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2022年，江蘇省揚中市人民法院審理的王某碗、王某甲、王某兵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因涉及“次數”認定的爭議，成為司法實踐中具有指導意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三名被告人多次收購盜竊所得的銅排邊角料，但因上述犯罪次數未達司法解釋規定的“十次以上”，最終未被認定為“情節嚴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張萬軍，對這一判決進行了對“次數”認定標準及量刑平衡的深入探討。

一、基本案情與裁判要點

2021年7月至12月，劉某多次盜竊江蘇某公司銅排邊角料后，分17次、5次和11次銷贓給王某碗、王某甲、王某兵。三被告人在明知贓物來源的情況下長期收購，涉案金額分別為2.1萬元、1.6萬元和1.5萬元。法院審理后認為，三人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但上游盜竊行為中僅有部分達到犯罪程度（單次金額超過2000元），王某碗、王某兵對應上游犯罪次數分別為4次和2次，均未達到“十次以上”，故不構成“情節嚴重”。最終，三人被判處緩刑并處罰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明確了“次數”認定的四項原則：

第一，上游行為需達到犯罪程度。從刑法體系上看，作為入罪條件的“次數”與作為情節加重的“次數”具有完全不同的認定標準。司法解釋規定十次以上應認定情節嚴重，對此處情節加重的“次”應作嚴格認定，進行限制性理解。因掩飾、隱瞞的客體是犯罪所得，所以認定情節嚴重中的“次”應以相應上游行為達到犯罪標準為前提；

第二，同一犯意連續實施視為“一次”：認定“次數”應綜合考慮行為人犯罪故意的產生、犯罪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等因素，客觀分析、認定。被告人基于同一犯意實施犯罪的，原則上認定“一次”。如在同一地點，同時對在場的多人收贓的；或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點連續多次收贓的，如在同一地點連續對途經此地多人收贓的，一般應認定“一次”而不是多次犯罪；

第三，同一犯罪客體僅計“一次”：上游犯罪行為人對處置涉案財物具有主動性或隨意性，對同一物品可以一次性或分數十次出售。但無論上游犯罪行為人處置了多少次，相應實施掩飾、隱瞞的犯罪客體只有一個，多次收贓行為實質上屬于多次的不能犯，不宜片面認定多次；

第四，上游情節入罪時整體評價。基于上游犯罪以情節入罪實施掩飾、隱瞞的，應認定為“一次”。上游犯罪以情節入罪，意味著對上游犯罪進行了整體性評價。此時，上游犯罪等同于一個整體，可以評價為上述“第一”或“第三”規制的范圍，則無論收贓多少次在評價是否屬于情節嚴重的次數時亦應認定為“一次”。（入庫編號：2023-04-1-300-001，人民法院案例庫：王某碗、王某甲、王某兵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中情節加重“次數”的認定）

二、“次數”認定的法理邏輯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本案的核心在于區分“次數”的入罪功能與量刑功能。根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及司法解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情節嚴重”要求“十次以上”，但這里的“次數”并非簡單累加，而是需結合上游犯罪的構成要件嚴格認定。

例如，劉某盜竊銅排邊角料時，部分單次金額未達盜竊罪入罪標準2000元，僅作為行政違法處理。王某碗雖收購17次，但對應上游構成盜竊罪的僅有4次，故不能機械累計為“17次”。張萬軍強調，若將行政違法對應的收贓次數納入“情節嚴重”，相當于變相降低入罪門檻，違背罪刑法定原則。

此外，同一犯意下的連續行為應視為“一次”。假設王某碗在某日連續收購同一盜竊團伙分三次運來的贓物，雖表面為三次交易，但因主觀故意和犯罪行為具有連續性，應合并評價。這一認定標準既符合刑法體系解釋，也避免了對被告人過度苛責。

三、量刑平衡：下游不得重于上游

本案另一爭議點在于如何平衡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與上游犯罪的量刑。根據司法解釋，若下游犯罪量刑高于上游犯罪，可能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以本案為例，劉某作為盜竊犯，因多次盜竊被判死刑，而王某碗等人作為收贓者，若因“次數”被認定“情節嚴重”，可能面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明顯重于劉某的刑罰。張萬軍分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屬于妨害司法罪，其危害性主要體現在阻礙追贓，而非直接侵害財產權。因此，量刑應低于上游犯罪，否則將導致“幫助行為反比實行行為處罰更重”的悖論。實踐中，部分案件因上游犯罪數額低但下游收贓次數多，容易產生量刑失衡。例如，上游盜竊金額僅2萬元，法定刑三年以下，下游收贓十次以上，法定刑三年以上。對此，需嚴格審查上游犯罪的構成，避免僅因次數突破量刑平衡。

張萬軍教授認為，王某碗案的裁判要旨表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中“次數”的認定絕非簡單算術，而是需要穿透形式審查實質。司法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時，應嚴格遵循“上游犯罪構成+同一性判斷”的雙重標準，同時確保量刑與上游犯罪相協調。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維護司法公正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