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底，中央發布了一份訃告：原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因病在北京去世。

緊接著他的追悼會，就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

追悼會規模不大，只有二百多人參加，其中沒有任何一位中央領導。

而讓人意外的是，早已淡出人們視線的華國鋒，卻出現在了追悼會現場。

他帶著一副黑眼鏡，身著風衣，在陳永貴的遺體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在和逝者家屬一一握手后，他坐上車，離開了人們的視線。

華國鋒與陳永貴之間，到底有怎樣的感情？

為何陳永貴的追悼會如此簡單呢？這就需要從山西省的大寨說起了。

大寨的名聲，在20世紀六十年代格外地響亮。

這個出自山西省昔陽縣的普通山村，在當時經濟情況異常嚴峻、連年遭受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不僅沒有伸手向國家要一粒救濟糧，還反過來向國家貢獻了大量生產盈余。

大寨成為了農業發展的典范與標桿。

大寨能取得這樣的成就，與陳永貴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陳永貴就是山西昔陽本地人，由于家貧，他沒怎么上過學，但是卻肯動腦子。

干農活兒的時候，他很注意總結經驗，逐漸成為了莊稼地里的“好把式”。

在他三十歲的時候，解放戰爭塵埃落定，陳永貴也分到了自己的土地。

農民，世世代代地面朝黃土背朝天，所追求的，就是自己的土地。

只要有地，他們就能靠自己的雙手，打拼出一片天。

分到土地后，陳永貴激動得一夜沒睡。他沒什么文化，也寫不出什么華麗的文章。

但是他卻在那天下定了一個決心，一定要將地種好，把糧食生產搞上去。

陳永貴不僅僅是自己種田用心，還善于幫助其他人。

他將自己的經驗拿出來，毫無保留地與其他人分享。

慢慢地，他在其他的生產隊員中，有了一定威望。

不久之后，他擔任了大寨村的生產委員和黨支部書記，帶領著自己的鄉親們，不斷刷新著糧食生產的紀錄。

大寨的自然環境并不算好，山地比平地要多不少。

1953年，陳永貴開始帶領鄉親們，開始改造山坡。

他們用簡陋的施工器具，在山地上平整出一塊塊梯田，極大地增加了村里的耕作面積。

緊接著，陳永貴又帶領村民興修水利，用科學的方法灌溉農田；在農閑時期，他還帶人給土地追肥，為來年的生產做準備。

經過了一系列的努力，大寨的糧食畝產，從四五百斤上升到了八百多斤。

糧食的總產量，也較十年前猛增七倍。即使在荒年里，大寨的糧食也足夠自給自足。

1964年，國家的各大媒體，開始寫文章，報道大寨的優秀事跡。

毛主席對這個問題十分重視，專門向山西省的領導了解大寨的具體情況。

緊接著，中央便提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

大寨的事跡和精神，一下子成為了全國農業工作的標桿和旗幟。

而陳永貴，也在這之后聲名鵲起，接連成為了全國勞模和山西省委書記。

1975年，陳永貴正式成為了國務院副總理。

雖然身居高位，陳永貴仍然不改農民本色。

每次開會之時，他仍然穿著一件普通的對襟外衣，頭戴白羊肚毛巾，和田間勞作的農民一般無二。

這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中，也算是獨樹一幟。

陳永貴雖然進入中央，但是生活仍然艱苦樸素。

他的煙癮很大，平時沒事就喜歡抽上一口。在農村，他抽的是最一般的大葉子煙。

進入北京之后，他找不到大葉煙了，只能改抽卷煙。

不過，他抽的卻是最便宜的那一種，每一盒才三毛錢。這種煙很辣口，但陳永貴卻樂此不疲。

在飲食方面，陳永貴更是節儉得讓人心疼。

他沒有拿過國家一分錢的工資，所有的收入，都是靠著大寨村每天1.5元的工分補助。

進京之后，這樣的收入難以保證生活，于是黨中央決定，每個月都給他36元的生活補助。

而山西省，也會每個月給出一百元的生活費。

總體算起來，陳永貴的收入也不算低。

但是，他將大部分的錢，都捐出來支援家鄉的農業建設，自己則仍然過著清貧的生活。

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享有特殊的生活供應，但陳永國卻從沒享受過這些。

他的餐桌上，永遠是小米粥、饅頭和咸菜，逢年過節也難見葷腥。

即使是有客人來訪，他也只是用一碗普通的面條招待。這樣的副總理，也同樣是天下少有。

對于自己的親戚，陳永貴也是嚴格要求。

在他進入中央之后，山西省委曾經私自做主將陳永貴家人的戶口，全都遷往北京。

陳永貴得知后大發雷霆，嚴厲地批評了相關領導。

于是，他家人們的戶口，又被遷回了大寨村。

陳永貴進京之后，最大的感觸就是自己文化程度低，很難勝任大量的文字工作。

為了批示文件，他不得不讓秘書幫忙。但即使如此，他仍感覺全身不自在。

于是，他向毛主席提出，自己想要來一個“三三制”，也就是將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用來在搞農業的實踐工作；再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去其他地方搞調研；剩下的三分之一，則用了處理中央的工作。

主席很理解陳永貴，當即予以批準。從此后，陳永貴便會三天兩頭地出現在大寨的田間地頭，和自己的鄉親們一起勞動。

也就在這一時期，陳永貴和華國鋒，有了很深的交集。

雖然這些交集，給人的感覺并不是那么的和諧，但卻能體現他們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華國鋒也是山西人，和陳永貴是“大同鄉”，語言和生活習慣很相近。

而且，華國鋒曾長期在湖南省工作，也是主管農業。

所以兩人相識之后，便有了不少的共同語言。可一旦談及農業生產，兩人便很容易產生分歧。

全國各地的土地情況、氣候和農作物都不一樣，北方的經驗無法照搬到南方，兩人的分歧，大部分是因此而產生的。

1976年之后，為了迅速提高農業水平，安徽省開始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在取得一定成績后，華國鋒準備將這個政策推向全國。

但是，陳永貴卻并不認同這種方式。為此，兩人又一次產生了激烈的分歧。

不過這一次，華國鋒沒有讓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仍然得以在全國推廣。

1980年，中央的領導工作，開始變得越來越專業化，對人的文化水平要求越來越高。

陳永貴感到力不從心，于是主動提出了辭職。他搬離了自己在交道口的舊宅，去了干部公寓居住。

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他身上的農民本色變得更加濃烈，日子也過得更加簡樸。

他會自己種些菜，每年收成了，除了留下部分自己食用之外，剩下的全部送給食堂。

在平淡中，陳永貴又度過了五年時光。

1985年，他在體檢時得知一個噩耗：自己已經患上了癌癥，而且是晚期。

陳永貴很平靜地接受了這個消息，并且提出不再治療，將藥都留給其他需要的同志。

一年后，他的病情逐漸加重，不得不住院治療。

在彌留之際，陳永貴叫來了自己的秘書，向中央表達了最后的遺愿：不要舉行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儀式，喪事一切從簡，只要將骨灰撒到大寨的土地上，他就心滿意足了。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與世長辭，終年72歲。

黨中央尊重了他的意見，沒有進行隆重的悼念活動，只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

些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也都沒有到場。

不過，華國鋒在聽到消息后，立刻趕到了追悼會現場，為這位農民的副總理送上了哀思。

由此可見，雖然二人曾經因為工作產生過爭執，但彼此的感情卻很深。

老一輩領導人之間的情誼，就是這樣的純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