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視頻來發不出，可能長相過于丑陋。

《巴黎奧運會》開始了，所以近期我準備主要聊聊法國的歷史，好讓各位喝酒看奧運聊天的時候，能吹吹牛。

今天這一期來聊聊法國的惡臭開端：《法國大革命》，這期視頻會很長，喜歡歷史的可以聽一下。

1789年5月5日，法國萬眾矚目的“三級會議”勝利召開。

其實這場大會，已經有175年沒開了，那么路易十六為什么要重開《三級會議》呢？

兩個字：“沒錢”！

1789年，法國面臨了系統性的財政危機，以往的政策不僅無法發揮作用，而且還成了危機系統的一部分。

為了給山窮水盡的中央政府續命，國王不得不在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共同壓力下被迫召開了《三級會議》。

不同于拿破侖三世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以及二戰時的維希法國。17~18世紀的波旁王朝是歐洲大陸上首屈一指的強國，而維持這強大帝國的體面，靠的是那些四處征戰的法國軍隊，以及與之相應的軍事制度。

可問題就出在這里，戰爭是要花錢的，而且打仗不僅僅只有軍費，還有日漸積累的戰爭借款（類似于國債），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與戰爭相關的非常規性支出。

從1630年開始，法國每年各種為償付與戰爭借款有關的債務和年金的即期支出，甚至超過了軍事和外交本身的開支。

與高額的財政開支相反的，是法國政府孱弱的稅收能力。

這時的法國擁有的是一套包含著地方保護主義，與不平等稅權的極度低效的財稅體制。所謂不平等的稅權，就是僧侶、貴族、平民這個三個等級繳納的稅種與稅率都不相同。

而地方保護主義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掌握著意見、注冊、分布、管理條例等權利的各地乃至巴黎高等法院對中央政府的抵制。

為了填補收支之間的巨大差額，法國在路易十四統治期間，將包稅、賣爵位這類臨時性的籌資方式固化為長期穩定的制度，“包稅”就是法國政府通過將部分稅權轉讓給金融家的方式，來為自己增加財政。“賣爵位”就好理解了，就是和漢靈帝一樣將官位明碼標價掛牌出售。

這些方式可以帶來財政，在短期內獲得大量資金以支持戰爭，但這種增加財政的方式就像是喝毒酒，能夠解渴但有毒。

但這時候的法國需要用戰爭來維持自己歐陸霸主的地位，而戰爭需要很多錢，當征稅、包稅、賣官等手段用盡，依舊湊不夠足用的資金，那又該怎么辦呢？

一個字：“借”！

從18世紀開始，借貸收入占政府總收入的比重一再提高。到18世紀下半葉，稅收與借貸之間的平衡被徹底打破。

《七年戰爭》期間，法國的開支約為13億俚，其中來自借貸的收入居然占了總收入的71%。打仗、花錢、征不到稅，借錢還不起錢，再借錢、再打仗，耗資巨大的軍事行動，極度低效的財稅體制，兩相結合，就這么造就出了一個是財政赤字不斷累加的惡性循環。

經過了《七年戰爭》的慘敗，以及投資《美國獨立戰爭》的失敗后，法國積累了兩個世紀的債務超過了40億俚。

到1788年，路易十六領導下的法國政府終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改革已經勢在必行。

可改革要怎么改呢？自古改革是最難的，因為既得利益團體是不會讓出自己的利益的。

既然既得利益不愿意出錢，百姓也沒有油水可榨了，那就只能打有錢人的主意了。

1786年8月26日，財政總監卡隆覲見了路易十六，他主張在統一稅務、平等納稅的同時，還要減輕只壓在農民身上的鹽稅和等級稅，用土地特征稅代替人頭稅和二十分一稅，以廢除貴族和僧侶在納稅上的豁免權。

這就是雍正的“一體當差、一體納糧”。

這種改革，顯然會觸及到貴族和僧侶這兩個特權等級的利益，并最終會觸動舊制度的根基。

1787年2月，卡隆說服國王召開了《顯貴會議》，討論其改革方案。

《顯貴會議》本是卡隆為了避開高等法院和三級會議而耍的小招，他認為，相較于前兩者，這個并非獨立機構、沒有正式任命的咨詢會議會更加聽話。

為此，卡隆還在會前通過各種賄賂，來博取顯貴們的擁戴。

但蠅頭小利終究還是比不上核心利益的，貴們腦子并不傻，他們非常激烈的反對開征土地特征稅，并迫使國王解除卡隆財政總監的職務，改由顯貴之一的布里盎接任。

屁股決定腦袋，既然布里昂坐在財政總監的位置上，自然就要用財政總監的腦袋來想問題。

他上任后仍然采取卡隆的計劃，甚至更進一步要求僧侶和貴族負擔不動產稅。

顯貴們毫不意外的再次拒絕平等納稅的改革計劃，威脅國王要召開《三級會議》來討論法國的財政問題。

但國王哪能被你們威脅？直接一道圣旨下發到巴黎高等法院，準備強行修改憲法讓貴族納稅。

可沒想到，高等法院是有否決權的，直接拒絕承認國王的圣旨，并繼續要求召集《三級會議》。

高等法院的叛逆，其實也不是完全是因為幫貴族說話，而是國王無能的體現。

退回到1770年，國王路易十五對巴黎高等法院的叛逆行為忍無可忍，決定接受大法官莫普和財政總監的建議。強令：高等法院在與國王意見相左時，必須屈從于國王的意志，并將拒絕合作的155名法官全部流放。

最后，全國各地的各類法院以寫信、罷工、絕食等形式向國王表達強烈抗議。

可強大的抗議浪潮沒有使路易十五屈服，他一面受益莫普組建“莫普法院”，以取代原有的巴黎高等法院，一面大肆削減高等法院的管轄權與否決權等政治職能。

此外，得到國王支持的莫普還廢除了司法界的官職買賣，在之前，法國法官是可以用錢的買的，但現在被廢除了，以后法官要參加統一考試，當公務員了。

這樣的改革，最大的好處就是既杜絕了法官對國王的掣肘，又取消了司法界的世襲罔替，如果改革順利推行，將極大的加強中央的權力，讓絕對的君主更加絕對，讓司法更為透明。

但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路易十六繼位。

這位剛三個月的新王和乾隆皇帝一樣，在保守派大臣的勸說下，直接將先帝的司法改革全部推翻。

沒過幾年，路易十六就吃到了苦頭。

1787年8月16日，路易十六強迫高等法院認可新的稅法。結果高等法院直接否決，惱羞成怒的路易十六立刻對高等法院實施鎮壓，流放法官，并再次改革司法制度，以削弱法院的權利。

不過，路易十六和他的爺爺一點也不像，他想一出是一出，看到各地的法官鬧事了，不得不召回大法官，宣布取消改革，并宣布將在5月1日召《開三會議》。

這次《三級會議》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的開端。

1789年5月5日，法國萬眾矚目的“三級會議”勝利召開。

開這個會，各等級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比如法國國王，他根本不想開這個鳥會，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一道圣旨下去，臣民們就老老實實的把錢拿來填補財政上的窟窿。

而以高等法院為代表的貴族群體雖然叫得很兇，但他們也不是真心想開這個會，而只是將開會作為一種威脅，讓國王老實點，別成天想著從他們那里收回特權。

至于第三等級，他們有兩撥人，第一波是真“第三等級”的，有資格參加“三級會議”的小貴族，他們希望既要削弱大貴族的權利又能鉗制國王特權，最好能搞出一部能實現資產階級自由的憲法，保護自己的財產安全。

而另一波“第三等級”群體，他們本來是沒資格來開會的，但是這群人有錢，花錢買了個等級進來開會的。這群人是由底層工人和農民組成的，他們人數最多，成分最雜、分歧也最大，不過總的來講，他們就是想擁有土地、減少賦稅、提高工資。

由于人員雜亂，國王、貴族、資產者、無產階級和農民各自都不服對方，分歧非常大，所以從國王下詔開會那天起，爭吵就沒停過。

第三等級還要求，將本等級的席位翻倍，并要求三個等級在一起開會，不然國王的手肯定會直接伸到他們的錢袋子里去，還不會給補償。

貴族群體自然也知道第三等級的背后意圖，所以堅決反對。

這兩個問題一直從江湖吵到廟堂，期間經過多次社會騷動與政治騷動，直到1788年底，路易十六才同意將三會議中第三等級帶的人數加倍，算是被特權者與平民之間的沖突畫上了一個不痛不癢的逗號。

雖然席位的問題解決了，但貴族們一直拒絕同第三等級一起開會，嫌丟人。

1789年5月6日，在經歷了一場無聊的開幕報告之后，三個等級之間開始了一場將世界推向第一次高潮的斗爭。

當日，貴族和僧侶的代表分別到各自的議院自行召開會議。而雙倍席位的第三等級的代表們卻沒有自己專用的會議室，這一下就把第三等級搞火了。

第三等級的代表們認為，前兩個等級就算不愿意和自己一起開會，但你基本的禮貌要有，至少給我個會議室，至少也應該互相認可對方代表的合法性。

所以，這群人就去找路易十六，希望國王給自己一個說法。

在這個時刻，國王表現出了非常符合他個人特質的猶豫和愚蠢，他像第三等級代表表示，自己尊重第三等級的代表，但同時又尊重貴族們按等級分開開會的意愿，所以這個事情就算了，就當委屈你們了。

路易十六的態度，讓第三等級意識到國王并不是一個能夠依靠的對象，于是他們集體拒絕再討論任何議題。

同時，第三等級開始爭取第一等級代表中低級修士的支持，這引起了主教們極大的恐慌。

5月13日，主教們出面主持調停會議，但調到27日，依舊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效果，因為最核心的問題從來沒有解決，就是貴族堅決不同意按人數投票，他們希望按照爵位大小來投票，爵位越大就越有話語權。

那第三等級能答應么？

所以，《三級會議》從一開始就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幾乎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一個要平等稅權，一個要保持特權，兩方爭尖麥芒，只會投票給自己。

高級教士們眼見調停失敗，便懇請國王出面干預。

5月28日，路易十六下令，要三個等級的代表與大臣們一起開會商討。

6月4日，法國政府提出一項協議草案，要求每個等級代表把自己想要的訴求寫下來，把結果通報給另外兩個等級，并聽取其他兩個等級的不同意見，如若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則由國王進行裁決。

但貴族們不傻，什么叫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就讓國王進行裁決？自己發起這個會議的目的不就是想限制國王的權利嗎？

所以商討再次失敗。

6月10日，第三等級決定進行最后的交涉，邀請特權等級與他們一起開會，還放話說，拒不出席者直接按缺席取消代表資格。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發布關于建立《國民議會》的聲明。19日，第一等級以微弱的優勢通過決議，加入新成立的《國民議會》。

同日，決定對抗到底的貴族向國王呈遞了一份抗議，希望國王能和他們站在一起。

擺在路易十六面前的是一個重大的決策問題，他要么聽從王后和一干貴族的勸說，支持貴族，直接解散第三等級的集會。要么采納以財政總監為首的大臣的建議，遷就第三等級。

但路易十六沒有直接做決定，而是選擇拖下去。

他宣布，將原定于6月22日召開的《御臨會議》推遲一天，然后以進行必要的修繕為由，下令關閉《三級會議》大廳。

這樣的行為直接刺激到了第三等級的代表。

1789年6月20日清晨，群情激憤的代表們在《國民議會》首任議長西爾萬·巴依的引領下，情緒高昂的前往網球場，發表了近乎挑釁的“網球場宣言”。

最后，在6月23日的《御臨會議》上，路易十六依舊表現出一副猶豫不決的樣子。

其實這很簡單，路易十六就是傻，腦子一根筋，你可以把權力給貴族階級，但同時又把財政撥款的審批權交給第三階級代表，保證個人自由與出版自由，廢除鹽稅，各等級平等納稅，但特權等級仍享有征收封地稅和封建地租的權力。

這么干，既實現了一體納稅，又部分保留了貴族的等級特權，還以自限實權力的方式為財政收支做了保障，大家都有好處。

可惜，當時法國國王是路易十六，不是我。愚蠢的路易十六居然試圖出動軍隊讓第三階級屈服。

1989年6月25日，一支外籍雇傭軍朝著凡爾賽快速挺進，他們收到了國王的命令，準備使用武力。

大規模的軍事調動不可能不引起《國民議會》的警惕。

7月8日，《國民議會》根據米拉波的報告，決定向國王成立一份請愿書，要求他調離軍隊。

7月11日，國王通過掌璽大臣告知議會，說自己征調外籍兵團進京只是為了預防新的騷亂，沒有別的企圖。

但在當天，國王便下詔解除了財政總監內克爾的職務，按理說，撤換財政總監并不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情，畢竟布里盎、卡隆這些人也沒坐多久，就連內克爾本人也被罷免過一次。

但這次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因為內克爾是帶著光環起步的，他出生平民，被罷免只是因為他在財政報告書中披露了預算赤字和特權等級的年收入。他還成功說服了國王召開三級會議，他就像是一個平民等級的代言人，在這種極度敏感的時期，他被解除職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下一步會不會被殺，會不會對第三等級也進行大屠殺。

7月12日下午，內克爾被解職并流放國外的消息從凡爾賽傳到了巴黎。

一時間流言四起，群眾紛紛走上街頭，開始進行自發的集會和游行。

人民因為內克爾被罷免的消息而感到憤慨和恐懼，準備有所行動，但一時間又不知從何下手。這時，政治演說家們開始用煽動性的言辭引導群眾。

一名叫卡米爾的青年跳上桌子，拿出手槍，將內克爾被解職流放與外籍兵團近行聯系起來，宣稱有一場屠殺陰謀正在醞釀。

7月13日，巴黎的起義開始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組織性，第三等級們擬定了一個武裝48000人的“民兵計劃”。

1789年7月14日早晨，為了給民兵提供武器裝備，人們成群結隊的沖向武器庫。

緊接著事件發生了質的轉變，人們的心態從防御變成了攻擊。

上午，拿到武器的民眾馬不停蹄的趕往《巴士底獄》。因為有消息稱，駐扎在圣丹尼斯的軍團已經出發，而《巴士底獄》的大炮也調轉炮口對準了圣安東街區。

中午，在經歷了多次與要塞司令談判無果后，民眾選擇強攻《巴士底獄》，可高達30米的圍墻和寬25米的護城河，讓參與圍攻的8000多名起義民眾，在付出了百余人的死傷后依舊無可奈何，直到下午，法蘭西近衛軍團和剛組建的國民衛隊拉著5門大炮加入圍攻，覺得大勢已去的守備司令才決定開門投降。

《巴士底獄》被攻破后，大多數參與防守的士兵并沒有受到清算，他們也是聽從命令。但要塞的司令德洛內侯爵和巴黎市長弗萊塞爾卻被人割下了首級，并在在城里游街示眾。

殺官造反，這要發生在任何一個成熟君王的頭上，他們都不會選擇姑息。

但法國人面對的不是一個成熟的君王，而是路易十六。

《巴士底》事件發生的時候，聽凋進京的軍隊已經在巴黎近郊扎營，只要路易十六拿出國王的氣勢，御駕親征，是很有可能將巴黎的騷動壓制下去的。畢竟這時候國王聲望依舊，而他調來的又是拿錢辦事的外籍雇傭兵。

但路易十六從來沒有什么君主的氣勢，他在7月15日收到了巴黎動亂的消息后，不僅沒有調兵去首都維持局面，甚至當天就前往議會宣布要把軍隊調走。

這是典型的脫了褲子還不放屁，調兵的是你，撤兵的還是你。

要是他不調兵，直接接受第三等級掌控議會的事實，哪怕是罷免內克爾這一行為絕不至于引起巴黎的全面恐慌。結果他調兵進京，在一切即將失控的時候又全面放棄對局勢的控制，放棄使用武力，任憑事態自行發展，這就讓情況朝著最不利于他的方向一路高歌猛進！

而《巴士底》事件甚至還不是孤立。

1789年，同樣的事情又在凡爾賽上演了一次。

《巴士底》事件之后，國王服軟，撤走了巴黎近郊的軍隊。第三等級由此完全控制了國民議會，但他又調兵了，他這次沒有把軍隊調到巴黎去，而是直接往凡爾賽。

9月23日，弗蘭德旅團抵達凡爾賽，并在10月1日受到了國王親切的接界，賓客們在路易十六面前借酒逞杯，紛紛對議會表示敵意，并輕率的將三色帽徽扔在腳下踐踏。

或許是貴族的態度和軍隊進駐凡爾賽讓國王有了底氣。

同日，路易十六拒絕批準《國民制憲議會》正式向他遞交的《八月法令》，并拒絕承認《人權宣言》。

但這一次，他調來的軍隊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當天，國王拒絕批準《八月法令》與貴族在凡爾賽踩踏冒徽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高度緊張的巴黎人民耳中。

10月5日，一大群婦女涌到市政廳要求得到面包，但此時巴黎的新市長和國民衛隊總司令均不在場，于是婦女們便讓一位攻打《巴士底獄》的勇士馬亞爾作為他們的領頭，并向凡爾賽進發。

而這時候國王還在外面打獵，這讓他錯過了巴黎人正朝凡爾賽而來的消息。

10月6日清晨，一群示威者守衛不備闖入王宮，隨后遭到宮廷衛隊的制止，衛隊對與闖入者爆發了流血沖突，雙方皆有死傷。

最后在拉法耶特的斡旋下，國王一家沒有受到傷害，但他們卻被洶洶人群裹挾著離開凡爾賽，重返巴黎。

在國王被饑餓的巴黎人脅迫著返回首都之后，通過武力鎮壓來恢復君主的絕對權利，幾乎就成為一個不可能的選項，《國民制憲議》會也因此順利的接管了法國從立法到行政的所有事務。

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里，這些議會在立法層面陸續完成了平等納稅、削弱特權、按資投票、限制勞動者權益等圍繞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改革。

這些改革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全國范圍內造成了包括人心失和、貴族出逃、宗教對立、第三等級分裂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時候國王只需要等一場大規模的反議會動亂。無論這場動亂是由貴族還是由教會發起，只要他們能裹挾饑餓的工人與農民向巴黎進發，向議會抗議，國王就能夠站出來，以一個維持秩序的仲裁者的身份重新奪回權利。

就算治憲議會成功的解決了社會問題，路易十六也可以繼續做一位向法律宣誓的國王，像英國國王一樣安安穩穩的當一條趴在財政上的米蟲。

但他等不及，他認為既然國內已經沒了足以平叛的軍隊，那就逃到國外去，借親戚們的力量掃平叛逆。

1791年6月20日，在經過了數月的準備與安排之后，國王一家終于開始執行預定的逃亡計劃。

白天國王一家裝作一切如常，麻痹守衛與仆人，到了晚間換裝出發，偷偷離開王宮。

按理說這趟旅程最難的一段應該是逃出守衛森嚴的巴黎。不過在瑞典伯爵阿克塞爾的帶領下，國王一家非常順利的出了城。但出城之后，在逃向國境的過程中就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時間撥回到1790年的冬天，這時候國王還沒有下定決心出逃，可費森伯爵卻已經在王后的授意下開始構思這場逃離計劃了。

如果是一個快馬輕車的簡便方案，無非是安排一輛足以裝下國王一家的低調大馬車，隨便準備幾套偽裝用的衣服，摸清王宮和守部的守衛情況，安排幾個既能充當保鏢又能擔任向導的車夫，再帶上足夠多的錢就成了。

但國王一家的要求相當之高，先是要帶上王太子的保姆和家庭教師，臨近出發之前，又增加了一位專門給王后做頭發的發型師。而且作為國王的路易十六來說，仆人與主人分坐兩車是理所應當的，所以費森還花了大價錢專為國王一家定做了一輛四輪雙排座的棚蓋大馬車，以區別于仆人乘坐的雙輪馬車。

此外，法國的王后似乎真的很難像普通人那樣生活，她將收藏的很大一部分鉆石和珠寶，只特別設計并被塞得滿滿當當的化妝箱、連同她很喜歡的大件家具都事先偷運了出去，以至于引起一位忠于新制度而不忠于王家的侍女的懷疑。

這最終導致國王一家不得不把逃亡的日期再推遲一天，以避開那名侍女的值班日。

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更恐怖的是，國王一再推遲出發的日期，從5月底到6月初，接著又一次次的推到12日，16日乃至19日，而且直到6月15日，負責接應國王的軍官布葉侯爵才知道，國王一家又把出發日期向后推了一天，改到了20日。

當時，布葉已經下達了所有的指令，部隊也動了起來，但因為王家的任性，他不得不修改命令，這導致前后的布置之間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許多微小的錯誤和矛盾。

在逃出巴黎之后，路易十六仿佛是卸下了重擔，開始以旅游的心態來對待這次行動。他就像一個環游名勝的外國游客，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地圖和旅行日程，大聲的念出每一個路過的城鎮或驛站的名字。

很快，這些尊貴的旅客甚至對隱姓埋名感到厭倦了，開始在驛站換馬時下車四處走動，一面透氣一面和圍觀的人交談，這樣的舉動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很多曾有幸見過國王的人的注意。

于是，路易十六一家又被抓了。

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的車隊在瓦倫被截停。

22日，國王一家在數千人的押送下開始返回巴黎。

在這之前，路易十六在絕大多數巴黎人心中都保持著非常正面的形象，就算國王犯了錯誤，巴黎人還是愿意相信：“國王是好的，只是受到了王后和貴族的影響。”

但現在，這一切都被國王的逃亡改變了。如果路易十六僅僅只是離開了巴黎，人們或許還能為他解釋為“被迫”，但路易十六這傻帽在逃出王宮的時候還親手斷了自己的后路。

他給《制憲議會》留下了一封宣布與大革命斷絕關系的信，證明他之前對新法律的默許才是被迫的。這意味著國王此前那些公開的、表示要維護憲法的神圣誓言全都是可恥的謊話。

在6月21日之后，巴黎上下已經很難再找到哪怕一家愿意對國王發表正面評價的報社。曾經備受敬愛的路易十六，很快就變成了“虛偽的路易”。國王的肖像也被人們從家里或是店面上摘下來，甚至毫不掩飾的扔進垃圾堆。

路易十六就這樣以一種極其荒誕的方式葬送了自己作為國王的合法性。他用實際行動向人民示，他不是法國人的國王，而是與別國君主無異的壓迫者。

逃跑失敗后，路易十六短暫的進入了蟄伏狀態，《國民制憲議會》也完成了創制憲法的使命，于1791年9月30日自行解散。

10月1日，745名議員在會場上第一次集合，法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也就此從《制憲議會》轉變為了《立法議會》。

但蟄服并不等同于放棄，路易十六換了一個思路，既然不能逃到國外去，那就把外國兵引進來，只要讓法國對外宣戰，將戰火燒到巴黎，那他就能借著的親戚們力量蕩平叛黨。

巧合的是，這一想法恰好也與吉倫特特派的“掌權計劃”不謀而合。

在《立法議會》時期，法國的政壇主要活躍著兩股政治力量，較大的一支是由334名議員組成的斐揚派。這一派是所謂的溫和派，在完成對激進分子的鎮壓后，他們便希望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通過與貴族合流、與王權和解來實現本派對政權的把控。

另外一支則是由136名參加雅各賓俱樂部的一員組成了吉倫特派，他們主張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完成革命，實現平等。

在他們看來，想要實現這些目標，則必須掀起一場對外戰爭來緩和國內的矛盾。吉倫特派對戰爭盲目樂觀，認為發動一場可以輕松取勝的戰爭就能將宮廷和叛國分子的嘴臉暴露出來，只要法國能在他們的帶領下贏得一場速勝，就能鏟除那些對特權無限惋惜，痛恨平等的貴族，最后再將權柄牢牢的攥在手里。

于是在王室與吉倫特派的共同推動下，法國一步步的走向了戰爭。

1791年8月24日，經王后的多次請求，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的二世聯合普魯士發表了一份聲討法國叛黨的《皮爾尼茨宣言》。

隨后，輿論逐漸發酵。

在吉倫特派的有意引導下，法國民眾開始變得焦躁與不安。人們普遍認為，這份《皮爾尼茨宣言》無異于宣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立法議會》通過了一系列旨在打擊流亡者與反抗派教士的法案，國王也順勢而為，極力迎合吉倫特派興起的反奧輿論，應議會所請，同意向德意志諸侯發出最后通牒。

1792年4月20日，國王路易十六召開《御臨會議》，建議向匈牙利和波西米亞的國王宣戰。

這就是說，法國只是向奧地利宣戰，而不像整個神圣羅馬帝國宣戰。

按照吉倫特派的打算，只要法國能速戰速決，那么自己就能掌權。

但很快，臉被打的啪啪響，法國軍隊的節節潰敗震碎了他們的幻想。開戰不到一個月，法軍就在前線遭遇了慘敗。

5月18日，法軍的將領們竟然不顧內閣的命令，公然宣布法軍已無力再發起進攻，甚至建議國王立刻媾和。

但這樣的局面恰好是國王樂見的。從6月13日起，國王逐漸解除了吉倫特派大臣的職務，并啟用斐揚的議員。

6月28日，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拉法耶特竟然擅自丟下前線的部隊，氣勢洶洶的要求立即解散雅各賓俱樂部。

面對迫在眉睫的現實威脅，亞洲賓俱樂部短暫的放下了他們內部的分歧。

7月2日，在雅克賓俱樂部的主導下，議會決定繞過國王，命令全國各地的國民衛隊來巴黎參加7月14日的《全國聯盟節》。

7月3日，維尼奧在辯論中揭露了國王和現任內閣的叛國行為，要求大臣們承擔起國王行使否決權這一行為的連坐責任，威脅要彈劾大臣、廢除國王。

7月10日，斐揚派大臣不堪重壓，集體向國王提出辭職，內閣再度垮臺。

斐揚派內閣垮臺之后，路易十六召回了吉倫特派的大臣。

國王的掣肘與吉倫特文特派的反復，讓議會在國家危難之際幾乎陷于停滯，毫無作為。

1792年8月1日，布倫斯維克公爵應王后所請，以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與普魯士國王的名義發表的宣言傳到了巴黎。宣言高傲的譴責那些篡奪法國政權的人擾亂了法國的良好秩序，聲稱國王一家一旦受到絲毫侵害，就要血洗巴黎，并將它夷為平地。

公爵的宣言讓法國民眾的危機感在短時間內達到了頂峰，也讓國王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進一步下降。

1792年8月10日，巴黎各區的代表趕到并控制了市政廳，革命的市政廳就此取代了原有的市政廳。

隨后，在革命市政廳的領導下，匯聚在巴黎附近并準備趕赴前線保衛祖國的各省義勇軍，聯合起義的群眾，對國王所在的杜伊勒利宮發起了攻勢。

在大炮的幫助下，起義勝利了。

路易十六也因此在眾目睽睽之下，由高高在上的君王變成了鋃鐺入獄的囚徒。

9月2日早晨，圣神羅馬帝國皇帝再次發話，要血洗巴黎，這讓民眾感到極度恐慌。

恐慌促使人們不顧一切的行動起來，他們把一切罪責都怪到了路易十六身上。從9月2日下午開始，一直到9月6日，陷入憤怒與不安的民眾對貴族們展開了血腥的屠殺。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為我們如臨其境般地描繪了一個難忘的場景——坐在斷頭臺前的婦女們一邊打毛線一邊數著掉下的頭顱:“二十二、二十三……”當斷頭臺的速度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時，他們恢復了絞刑，后來干脆就用排槍射殺、用大炮轟擊，甚至發明了底艙可以活動的船將“罪犯”們集體溺斃！

不要以為這些頭顱都屬于貴族，據統計，在業已查明身份的死者中，貴族占8.5％，教士占6.5％，而屬于原第三等級的平民則占了85％——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面對全民的大屠殺！也不要以為這些頭顱都屬于“反革命”，他們的名字中有巴伊、韋里奧、佩蒂翁、巴爾巴魯、羅蘭夫人……這些最正直和最忠誠的革命者。

直到恐怖結束后，一位原雅各賓派議員反省道:“大革命中，多少人為了保全自己而極力掩飾其真實的感情，又有多少人因為襟懷坦蕩而被送上斷頭臺！”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國民工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以一名死囚的身份站上了人生最后的舞臺。

或許，寄希望于外國入侵恢復自己統治的路易十六從來沒有想過，正是外敵入侵帶來的恐懼推動了法國革命的繼續進行，正如他沒有想過自己的好大喜功會讓法國陷入財政危機的泥潭。

對貴族的一再退讓，搞得自己不得不求助《三級會議》。

兩度調兵不用的結果，直接導致自己被裹挾著重返巴黎。

他的叛逃展露了王家對人民的背棄，而當人民要求那些以人民的代表自居的新貴們審判叛徒時，人民卻僅僅得到了死亡。

新貴的彈壓讓人民逐漸放棄了對于新貴、對于國王的幻想，而人民早已在第一次革命中就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

于是第二次革命開始了。

在血與火的一次次斗爭中，人民開始認清在革命中應當如何訴求，應當訴求什么，開始認清為求得自身的解放當如何斗爭。

而這時，對于控制革命依然抱有幻想的新貴們，卻仍在嘗試頑抗來自于人民的越來越明晰的怒火。

直到民眾對于國內外敵人的恐懼引爆了九月屠殺，產生的余波才震懾住了試圖馴服人民的革命。不是潔白如雪的詩歌，不是光鮮亮麗的儀式，而是暴力的充滿血雨硝煙的一個階級，對于另一個階級的怒火。

參考文獻：

《王權專制下的財政危機與法國大革命》

《稅收與革命》

《略論1787-1788年法國貴族與專制王權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