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學術語境里，“游戲”一直是很難馴服的野獸。作為相關領域的學生，閱讀數字人文論著時，我常常感覺自己在巨獸的脊背上顛簸，稍一不慎，龍一甩尾，我就飛出去了。

電子游戲研究天生的硬核技術性和物質屬性，注定了它被“研究”時會受到阻礙——從知識儲備門檻、概念界定到大眾輿論，都是一條讓人有些望而生疑的路。它比以往的任何媒介都更加復雜，更加綜合，在大眾數字文化世界誕生，自下而上入侵學術領域，氣勢洶洶，非常迅速。

故正如本社的箴言：研究游戲，也研究一切。游戲研究的拓路者們，選擇的主題像他們的學術出身一樣，五花八門，幾乎沒有邊界。

而不管學者們落腳何處，整理游戲以及它的歷史，都是進入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環。前些時間，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翻譯引進了一套#游戲文化經典譯叢#叢書，首次面世于游戲研究方興未艾的2006-2015年。

它們的作者，就在數字人文的語境里，將“檔案整理與闡釋”做到了極致的奠基人。

游戲檔案研究已有十數年歷史。從2000年后期的民間收藏夾和愛好者，到2019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LGIRA等國際檔案數字化項目，再到2024年北京大學舉辦的首屆國際電子游戲研究年會，游戲檔案越發頻繁廣泛地被納入學術討論，電子游戲也已經進入全球GLAM機構的研究與策展視野，被作為文化遺產進行保存和闡釋。

十數年來，賽博考古從未停止，甚至曾有人拿著“洛陽鏟”進行物理發掘——2014年，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雅達利大挖掘，是很讓人震撼的場面。1300多份游戲卡帶，從垃圾填埋場的水泥沙土中被剝離，帶出游戲史一大謎團的最終答案。

紀錄片《雅達利：游戲結束》

從這次大挖掘開始往前回溯，卡利·克庫里克通過《投幣機里的美國》講述了一個充滿夢核色彩的故事。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的青年，只要他們經歷過上個世紀70、80年代，就一定會有深刻的共鳴。

一張游戲精英玩家的合照，一款以暴力聞名的《死亡飛車》的誕生，一群逃學遁入街機廳的少年少女，一場充滿輿論焦慮的訴訟......書中回溯了游戲行業的形象在幾十年內發生的變遷，小到街機廳作為“公共空間”，其環境維護、門面裝點、氣味音樂甚至光線布置；大到“允許”和“禁止”在游戲合法性政策上從未停止的權力博弈，其間穿插著高分玩家的競贏傳統，競技體育的綁定對游戲口碑的挽救，以及游戲記錄系統的誕生與留存。游戲行業的形象在不同人群的抨擊和辯護中不斷變化，各方勢力此消彼長，塑造著游戲，也塑造著游戲玩家的身份。

很多議題我們至今依然關心。我們回顧那個懵懂年代，會看見自己手里拿著游戲機，在外界和內心各種聲音的質問中，試圖搞清楚我們是誰，以及“游戲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來自馬耳他的戈登·卡列哈在《宅茲游戲：從沉浸到歸化》中也做出了他的解答。從一個更加微觀又更加抽象的層面，從《魔獸世界》和《星際Online（行星邊緣）》開始，他邀請我們一起觀察自己的游戲體驗，同時觀察游戲世界的其他玩家，并思考：沉浸于虛擬是一種自我欺騙嗎？嫻熟的技術能否超越精良的裝備，成為戰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為什么存在“迷路”的可能時，旅程會更有獲得感？

我們在游戲中經歷的挫折，能不能對抗在現代世界中漸漸彌散的、巨大的無聊？

“我們應該避免認為沉浸體驗是由技術決定的。”

“游戲涉入不僅僅體現為玩家的直接操作和屏幕上的呈現，還體現為玩家的認知努力，而這種努力不一定以某種輸入形式被記錄。”

學者們對游戲的探討不僅限于玩家和游戲體驗本身。如果說卡利和戈登在微觀層面探討玩游戲，那么下面兩本，則試圖告訴我們，游戲能做的，或許要比我們想象中更多。

在《游戲中的算法文化》的作者亞歷山大·R·加洛韋看來，電腦游戲教給我們的，是一種與算法先關的思維結構，我們在玩游戲的過程中，將程序的邏輯內化。為了贏得游戲，我們不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將自己限定在游戲規則范圍之內，學會推斷、預測、計算反饋，最終，“我們的決策會絲滑得近乎直覺，迅速得就像決策是由計算機自身做出的一樣。”于是游戲中的靈活性，看似具有烏托邦的色彩，賦予我們自由，但——

“千萬別被騙了；靈活性是全球信息控制的基本原則，是控制社會的工具，其功能與規訓無二。”

在博雅學術年會上，來自中國社科大的李苒舉出相似的例子：“反烏托邦職業模擬器”類型游戲，通常會將職業簡化成“按鍵操作+進度條”，暗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實際上掩蓋了現實中的階級、運氣、剝削等問題。再比如，《請出示證件》讓玩家反抗極權政府，但反抗的方式依然是服從游戲規則（按系統要求蓋章/放行） ，這讓人想到現實中抗議996的方式是“更高效地完成KPI”。

還有類似“做個好人就能贏”的“道德凈化”或“選擇自由”的幻覺——這類游戲被看作“糖衣藥片”，我們也能夠察覺到其機制與現實之間的裂隙：外面是“批判社會”的苦味，里面是“服從系統”的甜芯。

它們用游戲的形式證明新自由主義連“反抗”都能做成商品進行售賣。像這樣，游戲不易被察覺的“算法”底色——通過規則和代碼建構并規訓玩家行為——一方面為我們理解算法文化提供切口，另一方面，也提醒著我們對代碼控制及其內生的意識形態邏輯保持警醒。

因此，從特定的視角來看，游戲可以是具有修辭力量的系統，獨立于其他所有的藝術形式。正如伊恩·博格斯特在《說服性游戲：電子游戲的表達力》一書中所說，電子游戲用“過程”作為論據，具有獨特的說服力，能夠成為實現制度目標的工具，也能在政治、廣告和教育三個方面，改變人們對世界的根本態度和信念，甚至引發社會變革。

“電子游戲絕非機器的表達式。它們，是人之為人的表達。而驅動游戲的邏輯則宣示著我們是誰、我們的世界如何運作，以及，我們希望它成為怎樣的世界。”

其他藝術都在呈現結果，但計算機藝術，或者說電子游戲，是在描述過程。通過規則、交互和系統設計，而非語言或圖像來傳遞觀點、塑造認知并影響行為。

游戲能利用技術的黑箱，幫玩家打碎社會的黑箱。這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看來已經并非新鮮事，因為我們已經見識過游戲從小眾到主流的生長過程，也知道我們在玩《文明》或《模擬人生》時，會體會一些我們通過單純的“閱讀”或“觀看”或許很難理解的事物，比如種族與民族身份的建構，作為數據類型的身份，以及當代生活的匱乏和生存焦慮，等等。

在讀這套叢書的過程中，我能夠從理論性較強的句子中分辨出熟悉的味道來——這些感觸和觀點，我們似乎在很多地方看過——在Steam的評論區、貼吧的吐槽樓、微博熱搜、或者某個深夜玩游戲輸到紅溫的隊友的朋友圈。因為這些作者和我們一樣，擁有多重的身份：是玩家，是讀者，也許同時也是創作者。我們不僅在旁觀，也在切身經歷著游戲為我們展現的社會和文化變革。

他們的工作難就難在，他們嘗試了統籌地研究整個游戲圈，并將許多我們其實并不陌生的東西，提煉成一種比較抽象但極具結構力的哲學認識。

數字世界日新月異，這套書籍現在讀來或許不乏陳舊之處，但這些提煉允許辯駁和反對，也允許我們通過不同花紋和顏色的放大鏡，重新觀察我們所熟悉的電子游戲。新的視角重組新的認知，我們就或許能夠帶著更清晰的視野，看見“游戲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也看見我們自身的記憶與未來。

這套由各位學者精心翻譯的"游戲文化經典譯叢"首批譯著，也已經在游研社官方網店上架，歡迎感興趣的朋友們前來了解更多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