的10年里（1998年-2007年），諾基亞是芬蘭當之無愧的國寶，巔峰時占到全球手機40%，貢獻了芬蘭GDP增長的1/4、全國研發支出的1/3，出口的1/5，以及全國14%的企業所得稅。

隨后，功能手機輸給歐洲的美國，祭出了智能手機這一產業創新，諾基亞跟進失敗，很快就敗給了蘋果三星，最終手機業務的尸體打包賣給微軟，芬蘭至少喪失了12000個高薪崗位。而誕生于智能手機浪潮中的幾個芬蘭公司如Rivio（《憤怒的小鳥》）和Supercell只能回補10%的高端就業體量，芬蘭自此作為一個國家退出了全球科技舞臺。

諾基亞CEO埃洛普和微軟CEO鮑爾默合影，聯姻最終失敗

不光是諾基亞、瑞典的愛立信、德國的西門子、法國的阿爾卡特也統統關閉了手機業務，而上述品牌曾經跟諾基亞一起壟斷了全球功能手機市場的80%。上個月底筆者去法國調研，在電信運營商Orange的門店里只看四個品牌：蘋果、三星、榮耀和小米——歐洲已經喪失了所有本土的手機品牌。

缺乏本土巨頭的支持，歐洲電子供應鏈也迎來了滅頂之災，比如手機上最值錢的三款芯片——處理器、內存和基帶，歐洲全部淪陷：做內存的奇夢達于2009年破產；做基帶的英飛凌產品搭在第一代iPhone上，但最終被高通擊敗，業務賣身Intel；做手機處理器的ST-NXP無線干脆一款產品都沒賣出去……多虧英國還有ARM，歐洲才保有些許顏面。

從占全球80%的份額，到產業鏈幾乎全部清空，只用了大概不到10年的時間——這就是產業創新引發「換道打擊」的恐怖之處。

日本也遭受過同樣的打擊。日本的芯片行業在70～80年代如日中天，直逼美國，其拳頭產品是存儲器。目前常見的解釋，是美國通過芯片貿易制裁打擊了日本芯片產業，但其實，美國并沒有在存儲器的正面硬剛中戰勝日本（做到這一點的是韓國），美國讓日本芯片產業陷入衰退的方式，是通過在80年代初的PC機浪潮，觸發了「換道打擊」。

PC機器浪潮由美國一眾公司發起，尤其是IBM在1981年推出了兼容PC機，讓微處理器（CPU）成為個人電腦的核心，本來被日本廠商打到快自閉的Intel，近水樓臺把自家的x86架構跟PC機綁定，并沿著摩爾定律狂奔，等于換了一個賽道，日本廠商沒能及時跟進，加上韓國人瘋狂進攻存儲器（受到了美國的扶持），日本芯片產業最終覆滅。

電動車同樣是一場「換道打擊」。在本輪電動車革命之前，曾經輝煌的美國汽車產業已經輸給了日本和德國幾十年了，直到馬斯克橫空出世，把汽車重構為「機械制造+消費電子+芯片+軟件」，而歐洲在后面這三個上全都是短板——即做不了動力電池，也不生產座艙芯片，能寫代碼的工程師更是遠少于中美，馬上就陷入了被動局面。

相比之下，日本是消費電子產業鏈上的大國，松下更是給特斯拉提供了關鍵的18650電池，馬斯克在2014年曾諂媚地表示“Model S的心臟就在日本”，但當特斯拉在中國擴大產能的時候，松下沒能及時跟進，把領先地位讓給了寧德和LG，而整個日本汽車工業也被豐田給帶偏，在氫能、混動和純電三者反復搖擺，錯過了轉型的黃金窗口。

創新的「換道打擊」令人窒息，但「直道超越」也會讓失敗國家喪失掉整個產業。

例如加拿大的國寶級企業北方電訊（Nortel），血緣可以追溯到發明電話的亞歷山大貝爾。我在幾年前的文章《北電之死》中寫過：北電在3G時代賭錯了技術路線，押注美國力挺的CDMA2000和WiMAX，對歐洲主導的WCDMA投資過少，最終淪為3G時代看客，于2009年宣布破產，加上Blackberry手機的大敗局，加拿大失去了一整個通信行業。

工人正在抹去建筑物上的Nortel標識，2009年

美國通信行業情況也類似。摩托羅拉曾引領了第一代模擬無線通信技術，“大哥大”風靡全球，但在接下來的2G時代，歐洲以罕見的速度團結起來，推出了GSM標準，占據全球90%份額，愛立信等歐洲巨頭大賺，而摩托羅拉和朗訊（前身為貝爾實驗室）等美國公司則逐漸落于下風，而隨著華為等中國公司的崛起，美國在4G和5G時代逐漸落后。

當然，按照在芯片、汽車等領域的經驗，美國顯然會試圖用「換道打擊」來扳回一城，事實上，得到美國政府、軍隊和風投資金大力支持的星鏈，就被承載了某種翻盤的希望。

除了通信行業，美國基本上“勝多敗少”，其大部分科技產品都橫掃全球：蘋果的手機、微軟的系統、亞馬遜的云、Intel的處理器、英偉達的顯卡、Google的搜索、Meta的社交媒體、無數軟件和SaaS……馬克思在1866年曾經評價美國“仍然應當看作是歐洲的殖民地。”但在今天，歐洲甚至世界大部分地區，又何嘗不是美國單向征科技稅的殖民地呢？

美國的創新能力，對構建科技帝國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直道領先」，用創新來建立先發優勢，對手一步落后就很容易步步落后；二是「換道打擊」，一旦領先受到挑戰，就重新定義戰場，瓦解對手優勢再次領先。所以對追趕國來說，既要宵衣旰食奮起直追，也要警惕任何一個重大變化，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難度顯然是地獄級的。

所以有著致命缺陷的蘇聯，本就沒有贏的可能；而同樣奉行資本主義的歐洲和日韓，也很難跟上這一輪又一輪的創新，大量國寶級公司被定向爆破，最后只龜縮到少數幾個領域；印度和加拿大只有少量能打的資產，而廣袤的南美、非洲、俄羅斯和中東則幾乎沒有存在感。目前唯一能對美國全方位緊跟死咬、而且沒有被換道甩開的，只有中國。

這種判斷，光靠直覺或者感性顯然不夠的，我們需要詳細盤點中美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里攢下的的家底。

03

中國啟動對美國的市場化追趕，已經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了。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計算機和半導體事業的先驅如華羅庚、夏培肅、王守武等人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成功保障了“兩彈一星”等項目。但在市場化方面，當時的中國距離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1977年，王守武當著鄧小平的面直言不諱：“全國600多家半導體工廠，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

此時的世界，已經掀起了第一波計算機民用化浪潮：在王守武發言的1977年，蘋果推出了Apple II，成為第一個出圈的大眾電腦品牌；日本存儲器行業此時如日中天，富士通、NEC和東芝橫掃美國；Intel即將推出劃時代的8086芯片，這是x86架構稱霸世界的起點；IBM此時已是藍色巨人，年收入188億美金，是中國全國出口金額的2倍。

差距非常如此之大，追趕尤為艱難，尤其是集成電路和PC機兩個浪潮。

芯片難以追趕，是因為行業已經進入了摩爾定律的快車道，技術迭代一日千里，要想追趕需要天文數字的資金，80年代的中國民窮國不富，想都不敢想；而至于PC機浪潮，CPU和操作系統被美國獨霸，全世界其他強國也搶不來一杯羹，其他部件也被瓜分完畢，內地的企業只能靠組裝和「漢卡」這一本地配件，賺來寶貴的第一桶金。

基于PC的企業軟件浪潮，國內企業努力參與，但過程卻高開低走。1990年前后，金山、用友、東軟等公司相繼成立，WPS全民火爆，全行業雄心萬丈。但進入Win95時代后，海外軟件越來越好用，并且通過盜版在國內大肆“普及”，用戶對軟件定價長期停在5塊錢一張光盤。這讓國內公司離微軟、Adobe等巨頭差距非但沒縮小，反而越來越大。

金山老照片：求伯君、雷軍和柳傳志

到了1999年，昔日的雄心已跌入谷底，一大批國內軟件公司破產，金山開發WPS的一度只剩下4個人（微軟office團隊超過2000），求伯君賣了別墅湊了200萬差點兒重新創業，最后靠網游才活了過來。在2000年前后，大量企業家和程序員逃離傳統軟件，投身剛剛興起的互聯網。直到今天，中國面向B端的軟件（包括SaaS）仍然相對羸弱。

中國第一個能算得上“抓住”的浪潮，是興起于80年代的數字通信。

摩托羅拉在1986年引領的第一代無線通信，是基于模擬技術，隨著芯片的成熟，通信行業開啟了“模擬轉數字”的大潮，而華為中興等公司抓住機會，先做固話（比如程控電話交換機），再做無線，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打法賺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在2G到4G的技術演進中堅持不懈投入研發，最終戰勝了一眾西方巨頭，拿下了這個行業的話語權。

第二次跟進的浪潮，是互聯網。中國互聯網創業潮比硅谷晚了4～5年，在2000年科網泡沫前后，一批未來巨頭如騰訊、阿里和百度成立，建立了獨立于美國之外的社交、電商和搜索產業，讓中國成為全球除了美國之外唯一保有「全門類」互聯網產業的國家。目前全球互聯網公司前100強中，美國占71個，中國占15個，剩下國家占14個。

第三次跟進的浪潮，是智能手機。在功能機時代，中國公司主要做中低端手機，華強北的繁榮是這一時代的映射。在蘋果引領了智能手機的「換道」之后，國內公司跟進十分迅速（也離不開蘋果對國內產業鏈的扶持），跟美韓兩國一起從歐洲手上奪走了手機產業的產值和話語權，目前華米OV榮耀傳音等廠商占全球份額超過50%。

第四次跟進的浪潮，是移動互聯網。由于中國在互聯網領域積攢了可觀的技術和人才，本身又是智能手機大國，因此順利抓住這次浪潮。目前全球活躍度最高的20個App應用中，除Telegram外其余的19家都是來自屬中美，不僅微信、抖音、手淘和拼多多等牢牢占據本土市場，而TikTok、Temu等也證明了中國移動互聯網在全球的競爭力。

TikTok支持者集會，華盛頓，2023年

第五次跟進的浪潮，是云計算，率先破局的中國公司是阿里。由于電商對IT資源消耗巨大，阿里硬著頭皮在多年虧損的情況下對云計算巨額投入，最終獲得突破，王堅甚至成為罕見的由民營企業培養出來的院士。華為、騰訊等先后跟進，它們聯手攻下了國內云計算市場，不過由于IT基礎設施的屬性，它們在海外的阻力顯然比小米OV等大得多。

第六次跟進的浪潮，是人工智能。2012年AlexNet引領深度神經網絡的復興之后，美國科技巨頭開始押注人工智能，最先跟進的公司是百度，隨后AI四小龍相繼成立，國有和民間VC瘋狂涌入AI領域，在ChatGPT問世的前一年，中國AI論文數量已經是美國的2倍。盡管最終的桂冠由OpenAI摘得，但要論AI人才梯隊的規模和質量，中國僅次于美國。

在連續緊跟和抓住六波浪潮之后，中國的政府和商業巨頭開始掉過頭來，反哺早期錯過的浪潮。

集成電路自然是首要的。在2018年之前，中國信任甚至依賴全球的芯片供應鏈，進口芯片金額在2015年達到了2000億美金，超過了原油。而“自主可控”雖然一直在努力，但大都“在商言商”，東西做得不好沒人買單，比如海思的訂單基本都給臺積電而非中芯。2018年改變了一切，毫無休止、逐步加碼的制裁把對這場追趕變成了必選項。

由于產業鏈所有的角落——哪怕是一個不起眼的零部件都可能遭遇（或正在遭遇）禁運，這讓中國公司都產生了強烈的“黑暗森林”式恐懼感，因此只能在所有環節都試圖實現國內供給。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承擔了資本投入最重的制造環節，民間資本則主要在材料、設備和設計等環節發揮作用。

這里面比較重要的一點是：「政策+市場化」的框架盡管有瑕疵，但基本上做到了獎優罰劣——凡是高質量完成“國產替代”的公司，不僅能夠自我造血，通過市場化拿到豐厚回報，收入和利潤高漲，而且一度通過資本市場出現了“造富效應”，這是中國區別于當年蘇聯模式的核心不同。

除了集成電路行業之外，對企業軟件和PC機領域的“補課”也在進行。前者大都由企業來牽頭，尤其是前幾波浪潮賺到豐厚利潤的阿里、騰訊、字節等公司，結合SaaS換道的浪潮，開始回過頭來反哺toB的軟件生態。至于PC機生態，由于難度極高，目前還是以政府支持為主。

回顧這些「緊追」和「補課」的過程，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脈絡：中國先在數字通信，后在互聯網上抓住了機會，誕生了第一批科技巨頭，隨后在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浪潮中迎來了爆發，商業公司如雨后春筍，也給之后的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充沛的資金支持。最后，在政府和企業的協同下，對芯片、PC和軟件三個產業進行補課。

通過6次「緊追」和3次「補課」，中國攢下了僅次于美國的信息產業家底——這些家底，是第四次全球科技競速戰里最高貴的資產。

04

華為前高管劉平，曾在一篇文章中透漏了90年代華為的工資[8]：

劉平加入華為前，在上海交大當了8年的老師，工資是400塊錢一個月。1993年2月底他加入華為，在李一男的手下參與C&C08萬門機的研發，第一個月的工資是1000元/月，3月份工資就漲到了2600元/月，此后更是每個月都漲，到年底，工資已經變成了6000元/月，是在交大時的15倍。

華為是中國最早能把研發變現成利潤的公司，加上老板敢于慷慨分錢，華為的薪資一直遙遙領先于同類公司。在90年代，類似劉平這樣離開清貧的高校和研究所，拖著簡陋的行囊，手里攥著邊防證，遠赴深圳加入華為，工資連年翻倍加零，最終實現了車房自由的的工程師，可謂數不勝數。

這是一個縮影。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科技軍團的主力，從騎著自行車上班無私奉獻的教授高工，變成了一批一批年薪幾十甚至上百萬的工程師。

國家要想追趕甚至引領科技浪潮，只靠規劃司里的官員來著急是沒用的。中國每一次對浪潮的成功追趕，核心是給予了參與者公平的市場化激勵：既有實現美好生活的物質激勵，也有家國情懷的精神激勵。在眾多獨立個體面前，后者是重要的，但前者的效率明顯是更高的。

激勵硅谷一代代創業潮的，是蓋茨、扎克伯格和馬斯克等人財富傳奇，而不是肯尼迪總統的金句；推動人類突破2nm工藝的，是臺積電38%的凈利潤率，而不是工研院“十萬青年十萬肝”的號召；同樣，中國多次追趕浪潮的動力，根源來自每個參與個體在市場經濟下取得合理回報的信心。

只要讓社會資源公平地流向最有戰斗力的群體，用科學的制度釋放他們的創造力，中國人就會不斷創造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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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College is remade as tech majors surge and humanities dwindle, WP

[1] 計算機簡史，馬丁·坎貝爾–凱利，威廉·阿斯普雷

[2] 硅谷之火：個人計算機的誕生和衰落

[3] 硅谷百年史：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歷程

[4] 深度學習革命，Cade Metz

[5] 北電之死，飯統戴老板

[6] 科學革命的結構，托馬斯·庫恩

[7] 創新者：一群技術狂人和鬼才程序員如何改變世界

[8] 華為往事，劉平

作者：戴老板

編輯：李墨天

視覺設計：疏睿

責任編輯：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