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比爾·蓋茨把皇座交給了同學史蒂夫·鮑爾默，拉開了微軟“失去的十年”的黑暗序幕。

鮑爾默（Steve Ballmer）是蓋茨在哈佛的同學，兩人同住一層宿舍樓。后來蓋茨退學去創辦微軟，鮑爾默則按部就班畢業找工作，在外面混了幾年后，在1980年被蓋茨請到了冉冉升起的微軟，成為公司的第30名員工。他身高1米96，雄壯魁梧，膀大腰圓，蓋茨站在他旁邊簡直就是一條細狗。

年輕時的蓋茨和鮑爾默，1984年

蓋茨傳位給跟自己年齡相仿的鮑爾默，約等于四爺傳位給十三爺，屬于“兄終弟及”。那會兒的微軟在硅谷可是如日中天—— Google尚未崛起，亞馬遜還在襁褓，蘋果剛迎回喬布斯，Linux生態被壓制，WinTel聯盟打遍天下無敵手——翻開古今中外的商業史，這種班反而是最難接的。

不出意料，鮑爾默在接班后就帶著微軟，陷在了無法自拔的“舊戰場”中。

跟個人富豪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守住家業”、千萬別創業不同，商業世界不進則退，大企業的接班人通常都被寄予“開拓新戰場”的使命。但微軟的成功包袱過于沉重，鮑爾默給自己選的核心戰場，是守住微軟傳統的Windows和Office業務，因為它們是微軟的“國本”，是最重要的搖錢樹。

對于開拓“新戰場”，鮑爾默心不在焉，進入戰場的時間幾乎都嚴重晚于對手：微軟2001年進入游戲主機領域，距離索尼推出PlayStation已經過去了7年時間；在2007年推出了Zune播放器，距離喬布斯發布iPod已經過去了6年；在2009年殺進了搜索戰場，這會兒Google都吃過10周歲生日蛋糕了。

有些“新戰場”，是微軟倉皇應對競爭而卷入的：智能手機誕生后，iOS和Android等開始威脅微軟在操作系統領域的霸主地位，2010年微軟推出Windows Phone操作系統來反擊；喬布斯發布iPad后，傳統筆記本市場受到沖擊，微軟隨后推出Surface來應對——WP操作系統徹底失敗，Surface也難言成功。

從2005年開始，微軟首席架構師Ray Ozzie在內部一直推動微軟重點轉向云計算業務，但鮑爾默一直“緩慢且謹慎”，直到2010年微軟的Azure云計算才算正式落地，比亞馬遜AWS幾乎晚了8年，Ray Ozzie最后也負氣離職[1]。盡管鮑爾默對云計算的態度在之后變得積極，但在他眼里，云計算跟Xbox、Zune、Bing等業務一樣，都不是“主戰場”。

那什么是企業的“主戰場”？很簡單，一把手投入80%以上精力的才算。

鮑爾默的所有精力，幾乎都花在了Windows和Office這兩個老業務上，試圖保住這兩只下金蛋的鵝。鮑爾默在擔任CEO期間，微軟的年化利潤增速是16.1%，甚至比韋爾奇（11.2%）執掌GE時還高，但這些利潤基本來自Windows和Office，市場并不認同，微軟市值在鮑爾默執政的14年期間下跌了40%。

戰術勤奮和利潤增長，掩蓋了戰略的巨大失誤。鮑爾默雖然保住了Win和Office在桌面PC上的地位，但忽略了錯失了其他終端的崛起，導致微軟產品在終端設備（包括PC、手機和平板）中的滲透率從最高的90%降低到了20%。硅谷當時的共識是：“現在的微軟有點像1990年左右的IBM。”

意識到危險的蓋茨重新返場，強硬地逼著老同學鮑爾默退休，并親自挑選了印度裔高管、負責微軟云計算業務的薩提亞·納德拉接班CEO。納德拉此前從未參與過微軟核心的Windows和Office業務，因此這一人事安排等于公開宣告：微軟要向“舊戰場”告別了，而下一個主戰場是云計算。

蓋茨力挺納德拉“登基”，2014年

事后證明，云計算市場水大魚大，規模接近上萬億美金，過去10年增長了5倍，相比之下全球使用Win終端的數量下降了3%。而納德拉也被證明是一個優秀的指揮官，在他執政的10年里，微軟市值從3000多億美金最高漲到了3萬億美金，而且成功押注OpenAI，拿到了下一個時代的門票。

因此，對一家企業來說，“戰場定位能力”是所有戰略能力里面最重要的一個，能否找到值得投入大兵團作戰的主戰場，決定企業能否穿越周期。反過來，一旦企業困在“舊戰場”上無法脫身，寶貴的戰略資源就如同索姆河戰場上沖鋒的年輕士兵，在無盡的塹壕戰中被一茬茬地消耗殆盡。

卷入“舊戰場”，還是奔赴“新戰場”？這個問題縈繞在中國大多數商業巨頭掌舵者的腦子里。他們在過去的30個月時間里，陸續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01

客觀來講，中國的大型科技企業——尤其是互聯網企業，是目前全世界最“好戰”的商業群體。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了，互聯網大小巨頭們點過搜索的烽火，也燃過團購的狼煙；它們把網約車打成了代理之戰，又把共享單車打成了焦土之戰；它們在移動支付上搞閃電突襲，在本地生活上玩十面埋伏，在短視頻和直播上策劃大兵團決戰；它們在電子商務的壕溝前持久拉鋸，也在社交軟件的城墻下留下無數的嘆息和遺憾。

在每個科技巨頭掌門人的夢里，自己都像101那樣披著軍大衣，沉吟道：“劉亞樓你記一下，我做如下部署調整……。”但伴隨著格局穩定、創新趨緩、滲透率見頂等因素，仗其實是越打效率越低的，但對有著嚴重路徑依賴的中年老板們來說，不打不舒服，不打不安心，不打就不分泌多巴胺。

比如在2022年后，電商的新老巨頭們圍繞著“低價”這個策略又展開了一次新的“五軍之戰”，但在砸了幾百個億之后，各家的市場份額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反而引起社會層面的巨大反彈。到了2024年下半年，各家偃旗息鼓，“僅退款”等也在上個月退場，這場無效的戰爭只維持了不到兩年時間。

賬戶余額是人生最好的老師。中年疲憊的大小互聯網公司們開始陸續收縮陣線，思考自己的“主戰場”到底應該是哪一個？

轉變最堅決的是阿里。跟當年的微軟一樣，阿里也用人事調整宣告了“主戰場”的變化——從押注消費升級變成了“用戶為先，AI驅動”，加上擁有阿里云、Qwen開源家族、夸克等一系列新老兵器，以及平臺監管告一段落，整個公司精氣神兒在過去12個月里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馬云現身阿里云谷，2025年

字節是過去十年中國增速最快的科技巨頭，但這幾年也一直在聚焦，陸續脫離了教育、游戲、VR硬件等“舊戰場”，把精力逐步收縮到抖音電商和TikTok等核心賽道上，而AI革命爆發后，字節迅速將其納為新的“主戰場”，投入巨量資源，圈內更是流傳著張一鳴熬夜看論文等一系列典故。

騰訊盡管說的少，但對AGI的重視也是前所未有，馬化騰在ChatGPT問世后的第一時間就將其比做“幾百年不遇、類似發明電的工業革命一樣的機遇”，其核心的社交、游戲也會是第一波被AI重塑的行業。因此騰訊盡管對外宣傳少，但囤卡囤人毫不手軟，一出手便是雷霆之勢，這從“元寶”上就可見一斑。

盡管AGI成了巨頭們戰略選擇的最大公約數，但它并非唯一的主戰場。

首先是外部環境最特殊的華為。華為盡管在大模型領也有深厚積累（盤古），但它的“主戰場”其實是下面這三個：芯片（芯片&制造&設備）、操作系統（鴻蒙）和GPU（昇騰），這三個戰場都屬于“信息基建”，它們能決定華為通信設備、終端、云計算等核心業務的生死，必須是最高優先級。

人頭攢動的新凱來展臺，2025年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新能源汽車從一開始就必然不是華為的“主戰場”——造車成功，華為營收增加的幅度也有限，但敵人數量會多10倍，包括一部分稅收就業受影響的地方政府；但如果芯片生態、操作系統生態和GPU生態都能突破，華為不光能解決自己的生死攸關問題，盟友和客戶更是會多100倍。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明白余承東其實是被捆住了一條胳膊參戰，還能打成這樣已屬不易。

拼多多也是一樣，它的主戰場是海外全球化，尤其是執有Temu這根鋒利的長矛，刺穿了大部分國家的語言和文化隔閡，這幾年也正是Temu奠定全球地位的關鍵節點，應對關稅貿易戰的沖擊需要集中100%的注意力，對大模型和AGI革命，黃錚大概率會奉行段永平教他的“敢為天下后”的策略。

同樣，海外全球化也是比亞迪、寧德、大疆這些公司的首要任務。這些企業身后的追趕者普遍都離著它們有兩三個身位，但在它們的身前，卻是一堵越來越高的逆全球化之墻，能否繞開這堵墻，是它們能否成為豐田三星這種真正的國際巨頭的關鍵。

所以，從ChatGPT問世，到“小院高墻”變本加厲，再到川普上臺，過去的30個月里全球科技行業既迎來了“大革命”的爆發，又感受到了貿易逆流的沖擊，身在其中的中國科技巨頭們，紛紛揮別了一個又一個的舊戰場，把戰略聚焦到人工智能、信息基建、海外全球化這三個“主戰場”上。

歷史上，無論是革命隊伍還是商業隊伍，“目標”和“信仰”都是發揮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最大倍增器。因此如果一家公司找到了一片新的、可馳騁的千里沃野，上空還懸浮著一個崇高迷人的愿景，那是一種幸運。而如果公司舊的核心業務還能守住，能穩定地給新業務提供糧草，那就簡直是一種奢侈了。

而相比之下，還有很多公司，它們或是主動，或是被動地被困在了一個個的“舊戰場”上。

02

當看到京東發起新的一輪“外賣大戰”的新聞時，很多人會感覺到一陣恍惚。

我讀研究生時，在交大電院5號樓熬夜做實驗，錯過飯點兒，只能叫外賣，打開一個叫ele.me的網站，點一份雞蛋灌餅，餓了么一個聯合創始人騎著個破自行車，搖搖晃晃地給我送到樓下，一問才知道是配送員都排滿了，商家自己也沒空，只好自己送——這一幕發生在2010年，距今已經15年了。

在這些年里，“外賣戰爭”早已塵埃落定，市場被美團和餓了么七三切分。盡管商家、騎手和消費者都頻繁有抱怨的聲音，但外賣業務本身并不是暴利業務，美團和阿里都把它變成了一種高頻的流量入口，通過其他業務如支付、酒旅、機票等來賺錢——當然，這本身可能也是一種構建護城河的策略。

因此，在其他巨頭都駛向新大陸時，京東卻沖進了舊戰場，這背后肯定是某種難言之隱。

事實上，京東和美團打的不是“外賣大戰”，打的其實是“即時零售”。在這個戰場上，美團的非餐飲品類訂單數量快速膨脹，目前已經突破了1800萬單/天，大到可以威脅京東腹地的量級，所以后者不得不重現下場啟動塵封已久的外賣戰爭，圍魏救趙。

厲兵秣馬的新一輪“外賣大戰”，2025年

因此，昔日在“東興局”上端坐馬化騰兩側的劉強東和王興，他們的位置并非表面上的那樣：在道德和輿論的高點上，京東是在進攻，但在商業和戰略的隘口前，京東卻是在防御。美團從戰術上看是被動的，但從戰略上看又是主動的。

但這場“即時零售”的大戰，又是一次中國電商和零售行業無休無止漫長戰爭的延續。

過去二十多年，電商參賽選手們從電腦網頁，打到手機終端；從“千人千面”，打到“流量推薦”；從中產消費升級，打到下沉低價優先；從快遞的配送站，打到網紅的直播間；從前置后置的倉庫角落，打到社區商販的攤位門前；從剁手黨們的百貨數碼大家電，打到搬磚牛馬的咖啡奶茶拼好飯。

淮海戰役打完后，毛主席斷言道：長江以北，再??戰。但類似的“再無大戰”的歷史節點，中國電商從業者們等了二十年也沒有等到。在京東美團的即時零售大戰爆發后，另一個相關方阿里也不出意外地被卷了進來，不僅餓了么啟動“百億補貼”來應對，淘寶閃購也提前上線，魏蜀對壘又變成三國混戰。

在選手們摩拳擦掌的同時，需要警惕的是：這片“舊戰場”，會不會分散企業對真正戰略方向的關注度和投入度？

在電商戰場外，AI Agent（代理/助手/智能體）正在以指數級的速度進化，“Agent會重塑人類消費形態”已經成了業內少數人的共識。OpenAI的Operator，亞馬遜的“Buy For Me”、Perplexity的“Buy With Pro”等工具都是對這一趨勢的嘗試，盡管這些工具目前還遠不夠完美——當然，等完美的時候就晚了。

如果未來，每一個消費者都擁有購物Agent、訂餐Agent、出行Agent、玩樂Agent、搶票Agent、薅羊毛Agent、給女朋友挑禮物Agent……的時候，無數個人AI助手跟商家甚至工廠的AI客服直接對接，選品、比價、定制、下單、售后都由AI來完成，大幅解放人的精力，平臺的廣告位賣給誰呢？

當然，上面這一幕目前并沒有發生，但歷史告訴我們：萬一發生了，能抓住“大革命”里新機會的，大概率不是那些被困在“舊戰場”上的人。

誠然，搶在零售被AI重塑前，拿下“最后一公里”配送網絡的話語權，將其變成任何潛在“顛覆”都無法繞開的人肉護城河，這是個誘人的目標。但這次即時零售大戰中，進攻方用的最頻繁的武器仍然是“補貼”，并沒有類似拼多多和抖快電商崛起時的全新模式，這種打法很難改變存量格局。

美團最難應付的，是某種它沒見過的新玩法，比如抖音用短視頻來做到店。除此之外，美團對任何老攻擊手段都能嫻熟應對。在過去十年里，它的對手們嘗試過幾乎所有的方法，都未能打敗它。這家公司隱藏在紙面之外的天賦是：它善于持續消耗對手的資源和精力，直到將其拖到不堪重負。

所以，仔細觀察不難發現，美團除了在輿論應對上比較麻煩，內部“調兵遣將”的力度其實反而不如當年防御抖音的進攻；而阿里的跟進，更多的是展現一種姿態，“即時零售”對淘天的基本盤沖擊較小，而蔣凡和吳泳銘的分工，也確保了這種級別的戰事不會對阿里的既定戰略造成太多干擾。

這場外賣大戰跟唯一出現的“新模式”，就是給騎手交社保的打法。

這種打法讓很多人聯想到1914年亨利·福特把工人月薪翻倍的“偉大慷慨”。但這份慷慨的背后，是福特率先擁抱“大革命”，用電力改造工廠流水線，生產率大幅提升，漲完薪后福特的凈利潤率仍數倍于同行。在目前的外賣行業里并沒有類似的效率提升，社保只能依靠公司的良心和讓利。

大量使用電力技術的福特Highland Park超級工廠

筆者也經營著一家公司，自成立以來就一直給員工全額繳社保公積金，員工到手1萬塊，公司實際支付的人事成本是1.8萬。這些年來取經的同行不少，但抄社保作業的并不多，讀者和客戶也不會因為我們“社保含量高”而多看幾眼。要想堅持，核心是要坦然接受一個遠低于同行的利潤水平。

這一點上我相信劉強東能做到，他的慷慨足以寫進中國商業史。但要想搶奪更多的外賣份額，光靠騎手并不夠，核心還是要吸引消費者，而絕大多數消費者是“補貼一停，感激清零”，這意味著京東要把在3C物流上辛苦賺來的錢，源源不斷補到外賣里——這會是一場痛苦的塹壕戰和消耗戰。

而談到塹壕戰，這讓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為了搶在美國人登陸歐洲前拿下巴黎，于是在1918年發動了一次規模龐大的“皇帝會戰”，投入191個師共計140萬人，威廉二世親臨戰場，但在付出了80萬人的傷亡后，戰線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短暫取得的戰果也被協約國的反擊盡數奪回。

后來的二戰表明，德國拿下巴黎的正確方式，是用坦克和斯圖卡來重組軍隊，用降維打法碾壓法國，而不是皇帝親自上前線。

03

企業的“主戰場”，本質上是一把手的“主戰場”——一把手的認知和格局，決定了企業的天花板。

董明珠女士在持續提供新的案例。在過去，她戰蘇寧，打國美，罵美的，撕奧克斯，組建經銷商聯盟，每一次選的“主戰場”都展現出高水平。但在這幾年，當她推出“董明珠健康家”，以及把海歸和間諜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曾經的追隨者也不免發出疑問：你的戰場在哪里？你的敵人又是誰？

但格力的家電同行們，大多數早就邁向了下一個“主戰場”——國際化。2024年美的海外銷售占比40%，海爾海外占比是50%，海信的是46.5%，TCL智家的是73.5%，但格力的海外銷售占比只有14.9%，仍以內銷為主，導致營收逐漸掉隊。而這種級別的戰場，才是老板真正應該花精力的地方。

而董明珠一直口誅筆伐的假想敵——雷軍，也早已不再將她視為對手。雷軍在手機之外，也的確曾將家電行業作為下一個“主戰場”，但在電動車爆發后，雷軍調研良久，最終還是把造車定位成核心戰場，投入所有的資源來all in。如果他今天還陷在跟大姐撕扯的舊戰場上，小米前途恐怕堪憂。

很多曾經營收和規模半斤八兩的中國企業，這幾年逐漸拉開差距，核心原因就在一把手身上。

比如安踏和李寧的分野，核心就是丁世忠和李寧兩個人的差距，前者把“跨國并購”和“多品牌經營”當做主戰場，成功地讓FILA、始祖鳥和迪桑特變成中產三寶；而后者天胡開局，但一度隱退，以至于回一趟公司連前臺都不認識自己[2]，回歸后給公司定位的，也只“國潮”這種取巧但級別小的戰場。

但李寧再不濟也仍然是巨頭，相比之下黃光裕在2020年出獄，推出“真快樂App”，耗資數十億打了一場“娛樂+社交+電商”的仗——這種仗放在十年前還有一點價值，十年后就是一場鬧劇。失敗后國美又做直播、搞家裝、賣電動車，從一個舊戰場邁向另一個舊戰場，把殘存的資源浪費殆盡。

國美高管宣傳“真快樂App”，2021年

黃光裕的老對手張近東則是另一個軌跡。在網購向大家電滲透時，張近東果斷帶領蘇寧沖進電商這個主戰場。雖然歷史上此類轉型大都以失敗告終，但張近東還是把蘇寧易購打出了統站價值，在2015年拿到了阿里238億真金白銀的注資，然后認購了阿里1.05%的股權，分三次賣掉后又賺140個億。

在遭遇商業模式降維打擊的公司里，張近東的這份答卷本來是可圈可點的，但隨后蘇寧便膨脹起來，盲目沖進了一個個“舊戰場”中，42.5億收購天天快遞、48億收購家樂福中國、50億投資國際米蘭……快遞、商超、體育這些早已白熱化的戰場，蘇寧沒有任何勝算，應該是碰都不能碰的。

在各行各業都高強度競爭的年代，企業對“主戰場”的選擇一是要謹慎，二是要收斂，重點投入精力的戰場有且只能有一個。

俞敏洪在遭遇教培危機之后，要給新東方找出路，在辦公室喝光30瓶白酒，才跟同事選定了“農產品直播”這個新戰場。可惜的是，直播的商業模式本身就存在先天的缺陷，董宇輝的迅速爆紅又放大了這種缺陷，最終付出了慘重代價。幸好教培之后回暖，否則新東方現在也是深陷泥潭。

一把手選定新戰場后，必須跟舊業務斷舍離，把80%的精力投進新業務里，才有一絲絲贏的可能性——朱江明創辦零跑，要舍掉大華的工作；李斌創辦蔚來，需要脫手易車的管理；李想和何小鵬入局電動車，都是在公司賣掉后才下場的；即使雷軍這種勞模，在造車的同時想要兼顧手機業務，也得指望盧偉冰曾學忠等猛將幫他守住球門。

而即使戰場選對了、精力all-in了、結果打贏了，到手的勝利可能也會“沒有價值”。

比如在2005年前后，索尼和東芝圍繞著下一代高清格式展開大戰，最終索尼的藍光戰勝了東芝的HD-DVD，后者認輸。但流媒體的迅速崛起，把藍光的戰果幾乎全部抹掉，2005年美國實體光盤還賣了160億美元，到2024年下降到10億美元，縮水超過90%，索尼在今年2月徹底停產藍光光盤。

在產業出現新浪潮和大革命的時候，這種“毫無價值的勝利”會頻繁出現。2000年美國書店Barnes & Noble積極迭代，在店里售賣咖啡、玩具和DVD，但仍然被碾碎；2009年黑莓推出旗艦機Bold 9700，擋住了N97的攻擊，捍衛了它在全尺寸鍵盤手機里的霸主地位，最后還是被智能機一波帶走。

殘酷的現實：同時在多個戰場開戰，大概率會輸；被纏在舊戰場，打贏了也是輸；選錯了新戰場，打贏了還是輸；選對了新戰場，沒打贏是輸，打贏了也沒法躺平，因為歇息不了太久，可能又要面臨下一個“主戰場”的選擇。

在這種高強度的循環賽里，企業一把手們如果不持續學習，就會陷入舊戰場而不自知，對著空氣或者堅墻發起一輪輪沖擊。

04

商業企業平時可以是農耕民族，守住根據地即可；但關鍵時刻必須變身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斷適應變換的新戰場。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極少有真正的“護城河”。2021年貝索斯認為亞馬遜電商業務固若金湯，把CEO的位子交給了創辦云計算、基本沒碰過電商業務的Andy Jassy。但隨后，Temu和SHEIN的出現讓亞馬遜措手不及，最后反而是貝索斯看不順眼的特朗普，用關稅幫亞馬遜“擺平”了競爭對手。

同樣，Google的搜索“望遠鏡里看不到對手”，創始人團隊把CEO交給了從來沒管過搜索業務的桑達爾·皮查伊，后者依靠Chrome和Andriod的成績上位。但當ChatGPT問世后，傳統搜索馬上面臨問題：未來是否會被AGI繞開？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不得不重回谷歌督陣。

美國企業的競爭烈度向來比中國企業低，中國商業公司只會更難。中國企業在生命周期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疲于保衛自己的“根據地”，即便是打了很多年的仗，對手換了一批又一批，地平線上還是會出現新的入侵者。所以，貝索斯還可以帶著54歲的新女友去坐坐游艇，劉強東卻還要親自去送外賣。

大企業尚且如此，中小企業更是這樣。

在這個變化激烈，又內卷無限的環境中，做傳統生意的，你要對抗宏觀周期的下滑；做外貿生意的，你要應付地緣環境的擠壓；做電商網購的，你要適應平臺的新模式新玩法；做線下加盟的，你要提防消費者的新趨勢新偏好；甚至寫文章碼字的，都要面臨視頻化直播化的轉型和挑戰。

在應對一個個“新戰場”時，企業必須是創始人或者一把手親自下場，親自帶隊沖鋒，以身入局或者置身事內，否則基本上不會有贏得可能性。但同時，一把手下場，雖然能極大地調動團隊的執行力，但他們對成功的“路徑依賴”，以及對新戰場的“認知水平”，又往往是成功的阻礙。

張一鳴曾經這樣闡述過商業競爭[3]：“其實對事情的認知才是最關鍵的。你對事情的理解，就是你在這件事情上的競爭力，因為理論上 其他的生產要素都可以構建，拿多少錢，拿誰的錢，要招什么樣的人，這個人在哪里，他有什么樣的特質……你對這個事情認知越深刻，你就越有競爭力。”

所以那些能成功穿越周期的企業家，大都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學習，不恥下問地跟別人請教和交流，同時他們還要保持一種“外部視角”，能從第三方的角度來審視自己企業的得失，愿意改變現狀，不害怕走出舒適圈。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寫：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星夜趕考場。在“大革命”和“舊戰場”的當下，有的企業走向新戰場，去打一場勝負未知的仗；有的人苦守舊戰場，期望在顛覆來臨之前守住根據地。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選擇，也會為自己的選擇買單。但我們應該牢記那句管理箴言：

一家企業的現狀，是所有過去所有戰略選擇的總和。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參考資料

[1] Ray Ozzie to leave Microsoft, with cloud position unclear

[2] 十字路口的李寧，環球企業家

[3] 胡海泉采訪張一鳴，創業中國

作者：戴老板

編輯：魯舒天

責任編輯：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