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癱女騎手送外賣七年，是一個事件；殘疾人就業困難是一種現象；向身處苦難而努力的人群表達敬意，也是一種現象；“贊美苦難”也是一種現象。

這些事件和現象，需要社會及社會中每一個人進行思考。

腦癱女騎手VS人民至上

2025年4月23日晚，“美團騎手”公眾號發文，稱目前美團已為文景開通殘障關懷功能方便其送餐，并對其所有差評訂單免責。

此外，美團已購買一輛全新電動車，方便她日常騎行。

美團表示，文景10歲的孩子在老家念小學，美團已提供了助學金，解決孩子目前至大學的所有學費。

據美團介紹，當前，有9564位殘障騎手在美團跑單，美團已先后在全國實施了殘障騎手電子溝通卡。

針對其中占比超80%的聽障騎手，上線了聽障專屬標識、語音消息速轉文字、專屬語音通知取貨等便捷功能。

勵志的故事，個人可以感動，社會必須思考。

事件中的幾個問題

據媒體報道：此前，她因身體原因被保潔、文員等工作拒之門外，外賣行業“無門檻”的特點為文景提供了就業機會。

給那些愿意工作的殘疾人提供工作崗位，讓他們有自食其力的機會，這種做法值得鼓勵，也希望有更多的企業愿意這樣做。

但是，根據媒體報道，她每日工作超過12小時，累計完成7.3萬單外賣配送，摔壞6輛電動車，甚至因頻繁摔跤全身布滿傷痕。

這種工作強度真的適合一個腦癱的女性嗎？

七年了，某平臺難道從來沒有考慮上面的問題嗎？

七年了，某平臺給她交納社保了嗎？

媒體對于這個事件的贊美而不是反思，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正常表現嗎？

文明社會必須警惕道德陷阱

個體的堅韌值得敬佩，但是苦難本身不應當被贊美，更不能神圣化。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每個人必須尊重那些在逆境中拼盡全力而生存的個體，但是必須反思導致苦難的原因，并努力改善。

文景的故事，仿佛讓人看到一棵在石縫中頑強生長的野草，讓我們驚嘆生命的頑強，但更應當反思：她的生存如此艱難是必然的嗎？

正常的社會，不應當把苦難包裝成勵志故事，更應當通過努力讓這樣的故事不再發生。

真正的文明，不是歌頌有人能在洪流中掙扎求生，而是修建堤壩讓洪水不再泛濫。當我們為“搖晃卻不倒”的身影鼓掌時，別忘了追問：我們為何不能消除產生苦難的土壤？

“贊美苦難”背后的認知陷阱

任何一個文明社會，為了生存而抗爭不能被異化為合理化壓迫的工具，更不能成為其借口。“贊美勇氣”與“美化苦難”必須有明確的界限。

文景的故事，觸動人心的是她面對先天缺陷與社會歧視時的不服氣的精神，而非腦癱或貧窮本身。如果輿論一再地強調“苦難成就偉大”，難免陷入“成功必須經歷苦難”的結論——這種敘事忽略了個體承受的系統性不公平，反而把它美化為“命運饋贈”或“成就人生”，從而掩蓋了社會保障責任的缺位。

正如哲學家阿多諾警告：“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 任何對苦難的美學化，都可能掩蓋社會不公平或現實的殘酷性。

正常的社會必須警惕“毒雞湯”背后的社會卸責機制。

當媒體或人們津津樂道“外賣騎手七年摔壞6輛車”的勵志細節時，每一個人都有責任追問：為何一個腦癱患者必須通過如此高風險、高強度的勞動才能生存？

這個事件，或者說“殘疾人就業”的現象，反映出殘障人士就業支持體系的脆弱性。如果社會僅滿足于對某個個體“悲壯奮斗”事件的贊美，而不是去追問“為什么殘障群體活得如此艱難？”，實質上是用道德贊美替代制度保障，有“雞湯”來掩蓋社會保障機制的缺失。

文明社會必需的雙重責任：尊重苦難中的尊嚴，消除苦難的根源。我們應當做的就是，承認苦難中的人性光輝的同時，拒絕苦難崇拜。

文景在采訪中說：“我不需要同情，只需要平等的機會。”這句話表達了她對于個體尊嚴的要求，是她在苦難中發出的吶喊。這種渴求社會尊重的精神值得每個人敬佩，但是每個人更需要認識一點，真正的尊重不是將她塑造成“感動社會”的符號，而是通過無障礙設施、職業培訓、反歧視立法等社會的制度性保障，讓殘障人士無需“傷痕累累才能證明價值”。

“苦難競賽”是一種扭曲的價值觀

當媒體渲染“腦癱騎手日送50單”、“獨臂教師堅守山村”、“90歲老奶奶街頭賣菜”等案例時，無形之中就傳播了一種扭曲的價值衡量標準——殘障人士或弱勢群體必須付出超常努力才能獲得社會尊重。這種敘事實質上是把特殊群體的生存困境轉化為“勵志奇觀”，忽視了文明社會對普遍權益的保障。

誰在制造“不得不贊美的苦難”？

通過這個事件，似乎可以管中窺豹，看到外賣騎手的“低門檻”的一個真實側面。

表面上，外賣平臺無差別地為殘障群體提供了就業機會，但是其背后的算法帶來的高強度勞動（12小時工作制、超時罰款），是否適配特殊群體？

文景摔壞6輛電動車、全身傷疤的數據背后，是平臺與弱勢個體博弈的殘酷現實。“靈活就業”雖然成了社會就業的最后防線，同時，“低門檻”有可能淪為“高風險”的代名詞。

社會就業的現實

媒體報道，文景曾被保潔、文員等崗位拒絕，暴露出《殘疾人就業條例》在社會中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2022年中國殘障人士就業率僅30%，遠低于普通人群。當社會無法在主流職場中提供合理便利，結果就是迫使殘障者涌入零工經濟，這種“不得已的選擇”不應被浪漫化為“勵志傳奇”。

“終結苦難”才是真正的文明

在社會保障制度層面，文明社會必須用權利保障來代替道德施舍。平臺企業承諾承擔文景孩子學費是一個值得表揚的善舉，但是每個人應當清醒的認識到，從社會層面完善殘障家庭子女教育、醫療等保障，才能真正避免把基本權利寄托于企業（家）偶發的善意，這種善意不具有普遍意義，只能提倡不能推廣。

社會對特殊人群的認可

文景說“想讓孩子看到媽媽在發光”，這句話背后隱含了一種焦慮。通常，殘障父母需要通過“超人式付出”才能獲得社會認可。

普通人何嘗不是如此。

健康的社會，應允許殘障者，也包括所有的人，都能夠“普通地活著”——做一個普通人，可以疲憊、可以失敗、可以不偉大，而不是時刻都要扮演什么“正能量榜樣”。

所有的苦難都沒有正當性

猶太思想家赫舍爾說，我們應該在苦難中尋找信仰的力量和生命的尊嚴，而不是簡單地贊美苦難本身。面對苦難時，我們應該保持對生命的尊重和對信仰的堅持，苦難本身并不值得贊美，而是在苦難中展現出的勇氣和智慧才值得肯定。

苦難本身沒有價值，有價值的是人在苦難中未被摧毀的人性。一個正常社會不會謳歌礦井的黑暗，而會點亮礦燈；一個正常的不會贊美傷口的鮮血，而是應當包扎治療傷口讓它不再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