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屈中恒

以下為采訪摘要

父親的回家路

眷村，不是某一個村子，而是臺灣地區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獨有的建筑居住形態，意為“安置軍隊家眷所建蓋的村子”。

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中潰敗，退守至臺灣，百萬國民黨官兵、軍眷、流亡學生、商人和公務人員，漂洋過海來到臺灣。起初他們覺得遷徙只是暫時的，等戰爭結束，過個一年半載總會回去的。可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命運和他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從臨時用茅草、竹子混合磚塊和水泥搭建的竹籬笆，到政府陸續興建的上千座眷村，回家的希望化作泡影，離家、想家，最終眷村成了家。

屈中恒的父親，正是那百萬遷徙人潮中的一員。父親老家在山東泰安，戰亂年代，背井離鄉，在各地打工、做學徒，直到1949年隨軍赴臺。

△屈中恒和父親

屈中恒：父親在茶館里面端過茶，跟人家學過做皮鞋。原本以為只是謀生過日子，卻因動蕩、戰亂回不去家鄉。后來，他在南京遇到了一位小學同學，也是同鄉好友。這位朋友當時已經參軍，他勸我父親說，“不如你也跟著部隊走。”就這樣，父親還不是兵，就跟著部隊走了。

1949年，局勢失控、情勢匆忙，父親跟著國民黨軍要南下臺灣。當時，家里人都不知道他要走了。父親的朋友勸他說，“沒關系，到了臺灣先安定下來，以后再找時間給家里寫信說明情況”。父親回憶說，他們當年是從上海登船，可是一上船，他心中就一陣遲疑。他反問自己，真的要走嗎？這一走什么時候才能回家？那一刻，他下了船，站在人群中張望，一個熟人都沒看到，四周混亂不堪，他又上了船。不久之后，船開了，這一走就是四十多年。

父親就是這樣來到了臺灣，一個人，沒有朋友也沒有親人。

百萬新“移民”，在陌生的地方落地扎根，在臺灣被稱為“外省人”，早期他們只是把臺灣當作暫時的歇腳地，不太主動與臺灣本省人互動，但屈中恒的父親卻找到了一位臺灣本省媳婦。

田川：您的父親和母親是在臺灣相識、結婚的嗎？

屈中恒：我母親是臺灣籍，我父親是到了臺灣之后才正式當兵。那時候他在部隊，放假就會從部隊走到我母親住地附近，跟她見見面、聊聊天，再返回去。

因為我母親是臺灣人，父親是山東人。那時候臺灣籍的家長一般情況下不太贊同自己的兒女跟外省人談戀愛，他們覺得外省人可能隨時會返回家鄉，或者會覺得他們在臺灣一無所有，沒背景、沒家底。

田川：父親在打動母親的同時，如何打動了您的外公外婆？

屈中恒：我外公外婆也是很開明的人，我母親又是家里的老幺。最小的女兒在家里也比較受寵，她自己做決定，可能家里也攔不住。因為我父親當時還在部隊當兵，婚后母親就跟著他一起住在臺北郊區。

當時，眷村還沒有蓋好，剛開始申請，但是那時候我哥哥姐姐已經出生了。因為父親已婚，他可以分配到一套眷村的房子。搬進眷村不久，我就出生了，我是從小在眷村長大的。

當時眷村所在的地方叫臺北縣，現在是新北市的泰山地區。我父親是山東泰安人，對他來說“泰山”和“泰安”的地名仿佛是一種冥冥之中的巧合。

田川：您的成長記憶中，父親是講山東話嗎？會經常提起自己的故鄉和家人嗎？

屈中恒：當然會！我記得，在我小時候，父親最常做的事就是想辦法托人和大陸的家人通信。那時候這些行為是不合規定的，但是上級也會睜一眼閉一眼，畢竟思鄉之情難以抑制。

最終，他們托人從香港輾轉，跟家里通上了信。家里回寄了一張全家福照片，里面有我的爺爺、奶奶、姑姑、叔叔。我小時候，父親經常拿著那張照片教我認親人。

照片常看，人卻四十多年沒見面。1988年兩岸開放探親，許多人第一時間回到故鄉。有人1988年回去，有人1989年回去，我父親是1990年才踏上回鄉之路。

田川：為什么？當時是被什么事情耽誤了嗎？

屈中恒：我不知道這件事跟我母親有沒有關系，她那時候還是會有一點擔心父親回去就不回來了。雖然不可能，但是作為太太，我們也能理解她的心情。結婚的時候，她或許以為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最后她陪著父親一起回去探親。

1987年，臺灣當局宣布開放臺灣同胞赴大陸探親，冰封四十年的海峽自此開始融解。

有人終究沒能見到自己的老娘，也有年邁的母親看到回家的孩子，悲喜交替地問，“你真能玩啊，怎么一下就玩了40年！”

屈中恒的父親回鄉探親時，屈中恒的爺爺已離世多年，那張不合規定從大陸家鄉經由香港寄來的照片，成了父子二人相見的最后一面。

田川：父親第一次回老家的時候，您沒有陪他一起回來？

屈中恒：對，那時候我在服兵役。后來，我爸爸跟我說過他返程的路線。那時候兩岸還沒有直航，需要先飛到香港，再從香港轉機到南京，再坐火車到山東，回到泰安家里已經是夜里12點多了。

我父親是家里的老大，我奶奶知道她的大兒子要回來了，一大早六七點就起來換好衣服，坐在家里等。我父親進門把禮物和行李放下就跪下來跪進去，我奶奶看著她的兒子說，“寶貴，你回來啦，你回來啦！”

田川：您能理解那種分別四十多年后再重逢的心情嗎？

屈中恒：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們永遠不要經歷這種事情。

田川：您第一次回去探親，看到爸爸出生的地方和那些未曾謀面的家人，您什么感覺？

屈中恒：我內心有一種悸動，原來我是從這里來的。正因為有了這個地方，才有了后來在臺灣的我們。我從小聽著父親說話的口音，到了泰安，才發現叔叔、姑姑們的語調、語氣與父親幾乎一樣。雖然他們一直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但血緣的連結跨越了地域和時間。那種感覺既近又遠。

那時候感覺我有兩個家，一個是我從小長的臺灣，一個是父親的故鄉，因為有了那個地方，才有了我們的家。它們彼此緊緊相連，無法分割。

△屈中恒全家合影

眷村的孩子

屈中恒是眷村二代，成長在和平年代，沒有經歷過父輩們從大陸到臺灣的顛簸遷徙、也沒有與家人分隔四十年的戲劇化人生，但童年和少年時代的他，也因是眷村子弟嘗到了各種生活的酸甜苦辣。

屈中恒：住在眷村的那個時候，除非是跟比較要好的同學或朋友才會說，我住在干城三村或者我就住在哪個村。譬如說，你要追一個女孩子，或者你想交個女朋友，你說，我住干城三村。人家一聽，就知道你是眷村的孩子。

田川：會因此感到自卑嗎？

屈中恒：我覺得多多少少是有一點。眷村的房子很破，讓人感覺窮，你就會覺得一定要離開這里才可能有未來，才可能有出路。要是一直待在這個地方，好像一輩子就只能這樣。當然，眷村也有好的，比如軍官村。住在那里的人就不會羞于承認自己住在眷村里。

田川：軍官也都住在眷村里面？

屈中恒：眷村也分等級，像王偉忠家就住在士官村，所以后來才有了《寶島一村》這個故事。他在書里也寫了，為什么軍官村的女孩都長得那么漂亮，每次經過她們身邊的時候，都覺得她們好香。

屈中恒的父親是士兵，軍階低，薪水也低，母親雖是本省太太，但母親的父母過世早，家中無人幫襯，一人帶三個孩子，還要到織布廠工作貼補家用。屈中恒的父親退伍后改做船員，掙美金，酬勞高，很大程度緩解了家庭經濟壓力，但常年海上漂泊，一年只能回家一次。

屈中恒：那時候我并不明白，父親在大風大浪的海上做船員的工作有多危險，反倒覺得父親總回來。那時候有一種微妙的心情，就覺得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更自由。所以在那個年紀，我并沒有特別去體會，父親“想家”的那份情緒到底意味著什么。

田川：父親會給你分享在海上的經歷嗎？

屈中恒：我父親是二廚，在船上負責廚房的工作。由于沒有什么學歷，外語也不好，只能在廚房里幫忙。有時候，好不容易把菜都準備好了，一個海浪打過來，所有菜全毀了，全都灑在地上，這時候只能打開個罐頭。可就算這樣還是得聽船員們的抱怨，但也別的沒辦法。

田川：這艘船主要是做什么的？

屈中恒：他跑過運油的油輪，也跑過裝貨柜的貨輪。我跟他說：“爸，你這樣的工作很好，幾乎把世界都跑遍了！到哪里都可以下船去玩。”他跟我說，他很少下船，偶爾會下去逛一逛，很快就會回到船上。我問他為什么不去玩一下？他說為了省錢！很多船員跑一趟船賺了點錢，可是回來口袋又是空的，因為在路上全都花光了。

田川：您聽到父親說省錢的時候，心里什么感覺？

屈中恒：那時候我還太小，沒有感動的感覺。只是覺得我爸爸真能忍得住。后來才明白，為了養家他多么不容易。

田川：您說為了三個孩子都能有自己的房間，父親把后院隔出幾個屋子來？

屈中恒：那個時候我們分配的房子，其實算是比較好的。在眷村里，房子也有甲、乙、丙等級之分，我們家可能是因為孩子多一點，所以分到的房子也稍微大一點。雖然也大不了多少，但有前院和后院。我家還沒有改建之前，后院是養雞的。我那時候睡在廚房邊上的一張床上。

后來，我哥哥上了高中，姐姐也越來越大，女孩子大了總歸不方便。于是父親就開始動手規劃，把后院也蓋起了房間。這樣一來，還有了一個比較大的廚房和餐廳。

田川：家庭條件沒那么富裕，您自己會格外節省和努力嗎？

屈中恒：我初中畢業之后就去念國光藝校了，也是有這方面原因的。國光藝校是公家單位，學費相對便宜，一學期學費相當于現在的五六百塊人民幣，對于我們家來說，算是減輕了不少負擔。

其次就是我對表演非常非常有興趣。我知道自己念書不是特別擅長，成績也沒有特別好。所以我就想，也許換一個方向，找一條不同的路，能讓自己多一些收入。

田川：父母給過您必須出人頭地的壓力嗎？

屈中恒：父母從小給我的觀念就是，你一定要好好念書，其他的都不重要，只有念書，才能改變命運。

田川：爸爸不同意考國光藝校？

屈中恒：爸爸和媽媽都不同意我考國光藝校。

田川：您怎么說服他們的？

屈中恒：學費是很現實的一部分。一個只要五六百塊錢，另一個卻要五千多塊，那你說，要我選，我能念哪一個？那個時候，父親在海上跑船不在家，也就沒有經過他這一關。說實話，如果父親當時在家，我可能就沒辦法這么順利地去念藝校了。

田川：父親回來了，您已經入學了？

屈中恒：他兩手一攤也沒辦法，嘆了口氣又囑咐我，“不管怎么樣，你都要好好念書。”私底下，他跟我母親說，我選這個學校就是在“亂搞”。但其實我是真的很有興趣，是真的很想把演戲、把表演學好。

2008年，同樣是眷村二代的臺灣媒體人王偉忠，找到話劇導演賴聲川，共同創作話劇《寶島一村》。講述的就是當年隨國民黨赴臺軍眷在眷村生活的故事。三個家庭，從陌生到扶持，三代人的命運，在眷村交織，關于家、關于愛，關于鄰里親情，歸根結底說的就是鄉愁。

△屈中恒（右）參演《寶島一村》劇照

屈中恒：我就是從眷村出來的，誰能比我更了解，誰能比真正住過眷村的人，更懂那里的生活？我二十一、二歲的時候，我們家搬離了眷村。但你的朋友、那些熟悉的人還是脫離不了眷村這一塊。

田川：搬離是因為舊村拆遷嗎？

屈中恒：不是，那時候還沒有拆遷。

田川：是因為生活條件變好了。

屈中恒：那時候家里在別的地方買了一套公寓樓。搬進去很快就感受到了鄰里之間的疏離感。大家彼此都不熟悉，在樓道見面也不會打招呼。

你走到外面的世界真正有了一些成就、一些成績，生活也慢慢好了。你再回頭看，心里惦記的還是眷村當年的那段生活，那些鄰里之間的互相幫忙、彼此照應的日子。也正因為這樣，很多從眷村出來、在外面闖出名堂的人，都會說：“我是眷村出來的。”

話劇《寶島一村》2008年上演之時，臺灣大部分眷村早已隨著城市的發展變遷拆除，但從竹籬笆走出的一代又一代人，仍不斷為留住眷村做努力。

事實上在臺灣，從眷村走出的名人可以列出長長一串，電影導演楊德昌、侯孝賢，林青霞、張艾嘉、鄧麗君都是來自眷村。

屈中恒：2008年那會，知道眷村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少了。我想把我們以前的生活，以及為什么會有眷村的歷史告訴年輕一代。

田川：演第一場《寶島一村》的時候，有很多眷村的長者攙扶著來看？

屈中恒：那一刻，我差點落淚，真的太感動了。我們在臺上演出的時候，臺下是黑的，我們看不清楚觀眾席的情況。等謝幕的時候，觀眾席的燈亮了，我們開始鞠躬，所有觀眾起立鼓掌。那時我才看清楚，有那么多長者是拄著拐杖來的。當時我真的好感動，覺得我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賴聲川說：“眷村就像北京胡同一樣，那些老的房子一旦拆掉，多少年的歷史就都沒有了。”《寶島一村》從2008年上演到今天，有人形容《寶島一村》像一出挽歌，成了“臺灣最后亮著燈的眷村”。在這最后的眷村里，不善言辭的北方老兵老趙一遍遍地讀著給孩子們的信。

屈中恒：頭幾年演出的時候，就是在表演，更多是把角色的情境演出來，把那段生活呈現在舞臺上。到了這幾年，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也漸漸長大，再去咀嚼那些對白，心里會有完全不同的感覺。你會發現，那些話其實就像是你自己說出來的一樣，很真切。你會很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生活中不要遇到太多困難，希望他們一切順遂、一切好好的。

田川：您的女兒們看過這部劇嗎？

屈中恒：最小的孩子還沒看過這部戲，因為她才十歲。不過老三，我曾經帶她上臺演出過一次。那一場戲里，我念完信之后，有一個小女孩要跑出去喊奶奶，我就讓她來演這個角色體驗一下。

△《寶島一村》演員合照

田川：她們會對《寶島一村》的故事感興趣嗎？能理解嗎？

屈中恒：她們其實都能理解，尤其是我私下也常常跟她們分享這些故事。我會告訴她們說，這是你們的爺爺、我的爸爸的故事。他是在1949年來到臺灣的，后來當了兵，分了房子，開始了新的生活。我曾經跟三女兒說，你爺爺就是在你這個年紀來到臺灣，他跟他的媽媽，也就是你們的祖奶奶四十多年沒見過面。我跟她們分享這些故事，只是希望她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從哪里來的。

田川：您會這樣教孩子們。

屈中恒：當然要教她們，她們也姓屈。總有一天，我會帶她們回泰安去看看。至于會有什么感受，讓她們自己去體會，但我想讓她們知道，我們的根在那兒，我們是從哪里來的。

制作人：張燕

編導：李晗

編輯：Gy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