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9日，成都27歲女子王某雅在家門口遭遇同小區居民梁某某持刀殺害，這起悲劇不僅讓一個年輕生命戛然而止，而在近日的庭審中，其家屬更是說出驚人言論的，直接引爆了社會輿論的怒火。

一條生命在家門口慘遭同小區兇手持刀殺害，而兇手父親在法庭上竟對受害者母親抱怨：“就因為這個事，我們全家有家不能回，只能住賓館！”

這句冷漠至極的言論，不僅刺痛了受害者家屬的心，更激起了公眾對兇手家屬態度、法律公正與社會責任的激烈討論。

悲劇的開端

這起案件發生于2024年，受害人王某雅是一名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曾赴日本留學的海歸碩士，但正是這位本應在人生黃金期綻放光芒的年輕女子，卻因鄰居梁某某的暴力行為殞命。

2024年6月9日，王某雅在家中線上辦公時，突然就遭遇同小區居民梁某某的暴力襲擊，監控顯示，梁某某當日下午無故敲門、吐痰挑釁，王某雅通過貓眼發現異常后，通知母親聯系物業。

但誰能想到的是，在65歲的保安到場勸離梁某某時，王某雅開門質問，隨即被對方持刀捅刺十余刀，致其當場死亡。

而在這之后，兇手甚至是其父母都表現出了異常冷漠的態度，幾人在梁某某行兇后竟與之一同駕車就醫的，仿若行兇之人不是自己的孩子一樣，這樣冷漠的態度也引發了輿論嘩然。

更值得關注的是，梁某某并非首次滋事，檢方起訴書披露，她曾因“精神異常”多次無故敲門、辱罵鄰居，2023年8月更因滋擾他人被警方警告。

然而其父母未采取任何約束措施，放任危險行為持續，雖然在此次的悲劇中，物業保安老齡化、門禁管理疏漏等問題亦暴露社區安全短板，但這其中監管者的問題顯然是更大的。

對家屬的二次傷害

而不僅是兇手家人的失職之錯，在此次的事件發酵后，兇手父親的一句“就這事害我們有家不能回，還得花錢住賓館”引發眾怒，這看似輕描淡寫的抱怨，實則暴露了施害者家庭對生命的漠視與責任推卸。

在2025年5月27日的庭審現場，兇手父親面對悲痛欲絕的母親，毫無同理心地展示著自己的酒店訂單，仿佛在計算“人命與麻煩”的得失。

這種將受害者生命輕描淡寫為“干擾自家生活”的態度，讓無數人直呼“冷血”，網友憤怒質問：“殺人者家屬連基本的人性愧疚都缺失，法律豈能縱容？”

兇手父親在事后非但未表歉意，反而將矛頭指向受害者家屬，抱怨因案件影響“有家不能回”，甚至暗示“花錢住賓館”是對方的責任。

這種將自身困境歸咎于受害者的態度，暴露了其對生命的漠視、對責任的逃避，更在受害者家屬本已破碎的心上，再度劃下深痕。

王某雅母親痛失獨女，兇手家屬卻將“住賓館”的經濟損失置于他人喪女之痛之上，這種“加害者反扮受害者”的姿態，加劇了公眾的道德憤慨。

對王某雅的母親而言，失去獨生女兒的打擊已如滅頂之災，而兇手父親的抱怨，無異于將“受害者有錯論”的陰影投射在她身上，仿佛女兒的遇害是因家屬“揪著不放”所致。

這種扭曲的邏輯，不僅否定了受害者無辜受害的事實，更將家屬推入“為何追究兇手責任反而成錯”的道德困境。

心理學研究表明，創傷后的二次傷害（如指責、冷漠）會加劇受害者家屬的心理應激反應，使其陷入更深的絕望與憤怒，而兇手父親的言行，正成為壓垮家屬精神世界的又一重負。

監護人的“失守”之罪

因此此言一出，社交媒體瞬間沸騰，公眾的憤怒不僅聚焦于兇手家屬的冷漠，更延伸至對“精神病免責”的懷疑，據透露，兇手被家屬主張患有精神疾病，試圖以此逃避刑責。

然而網友紛紛指出：若兇手真有病，家屬長期監護失職難辭其咎；若僅為借口，則更是對法律的公然挑釁，更有人痛斥：“連家中惡犬傷人都要擔責，兇手家屬豈能以‘精神病’為擋箭牌，逃避道德與法律的雙重審判？”

法律層面，梁某某確實是被鑒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但檢方仍以故意殺人罪起訴，而社會爭議的核心正是在于：監護人的責任能否因“精神病”標簽而豁免？

在這起案件中，兇手家屬總會以兇手的精神問題為借口的妄圖進行逃避，但是根據《民法典》第1188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監護人需承擔侵權責任。

檢方起訴書顯示，梁某某早有精神異常表現（無故敲門滋擾、攜帶刀具、辱罵住戶），其父母卻未采取有效約束或治療措施，即便梁某某被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其監護人的民事賠償責任無法免除。

更令人質疑的是，梁某某父母是否在案發前知情其危險行為，是否放任其危害公共安全？同時若監護人長期失責，又豈能以“受害者”姿態逃避追責？

因此案件引發公眾對精神病人管理體系的審視，案件中梁某某多次滋擾鄰居、攜帶刀具，警方曾對其警告，但后續監管是否到位？監護人是否履行看護義務？若其父母早帶其就醫或限制外出，悲劇能否避免？

另一方面，兇手父親的抱怨折射出社會對精神病人家屬的共情缺失，當“精神病”成為免責盾牌，監護人的責任邊界何在？社會如何在保障患者權益與公共安全間尋求平衡？這些問題亟待制度完善與全民思考。

結語

面對兇手家屬的冷漠與可能的“免責操作”，受害者母親以顫抖的聲音喊出：“我只要真相！”她的堅持不僅是對女兒生命的告慰，更是對法律公正的叩問。

社會大眾亦同聲呼吁，司法不應被家屬的“表演”干擾，必須徹查兇手精神狀態、作案動機與家屬責任，唯有嚴正審判，方能告慰逝者，安撫民心，維護法治尊嚴。

悲劇已無法逆轉，但正義不容拖延，唯有通過法律追責、制度完善與全民共識的凝聚，才能避免下一個“王某雅”的消失，讓安全與良知真正回歸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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