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元旦，在中國的電影院內，放映了一部蘇聯電影《第一騎兵軍》。

對于當時的中國觀眾來說，蘇聯電影并不陌生。

但之前蘇聯電影進入中國并產生影響的，大多是在電視屏幕上。

1984年11月4日，中央電視臺在周末晚間黃金時間，放映蘇聯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

用了兩個周末的時間，放完了這部對于中國觀眾來說相當陌生的代表著蘇聯電影的新的美學形態的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給中國觀眾乃至文藝界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長期以來，在中國觀眾印象中的蘇聯電影就是《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這些相伴了文革期間的老影片。在蘇聯新電影幾乎長期絕跡中國影壇的情況下，《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無疑令中國觀眾刮目相看蘇聯電影的新形態。

直來直去、慷慨激昂、粗放高調的傳統蘇聯電影風格，竟然在《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里一概不見，整個電影呈現出如此哀傷、如此悲憫、如此人性的新的質地。

而這種對蘇聯電影里一絲人性的閃光的共情與共鳴，也意味著，中國與蘇聯的關系，將會在新的一頁上，找到春江水暖的先聲。

實際上，中蘇關系，也正是從1984年起，開始了悄然的回暖。

而電影，也擔當了國家關系悄然轉換的一絲微妙的報春花職責。

之后，央視成了蘇聯電影播放的主力賽道，《辦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蘇聯電影一時間打開了另一個婆婆媽媽、嘰嘰喳喳、笑笑鬧鬧的聞所未聞的蘇聯電影窗口。

但相對而言，電影院里放映蘇聯電影頗為罕見。因為電視臺播放的蘇聯電影多來自于出于改善關系目的而由蘇聯政府的贈送，沒有商業動機，正常的商業電影交流，還要靜待時日。

第一部在電影院里放映的蘇聯電影是1986年公映的《戰地浪漫曲》。之后，蘇聯電影平穩進入中國影院。

放映《第一騎兵軍》的1987年，正是中國電影娛樂片大潮方興未艾的年頭，《第一騎兵軍》引進電影院，不具備強烈的娛樂元素效應，倒是更可能憑借它的技術元素，更在中國電影院里稍有出彩。

《第一騎兵軍》當時標明是第一部七十毫米超寬銀幕立體聲影片，雖然與今天的IMAX視覺體驗不可同日而語，但也預示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電影也開始注重電影的視覺沖擊力維度的開發與崛起。

因此，蘇聯電影《第一騎兵軍》進入中國電影院，更大的因素，是對影像效果的一次側重，而電影《第一騎兵軍》里的浩大的戰爭場面，無疑為電影的視覺外溢效果，鋪墊了得天獨厚的平臺。

而從內容來說，電影《第一騎兵軍》乏善可陳。幾乎看不到當時的評論界有興趣對這部電影說三道四。

但是電影《第一騎兵軍》還是折射出八十年代蘇聯社會思潮的一種耐人尋味的傾向。

電影《第一騎兵軍》拍攝于1983年，離戈氏上臺的1985年，還有兩年。

在電影《第一騎兵軍》里，實際上，可以看出，電影意有所指，整個電影里，并沒有出現針鋒相對的敵人，而是把矛盾的鋒芒，對準了上級領導。

影片里一開始就來了一個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前線軍事委員會委員葉甫列莫夫，他不問青紅皂白，命令部隊后撤，避敵鋒芒，實行逃跑主義。

隨后，紅軍前線總指揮葉戈羅夫再次成為紅色激流的絆腳石，要求騎兵軍繼續撤退，保全實力。

而布瓊尼這些一線將領，敢于挑戰權威，執意地掃蕩彌漫的逃跑主義情結，發起了對敵一搏的作戰指令。

在這一版《第一騎兵軍》里，可以看出，成敗之舉，在于甩開上級領導的惡意干擾。

可以說，電影就像一個超前的預言家，后來蘇聯的發展走向，正是戈氏上臺之后，退縮忍讓，致使對手驕氣日盛，俄羅斯的生存空間日益縮小，幾乎又到了《莫斯科保衛戰》里展現的“身后就是莫斯科”的退無可退、唯有背水一戰的危急關頭。

蘇聯解體的狂歡的最終苦痛，卻長久地滯留在前蘇聯瓦解后的每一寸的土地上。

而現在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看來，1984年公映版的《第一騎兵軍》似乎敏感地意識到了什么，預感到來自于上層的對基層一線的干預，能夠導致一場慘劇發生，幸好基層的指揮官逆轉了來自上層的錯誤指令，贏得了勝利。

由此可見，任何藝術作品，都是當代思潮的一種委婉曲折的映射。

這使我們不由想到，在1984年版《第一騎兵軍》之前，還曾經有一部同名電影。

這就是1941年版的《第一騎兵軍》。

1941年版

不過，這部電影開拍之后，就時運不濟，被禁止放映。一直到2010年在第14屆俄羅斯國家電影基金會電影節上才正式露面。

1941年版的電影的時長三個小時，而2010年放映的電影，只有1小時37分鐘，算是一個殘片。當時拍畢的電影膠片不知去向，留下了遺憾。

目前1941年版的《第一騎兵軍》可以在俄羅斯網站上看到。

雖然這部電影被禁映，但電影中的一些片段，仍然讓人感到非常震撼，并且被用在一些其它的影視作品中。

電影尾聲部有一個長鏡頭，表現第一騎兵軍的千軍萬馬的浩蕩前行的場面，相當的氣勢磅礴。鏡頭從指揮官布瓊尼與伏羅希洛夫并駕齊驅的近景開始，逐漸拉升，逐漸展現出指揮官身后的騎兵隊伍，分列前行。

鏡頭逐漸抬升拉高，變成俯拍鏡頭，整個騎兵隊伍一覽無余，猶如浪潮一般漫漶前行，出人意料的是，在鏡頭間，竟然閃過了一架飛機的機翼，這應該是波蘭的偵察飛機在空中的顯身。

一組鏡頭，可以說是一氣呵成，從前景到后景再到空中的俯瞰的大全景，一鏡到底，時間連續，空間銜接，形成了立體縱深空間。

從這個鏡頭里，可以看出蘇聯電影日后帶來強烈刺激沖擊力的航拍戰爭場面的雛聲初引。

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的編劇是維什涅夫斯基，對于中國觀眾來說，他編劇的最為知名的電影是《難忘的1919年》。

維什涅夫斯基

看起來，《難忘的1919年》似乎是沿續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的電影套路，但實際上，《難忘的1919年》在風格上，卻與《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完全不同，這種不同，與編劇維什涅夫斯基的構思風格有著密切關系。

《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的主角是列寧，基本沒有什么副線，而《難忘的1919年》里有一個獨立的情節副線，維什涅夫斯基顯然在歷史題材的創作中，注重突出小人物的情節線索，把他們的情感線索，牽連進歷史人物的真實情境中，從而變相地致敬了源自于《戰爭與和平》的這種將虛構與真實天衣無縫銜接的俄羅斯文學傳統。

這種構思風格，同樣在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中再次得到了充分凸顯。

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拍攝時，稱該片改編自維什涅夫斯基1929年編劇的同名話劇。

這部話劇，我國曾經翻譯出版過，1957年曾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實際上，我們比較一下話劇劇本與電影定本，這兩者完全沒有關系。

話劇劇本只能說相當于一個活報劇，全劇只有一個士兵有名字，其余都是路人甲的角色，每一場戲，都是不同的人物，圖解第一騎兵軍從一戰戰場孕育誕生直到蘇波戰爭結束后的最后一戰的歷史事實，幾乎沒有人物刻畫，交代的只是歷史大背景下的孤立的小事件。

而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有一個相當完備的故事，故事發生時間也局限在1920年蘇波戰爭期間。最后的時間節點結束在1920年6月，第一騎兵軍正所向披靡地行走在進攻波蘭的大進軍路上。

電影并沒有表現第一騎兵軍兵敗波蘭的不堪回首的一幕，而是呈現了第一騎兵軍初戰告捷、氣勢如虹的巔峰狀態。

1920年6月份之后，第一騎兵軍越來越深入到波蘭的國土，受到對方反彈的力量越來越大，在攻下利沃夫之后，第一騎兵軍陷入波蘭軍隊的包圍圈，開始了兵敗如山倒的崩崖式下跌敗績。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主人公保爾，是在8月19日的利沃夫地區的一次戰斗中，受到重創，脫離了部隊，開始了他更加艱難的人生。

可以說，保爾正是跌倒在第一騎兵軍慘敗的重要節點——利沃夫之戰。

幾乎與保爾在同一支部隊中的作家巴別爾在他的小說《紅色騎兵軍》里也寫到了利沃夫戰敗帶來的部隊折戟沉沙、幾乎不能安然撤退的危機時刻。

巴別爾在他的日記中，更是對利沃夫之戰的轉折點性質，作了如實的記錄。他在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第1騎兵軍末日的開始。”

但是在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里，僅僅寫到了6月份的戰事，9月份紅軍騎兵軍由勝到敗的轉折點，并沒有提及。

在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里，編劇維什涅夫斯基按照他的習慣性的創作風格，虛構了一個烏克蘭小人物塔南，在波蘭軍隊大兵壓境的情況下，主動要求加入騎兵軍保衛自己的國家。

正好斯大林的軍列停在塔南的身邊，他向斯大林求援，斯大林很喜歡這個烏克蘭小伙子，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后來塔南來到了第一騎兵軍中，向部隊領導遞交了斯大林的介紹信，他得以順利進入了部隊。

后來，塔南在戰斗中，發現了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分子與波蘭軍隊相勾結，準備暗殺斯大林，便及時地送出了情報，一舉抓獲了那些烏克蘭的奸細。

在這一主線情節的串聯下，第一騎兵軍發起了對波蘭軍隊的最終攻擊，電影最后，意味深長地安排了一段斯大林在地圖前的畫面。

斯大林命令參謀：“暫時拿走烏克蘭的地圖，把波蘭的地圖給我！讓我們看看這里需要做什么！”

伴隨著斯大林的充滿期待的目光，電影鏡頭營造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畫面，斯大林的身影覆蓋了地圖上的芬蘭、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東部。

從某種程度上，電影鏡頭里，活化了斯大林的內心期待。

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的電影劇本，直接得到了斯大林的關注，甚至可以說，斯大林是這部電影的第一編劇。

顯然，斯大林要在這部電影里一掃蘇波戰爭中蘇聯軍隊進入波蘭后陷入重圍、落荒而逃的歷史慘痛，而借助于電影膠片，重塑蘇軍天下無敵的形象，配合現實情境下對波蘭攻城掠地的戰略企圖。

也就是說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的劇本深含著斯大林一雪蘇波戰爭之恥的重大使命，但是電影拍成后，世界局勢發生了急劇變化，蘇聯面臨的對手，已經不是波蘭，而是納粹德國。

當時蘇聯恢復了與波蘭政府的外交關系，波蘭已經成為蘇聯的盟友，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里把波蘭作為竭力丑化的敵人，已經不合時宜，這導致了這部電影直接被關進了小黑屋，再也沒有公映。

實際上，我們可以注意一下，1941年版《第一騎兵軍》里的對波蘭軍隊的憤慨情緒，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中幾乎以相同的烈度同頻共振著。

保爾的最大的敵人，不是德國兵，不是烏克蘭的地主，而是波蘭人。保爾遭受的戰場上的傷害，就是波蘭人的炮火，他在與初戀女孩冬妮婭接觸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情敵，就是一個波蘭的花花公子。保爾的好友謝廖沙的姐姐，就是死于波蘭人的絞刑。親人與戀人及自己遭遇到的最慘重的傷害，都是來自于波蘭。

日后，奧斯特洛夫斯基寫作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暴風雨所誕生的》，更是把主要的斗爭鋒芒對準了波蘭貴族。

而1984年版《第一騎兵軍》的故事發生年代，并沒有像1941年版那樣，表現1920年的蘇波戰爭，而是放到了1919年在頓河流域迎戰鄧尼金軍隊的歷史時段，電影的主要的矛盾沖突，也無意于與白軍斗智斗勇，而是放在了革命內部的瞎指揮與亂指揮上。

因此，1941年版與1983年版的《第一騎兵軍》雖然名字相同，但是表現的主題完全不一樣，然而，我們卻可以看到，這兩部電影，都映射了電影拍攝年代里最主要的共性思潮。

由此可以看出，電影乃至藝術作品，不管它寫的是什么時代，都是當代史的映射與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