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談起創業，都有“愛拼才會贏”的共識。有人裸辭轉行、南下北上；有人頂著房貸、借親友錢也要開個店；即便失敗，也不愿錯過那一次可能“翻身”的機會。但在日本這樣的拼勁確實已很難見到。

不是日本人不聰明、不勤奮。相反，日本的技術積累和匠人精神，一度讓全世界欽佩。但也正因如此，當我們今天回望這個曾經創造“經濟奇跡”的國家時，難免要問一句：為什么日本出了那么多世界級的大企業，卻遲遲誕生不了新的獨角獸？

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因為日本社會實在“太安逸”了。

從教育到就業、從醫療到養老，日本的社會保障系統幾近完善。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普通人只要遵守規矩、踏實工作，基本就能擁有體面的生活。進一家大公司，一干就是幾十年；職位穩步晉升，年金按月到賬，人生軌跡既清晰又安全。

聽上去沒毛病。但恰恰是這種“可預期的安穩”，讓絕大多數人從小便習慣了既定的路徑，少有人愿意走進那片充滿不確定性的創業荒原。在日本，“創業”從來不是被鼓勵的理想人生，而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數據顯示，《全球創業監測》2023/2024年度報告中，日本在創業便利度方面得分為4.4，雖然不算出色，但也不算太差。然而，在“社會文化是否支持創業”一項上，日本的得分僅為3.2，遠遠低于以色列的7.7、美國的6.7，甚至也低于中國的6.2。這組數字背后的信息很明確：不是日本不能創業，而是日本“不想”創業。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下一代的豐田、索尼、任天堂在哪里？再過二十年，還有多少年輕人能加入創造全球話題的公司？如果新一代企業無法不斷涌現，再雄厚的經濟基礎，終究也會被時間耗盡。

也許你聽過“獨角獸企業”這個詞——估值超過10億美元、成立時間不超過10年、尚未上市的初創公司。這些企業通常被視為未來社會的支柱，是一個國家創新活力的標尺。

以色列，就是這方面的“學霸”。這個國土面積不及中國一個省、資源匱乏、長年被戰火包圍的小國，竟然是全球人均獨角獸企業最多的國家。你可能會以為，那是因為它的創業環境特別友好。但事實正好相反：以色列在創業便利度上的得分僅為4.1，比日本還低。融資難、行政復雜、創業成本高……它的問題一個不少。

但它贏在文化，在猶太教的傳統中，《塔木德》不僅是宗教經典，更像一本“生活經營手冊”。交易邏輯、時間管理、契約精神、公共倫理——從小耳濡目染，猶太人習慣把“解決問題”視為日常訓練，而不是某種天賦或英雄主義。創業、做生意、創造價值，在他們眼中，是人人可為的日常實踐，而非少數人的特權。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從幼兒園階段就推行“問題解決型教育”。孩子從小不背標準答案，而是被鼓勵提出問題、分析局勢、嘗試失敗。這種教育不是教你成為一名員工，而是培養你成為自己人生的“經營者”。

聽起來很遙遠？其實不然。戰后初期的日本也曾有過類似的全民“經營意識”。彼時的日本百廢待興其實比東大還窮，沒有土地、沒有工廠、沒有外匯儲備，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人。

從工廠車間到街頭商販，從公務員到創業者，人人都在思考怎么把手上的資源“經營”出價值。那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價值創造民主化”的年代，也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索尼、松下、豐田等一大批世界級企業拔地而起。

但隨著社會的富裕，文化開始保守。高考、進大公司、終身雇傭的“安全人生模板”成為主流。而創業，則被貼上了“高風險”“怪人”“失敗者”的標簽。在日本，文化的冷漠，遠比制度的門檻更讓人卻步。

于是我們看到，當中國年輕人還在“卷”、還在靠副業、自媒體、靈活就業構建自己的多線程人生時，很多日本同齡人已經拿著標準模板的簡歷，投向一份穩定體面的終身職位。

穩定本是幸福生活的基礎。但我們也許需要反過來想想：當穩定成為社會唯一被推崇的價值時，它是否也可能成為一種溫水煮青蛙、不進則退的陷阱？

“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日本社會確實提供了極強的“底部安全感”，但也正因為如此它失去了“向上彈性”。正如一位經濟學者所言：太強的保障，會悄悄消解一個社會的創新本能，這不僅是日本的問題，也值得我們思考。

今天我們看日本，不只是看一個國家的停滯，而是在照見一種可能的“未來自己”。一個曾靠全民經營意識躍升的社會，如何在安逸中逐漸失速；一個教育制度世界領先的國家，卻在創新指標上年年下滑。

這不是批評，而是一種提醒，別忘了推動一個國家走得更遠的，從來都不是保守和規矩，而是那一群愿意挑戰、愿意嘗試、愿意失敗的人。

如果我們還希望下一代，在選擇人生時不只看到就職表、編制考試、穩定崗位，而是能看到“創造”本身的價值與自由，那我們現在就該為他們守住一個還能“冒險”的時代。

本文節選自巖尾俊兵所著《経営教育 人生を変える経営學の道具立て》（角川新書），并經編輯整理。原文探討了“創業環境”與“獨角獸企業”的關系，以及以色列與日本在文化背景下的顯著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