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預賽亞洲區18強賽首戰，日本男足灌了中國男足7:0，球迷失語之余恍然大悟：原來央視沒買轉播權是未卜先知。

眾所周知，國足每次慘敗都會貢獻新段子，這次也不例外。如“日本23個留洋，國足23號劉洋”；如范志毅外灘直播時記分牌最大6分，但場上輸了7個，被氣到想跳黃浦江；如日本黑人門將鈴木彩艷差點感冒，網友暖心囑咐：“彩艷啊，長點心吧，以后跟中國隊踢多穿外套！”

而在段子之外，日本足球早已脫亞入歐，首發總身價1.95億歐元，30倍于國足首發的615萬。進球的遠藤航、南野拓實等人，則效力于歐洲五大聯賽球隊。

反觀國足這邊，上海海港前鋒武磊中超進了28個球，但本場連球都碰不到。防線有3人來自本賽季丟球最少的上海申花，但在日本旅歐球員蝴蝶穿花的配合面前，戰術素養卻近乎石化。

日本足球與中國足球今日的差距，既是融入世界的勝利，也是原地踏步的失敗。作為世界上參與人數最多、職業化最發達、體系最復雜的運動，足球規律始終有其客觀性，不以個體意志為轉移，也無法通過金元短期填補。

同樣為“土法煉鋼”付出代價的，還有愈發男足化的中國男籃，不僅連續兩屆無緣奧運會，還頻頻在東南亞球隊面前充當送分童子。用籃協主席姚明的話說：我們正在經歷和世界“脫軌”的陣痛，這不是換個教練就能解決的。

范志毅吐槽名場面

群眾和大佬都不滿意，紛紛帶來五花八門的建議：比如小鵬汽車創始人何小鵬就認為，讓新能源車企各組一個車隊，5到10年就有望贏下日本。而在這一言論之外，類似方案也屢見不鮮，如派特種兵上、派死刑犯上、派女足上、派璃月隊上、派國奧國青上、派貴州村超上、派清華校隊上……

比上述論調更流行的，則是網民們針對大球的頹勢，量身定制的“走老路”方案：足球在體工隊時期還能贏日本，籃球在九十年代就是世界前八，正是完全推向市場腐蝕了體育健兒的拼搏和斗志——仿佛只有重回舉國體制、推行“三從一大”，才能扭轉“足籃打水一場空”的不利局面。

但重走老路，真的就會好嗎？

01. 走不通的老路

總想回到過去，是因為不了解歷史。

好比改革開放以來，總有人覺得公社食堂好、大鍋飯香、供銷社物美價廉、憑票供應童叟無欺。受這股風氣的驅使，社會各個層面的“終極解決方案”可謂層出不窮——大球成績差，就說回到體育工作隊；娛樂圈亂，就說回歸國營制片廠；資本剝削嚴重，就說還是考編上岸穩當。

然而和上述一套的時代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糧票、布票、自行車票、電視機票；出差住宿得由單位開證明、介紹信；結婚、離婚得先組織同意、上級蓋章；住房只能單位分配，要么會送禮要么會哭鬧。包括高考選拔未恢復、不同戶籍不流動在內，和走老路都是配套的，歷史的齒輪一經轉動，從不給予個體雙標的權利。

電 影《你好，李煥英》里的憑票供應

上述認知之所以在有客觀標準的體育領域造成影響，是因為邏輯如果沒學好，很容易錯把事實等同于真相。

一個經常被拿來誤導人的事實是：男籃在打進世界前八的1996、2004和2008年，仰仗的姚明、王治郅、劉玉棟、鞏曉彬等人，并不是市場化培養的，而是來自體制選拔。男籃史上最強后衛胡衛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專業隊得分手，不僅在外戰中吊打阿根廷和巴西，而且曾在科比頭上拿下30分。

同樣的思路套進足球，便是從民國球王李惠堂算起，中國足球曾在八十年的時間里領先日本，只是輸在了近三十年。這種“長期”視角的確可以激勵士氣，卻更容易加深某種思想鋼印：既然專業隊選材拿來即用，職業化只會輸送蝦兵蟹將，那當然要堅定不移地走回頭路。

因為在部分網友的概念中，足球、籃球就是一群人關起門來苦練投籃、射門、盤帶等各項基本功。為什么輸球？因為練得不苦，沒有老一輩運動員為國爭光的精神。為什么練得不苦？因為掙錢太多，慣成了養尊處優、不勞而獲的網紅。

為今之計，只有提供一窮二白的待遇，才能激勵公子哥們提高水平[1]。

這套流量邏輯的潛臺詞即是：競技體育并不需要大眾參與、市場繁榮，只需要極少數有天賦的專業運動員刻苦訓練，把技術、體能和對抗練到極致。而商業化不僅無助于培養球場上的猛士，還會滋生腐化墮落與利益輸送，從足球職業改革的失敗就可見一斑。

但一個扎心的事實是：舉國體制如果在大球領域真有效，男足當初就不會被推向市場。

中國足球專業化的聯賽成立于1989年，1993年紅山口會議之后決定推行以俱樂部為參賽主體的職業聯賽。在1994年甲A元年之前，中國足球的人才選拔機制，沿襲的是體校-體工隊-國家隊的模式，和那些奧運奪金的項目并無區別。而國家體委（體育總局前身）撤編男足體工隊，主要基于以下兩點。

國足 在 1985年的世預賽中輸給中國香港隊

其一，外戰發揮不穩，經常陰溝翻船。

1985年，墨西哥世界杯預選賽，剛剛獲得亞洲杯亞軍的國足在首都工人體育場1：2爆冷輸給中國香港隊，引發了群情激憤的“5·19事件”；

1989年，意大利世界杯預選賽，國足在對陣阿聯酋和卡塔爾的比賽中兩次在最后時刻被反超，“黑色三分鐘”由此得名；

1990年，北京亞運會，國慶節當天，國足亞運隊在1/4決賽0：1負于泰國隊，主帥高豐文引咎辭職；

1993年，美國世界杯預選賽，國足在約旦伊爾比德以0：1的比分輸給連主場都沒有的西亞弱旅也門隊，洋帥施拉普納黯然失色。

類似國足大年初一輸越南的“事故”，職業化之前其實更多，正因為屢在魚腩身上丟分，管理者迫不得已才試點職業聯賽。

而在開啟職業化的七年之后，經歷了更系統比賽、更激烈對抗乃至留洋球員加持的中國隊也終于以6勝1平1負的戰績如愿叩開了韓日世界杯的大門。只盯著范志毅、孫繼海們是體工隊挖掘的，而不看他們后來經歷了什么，自然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其二，集體項目投入產出比低，很不劃算。

很多人對“舉國體制”搞體育有濾鏡，以為是不惜代價、不計成本地拿名次奪金牌，實際上真正的專業隊很看重KPI。國家每年給體委撥款，要求最大化這筆資金的利用率。體委（總局）是懂田忌賽馬的，因此不可能把錢平均分配給下轄的99個運動，而是要把資源集中到最有可能出成績的優勢項目[2]。

由于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所以光玩得好還不行，還得盡可能地省，這就是為什么舉重、乒乓球、跳水等單人項目可以長盛不衰，因為投資回報率高。反之，對那些高投入、低產出的項目，就必須做到及時止損。足球職業化之前，體委每年兩個多億的經費分給足協的，其實也就一兩百萬[3]。

不是上面不愛足球，而是集體項目并不適合“舉國體制”，足球更是不適中的不適：場上需要的運動員多，場下需要的陪練更多，省體工大隊至少要養20多人，下面還有市隊、青年隊，開銷最大，成績最差。單人項目是一個人就有望拿一塊獎牌，足球是一群人最多只能拿一塊獎牌——事實上根本拿不到。

壓斷男足體工隊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國隊金牌榜的失利，在輿論壓力下，以“小巧難女少”為基本戰略的《奧運爭光計劃》在90年代中期正式出爐，男子大球項目自此淪為雞肋，屢戰屢敗的男子足球更是直接被甩給市場。

換句話說，不是足球放棄了舉國體制，而是舉國體制放棄了足球。

02. 醒不來的迷夢

體工隊下大球很能打，其實是一個“祖上闊過”的幻覺。迷戀80年代橫向對比的優勢，是非常典型的刻舟求劍。

在集體項目上，中國體育能做到的是專業打業余，在人口相對優勢下，也能做到專業打專業，但從長期來看，做不到專業打職業。

就像何小鵬提到的那樣，國足在上世紀末對陣日本還有優勢：一是1987年奧運會預選賽，國奧2：0擊敗日本，昂首挺進漢城奧運會；二是1998年戴拿斯杯（東亞杯前身），中國隊憑借高中鋒黎兵的頭頂腳踢，同樣以2：0的比分拿下對手。

魏 群 防守日本球員

足球當時能贏日本，是因為對手尚未職業化，選材面狹窄，水平有限。老球迷記憶里一定有諸如此類的鏡頭，當國足快馬邊路拿球，日本球員速度上會被完爆。包括對陣身材較矮的東南亞球隊時，“中國頭球隊”往往可以憑借簡單的邊路傳中碾壓對手。

但當鄰國將一項運動徹底推向市場，從普及推廣入手，扎根于社區學校，建立起產業文化之后，我們的落伍只是時間問題。

日本J聯賽起步于1965年，最初和甲A、中超一樣屬于半職業聯賽，球隊由企業贊助，而后在1993年改為職業聯賽，取消了企業冠名。1994年甲A聯賽元年時，中國人均GDP是473美元，而日本是39268美元，相差83倍[2]。

中文網絡常把J聯賽與甲A稱為足球領域的“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這一類比的確傳神，不過日本足球的市場化是在足球人口積累和市場培育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厚積薄發的結果，而中國足球在1994年則是被迫下海自謀生路；日本足球在90年代初就完成了職業轉型，而中國足球則始終保有“特色”。

認真將足球推向市場的三十多年后，日韓球員如今已在歐洲聯賽遍地開花。蘇超球隊凱爾特人可以在歐冠排出3名日本首發，脫胎于日本校園足球的三笘薫，用其出色的盤帶技術“檢閱”著整條英超右邊路。韓國足球留洋總數雖少于日本，卻涌現了“亞洲一哥”孫興慜這樣的現象級巨星。

國足與日韓在近三十年的交手中敗多勝少，并非球場上的偶然因素導致，其基本邏輯在于：集訓的優勢一旦被全民參與追上，結果就是不可逆的。對手在更大的基礎上選材和淘汰，青訓標準早與國際接軌。職業體育提供的是最嚴苛、最健全、最公平的人才選拔機制，這不是行政指令與動員大會可以比擬的。

女足2022亞洲杯奪冠時刻

此節最典型的例子并非男子大球，而是經常被呼吁替男足出征的女足。在當前各大網絡平臺，抬女足貶男足很有流量市場，但它也反映了很多人對于“鏗鏘玫瑰”的印象，仍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

足球世界中的男女足，從發展階段上看是兩種不同的運動，世界上大多數的足球強國，長期以來對于女足的發展并不重視。而專業化加持的中國女足由于起步較早，過去屬于“亞洲第一、世界一流”的傳統強隊，1999年的世界杯決賽，中國女足黃金一代點球憾負于美國隊，離奪冠只差一步。

但在過去五到十年間，隨著歐洲各國投入資源扶持職業女足，原先在國際賽場缺乏競爭力的歐洲隊開始后來居上。歐足聯在五年計劃中預計，2024年全歐女足注冊人口將達到250萬人。在女足英超聯賽，上賽季平均每場有6000多名球迷觀戰，而在女足歐冠中，巴薩的諾坎普球場涌入9萬多人，達到了男足比賽上座率[4]。

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中國女足在小組賽創下0：5輸巴西、2：8負荷蘭的敗績，對陣歐美已經毫無優勢。女足現階段沖出亞洲就慘案，一方面是我們停在原地，另一方面是對手進步神速。按照女足名宿孫雯的觀察，歐洲女足如今每個位置都具備了90分鐘高對抗能力，身體條件、戰術素養、比賽節奏都愈發男足化。

女足在世界杯小組賽慘敗于英格蘭

最具代表性的標尺是英格蘭女足，職業化前這支魚腩隊一直是中國女足的手下敗將。2005年阿爾加夫杯，女足以點球險勝英格蘭，還被國內媒體批評“我們快連英格蘭都打不過了”。2011年，女足英超成立，英格蘭女足開始掛鉤男子俱樂部的青訓體系，在去年的女足世界杯上，英格蘭女足已經可以6：1輕取中國女足[5]。

歐洲女足的迅速崛起，是依附于自家有著百年成熟經驗的男足職業體系和社區足球文化。反觀國內，由于男足近三十年在大賽成績和偽職業化的怪圈內反復橫跳，毫無家底可言，導致女足根本沒有現成模式可以掛靠。

女足的今天，是男足的昨天，也是男籃的明天。

03. 完不成的改革

“恢復體工隊”的論調之所以甚囂塵上，是因為近三十年大球（足球）的核心敘事變了。

以前大家普遍認為，只要國家和資本雙管齊下，就能把足球扶起來。但過去一些年，對足球，國家很重視，資本很狂熱，除了造就金元中超為期十年的通貨膨脹，國家隊成績反倒愈發萎靡不振。一條路沒出成績，就以為選錯了路，以結果為導向，鍋似乎理應交由職業化來背。

實際上，對抗性的團體競技，必須堅定不移地交給市場，即把職業聯賽辦好，國字號成績只應是、只會是、只能是相關產業健全發展下水到渠成的結果。追求大賽成績而忽視運動規律，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世 界 杯上的男籃

所謂“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決定一國足球發展水平的“大河”，既非國家也非資本，而是社會[6]。如果社會力量很弱小，大球就發展不起來。無論足球還是籃球，搞好職業化的前提，都是市場經濟和法制。

以籃球為例，我們看似也有商業化運作的聯賽，也有投資人、轉會、電視轉播和贊助商，但選材長期無法體教結合，令群眾基礎白白浪費。姚明上任以來，便把重點放在青少年籃球培訓、推動CUBAL（大學生籃球聯賽）和CBA的交流方面，近年打上CBA的王嵐嵚、黎伊揚等人，均是從選秀中走出的大學生球員。

但在職業化的深水區，籃球不僅和足球一樣停滯不前，CBA的改革進度比中超都慢。20支球隊有的隸屬體制內、有的是國企控股，有的屬于私人投資，產權結構大相徑庭，執行聯賽的準則、改革的意愿自然也就不一致[7]。

男籃世界杯1勝4負

換言之，無論是過去的甲A，還是如今的中超和CBA，都是改革只做一半，從來沒有真正實現職業化。而其不職業的地方，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其一，管辦不分離。

管辦分離的核心，并不在于職能部門形式上是否結束“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雙軌制，而在于實際上是否完成從管理者到服務者的轉變。比如足協提出的“中國足球職業聯盟”，如同卡夫卡筆下的《城堡》，每次都很臨近，卻一直繞不進去。

2016年規劃提出當年，足協執委表示：“年內應該會有眉目。”

2017年的媒體通氣會，職業聯賽理事會的負責人表示，“職業聯盟進入倒計時，預計2月底或3月正式成立。”

2018年的聯賽總結大會，時任足協黨委書記的杜兆才表示：“足協將進一步推動管辦分離，職業聯盟明年成立。”

2019年的新聞發布會，時任足協秘書長的劉奕表示：“未來足協將充分放權給職業聯盟，職業聯盟年底前肯定掛牌成立。”

2020年5月，時任足協主席的陳戌源在與央視主持人白巖松的連線中表示：“職業聯盟組建工作步入尾聲，再過一兩個月就能成立。”

2023年3月，時任中超公司董事長的劉軍表示：“職業聯盟成立工作在積極推進中，目前還沒有明確時間表。”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職業聯盟雖然沒出來，但上面這些人都在新一輪足球反腐中進去了。

職業聯盟前身可追溯到中超元年，大連實德、北京國安等7家俱樂部在假球黑哨的背景下，倡導的以“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為訴求的“G7革命”，而這一由職業俱樂部自己運營聯賽的提議，當年即被主事者否決[8]。

王健林早年的倡議

而在更早的甲A時期，大連萬達的投資人王健林就已經提出，俱樂部完全可以自行成立聯賽委員會，解決聯賽廣告、拍賣、競賽等事宜，每年拿出5%-10%的收入上交足協，就夠養活國家隊。而這一后來也得到足協認同的想法，不僅在當時顯得超前，至今也未落地。

如同有的工會負責維護權益，有的工會負責組織看電影。足球發達國家的職業聯盟，為的是商業利益最大化，能獨立履行職責。正因為權力始終掌握在俱樂部投資人和職業經理人手中，所以即便歐洲足協中不乏碩鼠，卻從不會動搖該國足球的根基。

在歐洲，足協是一個負責協調全國運動正常開展的公共機構，不會藉由職業聯賽投資盈利。但中超公司在2006年成立時，足協占據了36%的股權，16家俱樂部各占4%，同時聯賽的轉播和廣告專賣權也被收走，使得各家俱樂部主場經營權并不完整[9]。

面對外界質疑，足協選擇去弊案頻出的足球發達國家意大利取經。時任足協副主席的南勇在米蘭考察時就曾對意甲聯盟代表發出過靈魂拷問：“你們從電視轉播權里抽多少？”意大利人被問得找不著北：“我們就是意甲俱樂部組成的一個辦事機構，只有辦公費用，沒有機構自己的提成。”

其二，人才流動難。

體育市場化的核心是自由流動。在球員轉會的限制上，CBA不如中超，周琦轉會爭議就是典型。在這位男籃頭牌的故事里，根據CBA關于轉會條款的規定：D類頂薪球員合同到期后，獨家簽約權歸屬球隊，球員如與新俱樂部簽約，應向原球隊支付一筆培養費。

周 琦轉會爭議折射了男籃球員的職業困境

籃球很難實現轉會自由，根源是國內大部分高水平運動員不是像NBA球員一樣通過學校-選秀進入職業軌道，而是各地體委（體育局）通過體校-體工隊選拔訓練而來，部分球員屬于體育管理部門與俱樂部共有[1]。對看重全運會成績的地方體育局來說，轉會意味著球員注冊關系的變更，這叫肥水流了外人田。

足球領域的轉會困境主要體現在甲A時期的掛牌-摘牌制，即球員只能提出轉會申請，但下家則由足協根據聯賽排名和各家俱樂部協商決定，“公平”的外殼下包裹的是權力尋租的陰影。這一制度始于1998年，直到2010年恒大燒錢入場抬高球員議價權后才告廢止[10]。

其三、商業化程度低。

有種觀點認為，中國足球大體有兩種融資形式，一種是國企往里砸錢，另一種是民企通過足球要便利。不管是哪種形式，本質都是國家傾注資源在扶持，所以中國球員說自己掙的是市場的錢，這一口徑非常無知[11]。

過去一些年，中超被冠以“房地產聯賽”，企業虧錢投入足球俱樂部，為的是拿地、做廣告。趕上高薪的那批“85后”球員，掙的其實是地產行業的公關費。不同于投資者需要核算成本，投機者更看重的是效應，看重足球之外的好處。也正是因為這個初衷，中超球隊的造血功能普遍貧弱。

從國際經驗來看，足球俱樂部的優質資產是打造青訓、建設場地、培養球市，但金元中超的資本大多花在了快速貶值的引援方面。這使得中超大部分俱樂部的生態十分畸形：青訓差、梯隊無保障、新老交替青黃不接、一線隊成績弱、球場不是自己的，但外援總砸出震驚世界的天價[6]。

當然，中超不職業的鍋不能全甩給投資人，更普遍的共識是：聯賽成立30年，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規和仲裁機制，上級態度經常代替規章制度。

諸如此類的現象，如中超公司拒絕俱樂部單獨招商，獨家和耐克簽訂贊助長約；如聯賽經常給國家隊集訓讓路，無視各家俱樂部利益；如U23政策拔苗助長，違反運動規律，損害公平機制；如在國家隊表現欠佳的球員，回到俱樂部要受到內部處罰。

“留洋禁令”前，范志毅本已拿到利物浦的職業合同

而綜合了“管辦不分離、人才流動難、商業化程度低”的集大成案例，國內也不乏其例：

籃球領域，是王治郅2002年留在NBA打球未回國參加世錦賽與亞運會被國家隊除名，當事人為此飽受批評；足球領域，則是2001年十強賽期間，足協頒布“留洋禁令”，強行召回范志毅、張恩華、楊晨、謝暉等旅歐球員，影響了這批國腳的職業前途。

04. 繞不開的現實

國內輿論場對于競技體育的討論，有四個字的底層邏輯——“菜是原罪。”這使得類似“廣州恒大主力球員月薪僅一萬五”的新聞在后金元時代竄上熱搜，只能引來吃瓜群眾的幸災樂禍。

中國足球水平低是共識，但不代表它沒門檻。

作為個體，能踢上中超一線隊，意味著已經躋身足球從業的Top 500行列。曾在多家中超球隊效力的朱寶杰講過，和他同在申花足校接受專業訓練的孩子有400多人，最終踢上職業的只有區區4名。對足校生來說，能在中乙坐替補都是1/100的概率[12]。

一個淘汰率如此高的行業，頂尖人才收入上限如果只相當于一線普通白領，其前景只能更差，并不會出現網友以為的“有本事像巴西球員一樣去國外掙錢，你不踢自然有人踢”的局面。

不同于非洲、拉美人踢球是為了逆天改命，也不同于歐洲人踢球是為了跨越階層，足球在中國是一項投資回報率很低的運動——不僅有培養周期長、前期投入大、成材率低等行業因素，還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文化因素和獨生子女的社會因素。如果沒有高收入作為吸引，更不會有家長把孩子往里送。

央視主持人賀煒的老微博

在90年代之前，入選省體工大隊相當于中專畢業，可以拿津貼、轉戶口、包分配——八一隊踢不上，部隊解決就業；火車頭隊踢不上，能當鐵路工人；前衛隊踢不上，能干公安；地方隊踢不上，能進國企。農村家庭和城市底層家庭愿意讓孩子進體校，是因為當時踢上專業隊等于謀求一份鐵飯碗。

但在國企改革以及大學擴招后，一方面原有階梯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在市場化的盤子里，解決面包、牛奶的機會有的是。對普通人來說，過去三十年改變命運最好的方式，是在相對公平的高考模式下做題，而不是去練體育。

有人曾這樣總結足球人才和大廠程序員的共性——都得身體素質過硬、吃苦耐勞、扛得住996；都得生活簡單、習性純粹，月薪三萬也過得像月薪三千；都得有團隊意識，甘當螺絲釘；年輕飯也都吃到35歲[13]。

相較于99%的足球生終將咽下無法踢職業的沉沒成本，高素質人才按照“升學-高考-大學-工作”的路徑進入地產、通信、互聯網行業，風險要小得多。何況寫代碼并不需要教練的提拔、青睞、給機會，也不需要承受場上豬隊友帶來的下限，就算英年謝頂，也總好過斷腿骨折、跟腱撕裂或半月板積水。

如果有天中國足球的人才密度陡然升高，要么是這個行業更透明、更規范了，要么說明其他行業的增長紅利期已然一去不復返。

05. 尾聲

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中國只有一種球迷，就是“贏球隊”球迷。

無論是乒乓球、跳水還是冰雪項目，只要能一直贏，大家就支持，實在不行就多卷一批中產，多搞幾名歸化。至于運動發展規律、環球普及情況以及對手實力究竟如何，都包含在“拋開事實不談”的范疇內。

在日本雅虎論壇，連日本球迷都看不下去中國網友對于國足的無腦黑，有人說“媒體關注海參的視角是個大問題”，有人說“在中國，總有奇特又有趣的方式去批評足球運動員”，還有人說“如果中國足球每次都被這種微不足道的報道搶了關注度，那真正的問題將被拋諸腦后”。

栽一棵參天大樹很難，但給電線桿子刷綠漆卻相對容易，電線桿子結不出果實，那一定只是刷漆人的責任。我們擅長在一切事務上開辟新路，可惜總有領域只接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世 預賽中韓戰觀眾席

本屆世預賽36強賽階段，中國0：3韓國的賽后，網絡流傳一張熱圖：一個戴眼鏡的小朋友背對場地正在伏案做題，這一幕無比形象地貼合了國人對陷入惡性循環的足球的態度——觀眾假裝在看比賽，球員假裝在踢職業，投資人假裝在搞俱樂部，聯賽假裝在搞改革，社會假裝在例行監督。

一件事情被全社會詬病，也知道病根在哪兒，但就是解決不了。長期下來，大家除了例行“假裝”之外，還能有什么別的辦法？

全文完，感謝您的閱讀。

參考資料

[1] 9月互聯網熱門話題鑒定，老蔣巨靠譜

[2] 知乎答主@大腦袋圖圖

[3] 中國足球30年大敗局，獸樓處

[4] 微博博主@金靴RedBoy

[5] 趕超你只用幾年，英格蘭女足崛起的秘密，懂球帝

[6] 中超大洗牌漫談1-7，體壇周報

[7] 姚主席能改變什么，楊毅侃球

[8] 足協成立職業聯盟？執委：年內應該會有眉目，成都商報

[9] 王勤伯：中國足球急需一場博斯曼官司，體壇經濟觀察

[10]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20年詞典，新浪體育

[11] “我的主隊快沒了，我想救救她…”，楊毅侃球

[12] 微博博主@圍觀體壇

[13] 微博博主@青訓現場IC方亮

作者：魯舒天

編輯：戴老板

視覺設計：疏睿

責任編輯：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