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好的一刻

總在想象與誤讀中到來

作者丨許知遠

一張報紙或一本書，一身西服，一雙夾板拖鞋，這是許知遠為大眾熟知的形象，這種外在形象似乎也代表著他自我的身份認同：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一個有抱負的知識分子，一個世界上的游蕩者。許知遠的新書《伯克利的魔山》是他的精選隨筆集，這是一本關于游蕩的書，他去到中國與世界上的各個城市，寫下有關那個城市的隨想，及他在那個城市里想起的人與書籍。人在北京，他眼里是舊時北平的影子；在匹茲堡的土地上，他想起自己未遂的留學人生……當下的人們，出行已是常態，但多旅游而少游蕩。游蕩總是漫無目的的，更散漫，也更自由。在“目的”已經成為大多數事物的思維基礎的今天，不妨跟著許知遠到處游蕩一番，或許會喚起你的一些已經忘記的靈感。

01.

在北京找北平

海棠花落了一地。陰雨、飄雪、冰雹的一周后，春天還是回來了。在花家地社科院的大門口，我等車。電子導航令司機們喪失了基本的方向感，時常需要乘客對著電話吼上兩次，他們才能找到一個再明確不過的地點。

我有些恍惚，既因昨夜糟糕的睡眠，也與在讀的這本書有關。封面依稀看一個著馬褂的男子，“俠隱”二字大大咧咧地印在他的胸前。連續三天，我沉浸在張北海描述的北平：英俊敏感的李天然如何尋仇，如何卷入中日危機，又如何與幾個迷人女子卷入或深或淺的情感。這是1936年的北平，危機四伏，又一切皆可能。

這是一次遲來的閱讀。三年前一個深秋之夜，我在后海一個院落見到張北海。他消瘦、修長，頸上繞一條窄巾，戴棒球帽，足蹬白色運動鞋。他鷹爪般的手指鉆進冰桶，顫抖卻有力地將冰塊扔進酒杯。他有種少見的酷，是北平公子哥兒與紐約波希米亞的混合質地。他喜歡白光與詹姆斯·迪恩， 以及蘇格蘭的單一麥芽，牛仔褲后袋里常揣著小酒壺。

他回憶起塑造了人生的三個城市：北平、臺北與洛杉磯。從1936年到1949年，他出生、成長在北平，一個不斷被攻占、后被解放的城市；然后是臺北，冷戰前沿，一切風雨飄搖又壓抑不堪；1962 年，他匆忙地逃往美國，對一個年輕人，倘若你不需去越南打仗，那是再好不過的時代，在搖滾樂、性解放中探索自我，加入反戰、平權運動追尋社會公正。

他略顯羞澀，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演講，為此手里還攥了幾張卡片，以防過分信馬由韁。可他讓人著迷的不正是這信馬由韁嗎？從炸醬面、牛仔褲到好萊塢、東非景象，他的文章散漫不羈，他的讀者也是。多年來，他為一群隱形人寫作，他們散布在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紐約、洛杉磯、倫敦，歸屬于那個確定存在、又無法確定描述的華人社區。我很少看到一個中國作家像他這樣四處飄蕩，又安于這飄蕩。

我尤喜歡他對醉酒的描述：

因為酒在體內消失的過程反而使你更煩、更悶（借酒絕對消不了任何愁），于是你就再來一杯，希望能再回到慢慢進入高潮過程中的那種舒暢感覺。但問題是，這個高潮一去不返。你永遠無法再回到從前。除非你在真的完全清醒之后從頭來過。那多麻煩！于是你就又來一杯……是高潮過后這一杯又一杯，最終送你進入醉鄉。長遠下去，還使你的肝硬化。

當晚，他還講了李小龍的故事。1960 年代他在洛杉磯一家花店打工，曾賣花給這位尚未成名的巨星，后者在付錢后，對一臉懵懂的他說：Catch me on TV. 幾年后，他在內羅畢工作，發現非洲鄉下孩子都向他這張華人面孔叫喊“Bruce Lee”。這個插曲反映了他的特性，他是個旁觀者，著迷于意外。他的弱點也在于此，五花八門的經驗常只是歡快的流水賬，沒有轉化成對個人與時代的思考。他的文章總是滋味清淡，缺乏一種充分滿足感。

在多年散文寫作后，他寫了這樣一部俠義小說，背景是戰爭前的北平。我記得他講過的一個細節：那幾年，他如此沉浸于對北平的構建，以至在徹夜寫作后，他去買咖啡，在清晨皇后區的街頭心生恍惚，感慨“為什么今天的北平有了這么多外國人”。

車到來前，我似乎看見了書中的關巧紅。一個身穿藍色緊身裙的姑娘從我身邊晃過，她留著齊耳短發，低著頭，夾著一個紅色筆記本。她經過一家文具店，一家復印店，然后是一個福州老板娘的牛雜店……這些小店都有著紅藍相間的丑陋招牌，北京、上海到每個縣城與小鎮皆隨處可見，倒是與黃色、橙色、藍色的共享單車相配。

而這線條柔和的緊身藍裙，像是意外的闖入者。是她低頭的姿態、搖擺的腰身，還有缺覺帶來的恍惚，讓我想起了煙袋斜街那個動人的寡婦。關巧紅會剪裁長衫，陪你散步，故意塞錯一方手帕，融化你所有的緊張與狂亂，倘若你落難，她定挺身而出。她穿白色單褂，是“清清爽爽的瓜子臉，沒擦脂粉……亮亮的眼珠兒……淺紅的唇，滿滿的胸”。最終開到眼前的是一輛黑色大眾，不是黃包車。我倒希望穿著白襯衣的司機是祥子，能逆行截住等紅燈的藍裙姑娘，問問她是否也姓關。

出于功利，我開始閱讀《俠隱》。我要去采訪姜文，他的新電影基于這本小說，并改成了一個毫不詩意的名字，《邪不壓正》。我著迷于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軍隊大院視角能捕捉到北平的氣味嗎？姜文已描述過他心目中的民國，它是黃四郎的鵝城、馬走日的上海，它更像《動物兇猛》的延伸， 富有誘惑，卻不那么恰當。

《俠隱》的語調與行文，令我很快忘掉姜文。“東單、西單、燈市口、王府井，到處都擺著月餅、兔兒爺、菊花、供果。還有賣風箏的，賣蛐蛐兒的”，“餓了就找個小館兒，叫上幾十個羊肉餃子，要不就豬肉包子，韭菜合子。饞了就再找個地兒來碗豆汁兒，牛骨髓油茶”，北平風味順著紙面自然溢出，溢出的還有那些迷人的北平女人——把李天然的手按上自己胸脯的關巧紅，在南下火車上拋出銀色打火機的唐鳳儀。

這本小說喚醒了我一種生理感受，它強烈又淡然，喧鬧又靜謐，緊張又閑散，古老又年輕，直截了當又曖昧不清。城中男男女女的仇恨與懷疑最終都被柔情所包裹。

小說主角既是俠客、投機者、抗日英雄，也是北平。這城市有頹廢之象，“那象牙小壺，那黑黑褐褐的煙膏，那細細長長的針，那青白色的鴉片燈，那個老古董煙床，那個伺候煙的小丫頭”。

北平也擁抱全球文化，俠客編譯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放棄王位的愛德華八世、胡佛水壩的文章；這也是動蕩的北平，助理小蘇投奔延安，她眼中的未來；老奶奶感慨“庚子那年，八國聯軍進來，我都沒怕……如今還怕個小日本兒”；馬凱大夫則說沒趕上甲午與義和團，“可是趕上了辛亥革命，成立民國，趕上了袁世凱稱帝，完后的軍閥割據混戰， 趕上了孫中山去世，就在我們‘協和’，趕上了北伐，跟打到去年的內戰，趕上了沈陽事變……”

它也從帝國權力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南京是南方權力中心，延安代表新興權力，北平反而變成了前沿，瑣碎的日常生活，都因這動蕩而散發出獨特魅力。

這個北平離我太過遙遠。在王朔的小說與姜文的影像中，我感受到的是另一個北京。

從北平到北京，就像從Rangoon 到Yangon，或是從西貢到胡志明市，簡單名字變化背后是城市味道、顏色、節奏以及一整套生活方式的變化。如今，就連王朔與姜文的北京都離我遠去了，一個嶄新的北京正在興起。這個北京的味道是什么？一位住在望京的朋友開玩笑說，那是泡菜的味道，他所在的社區都是韓國人。

這城市正在發生新蛻變，五顏六色的外賣摩托車取代了黃包車，煙袋斜街已變成麗江的拙劣翻版，廣福觀猶在，或許關巧紅與唐鳳儀早已投身于直播。或許，這也是回憶北平的最佳時機。最美好的一刻，總在想象與誤讀中到來。

02.

帝國的余暉

年輕時，想錢。要是有一大筆錢，就能把家安在一間老舊而奢華的酒店里。每次夜歸，床單都平整如新，熨好的襯衫按照顏色掛在壁柜里，也不用擔心無法滿足隨時都可能饑餓的胃……更迷人的是，在人來人往的廳堂與酒吧，在昏燈、煙霧與酒精之間，一縷余光就可能瞥到，她或者他的失落與期望、鎮定與放縱、落寞與誘惑。不為創造時機而存在的偶然是乏味的，你可以幻想怎樣短暫地進入彼此的生活，又怎樣迅速地逃離。午夜之后，熱鬧散去，在天花板的縫隙中，在枝形吊燈的陰影下，你會聽到過往的亡靈們自顧自地歡笑和嘆息， 他們滲透到你的生活里，自然得就像往威士忌里加了幾滴水。

一定是菲茨杰拉德給了我這般錯誤的幻象。他用花言巧語、耍賴撒潑的方式從書商那里騙來各種預付的版稅，維持他在巴黎里茲飯店的放浪，對，就是《像里茲飯店那樣大的鉆石》里的那個里茲。換作我，沒有澤爾達就更完美了，在那里，很可能會邂逅很多不同的澤爾達，那可是文學與縱樂齊飛的“爵士時代”，一戰和二戰之間短暫又脆弱的和平時期。無力感知更無法駕馭歷史進程的人們，能品嘗出滋味的，唯有感官的果實。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

遺憾的是，這個夢想到今天也還是夢想，但并不影響我成為這類酒店的熱情體驗者。是啊，你怎么能拒絕香港的半島酒店，雖說它久負盛名的下午茶對我而言太膩了，像一只打開后只有蟹黃的閘蟹，但有多少茶客知道，1941 年，英國人就是在半島與日本人簽署了投降書；你又怎么能忍住不去仰光的斯特蘭德（The Strand），在酒吧喝上一杯，20 世紀上半葉，這里是東南亞最時髦的場所，吧臺上曾坐過身為帝國警察的喬治·奧威爾，還有永遠沉溺異域風情的毛姆；19 世紀殖民時代的豪華酒店還在開業的，已經沒有幾家了，新加坡的萊佛士（Raffles Hotel）還在，它的 Long Bar 不僅調出了第一杯“新加坡司令”，接待過康拉德、吉卜林、伊麗莎白·泰勒，還見證過建國者們的爭吵，吊扇依然緩慢轉動，花生殼落了一地。

當然還有開羅那一家，我忘掉了它的名字，它有世上最鮮美的草莓汁，傳言關于開鑿蘇伊士運河的決定是在此做出的……它們無一不活在昔日長長的陰影中，不斷的衰敗增加了它們的魅力，儲存了另一種生活，很多的可能性。

這串酒店名單上，怎么可以少了伊斯坦布爾的佩拉宮（Pera Palace Hotel）？當佩拉宮在 1892 年建成時，它不僅是伊斯坦布爾，也是整個奧斯曼帝國最豪華的酒店，是東方式的奢華與西方技術的結合。

“餐廳完全是巴洛克風格，休息室就在隔壁，頂部是高聳的玻璃天篷，室內鑲嵌著人造大理石，裝點著金絲銀線細工精制的紗屏”，而且，它的“鑄鐵框架、木質轎廂”的電梯，是繼埃菲爾鐵塔之后歐洲第二部。乘坐歐洲國際鐵路公司的臥鋪車，入住這家新酒店，享受“電梯、衛生間、淋浴、暖氣、電燈”等現代化設施，同時有“金角灣壯麗的美景”。佩拉宮飯店立刻就進入了歐洲最奢華游客的首選名單。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時間地點問世的佩拉宮，注定要經歷繁華，也要目睹浩劫。六百年歷史的奧斯曼帝國在漫長的衰退之后，正處于崩潰的前夜，這個在16世紀令歐洲陷入驚恐的帝國，到了19世紀已經被恥笑為“歐洲病夫”。龐大的疆域在不斷收縮，反叛和離散的張力在治下的不同民族中醞釀。

更重要的是，在英國、法國、德國這些軍事、物質、文化力量面前，它毫無抵抗之力。稀里糊涂卷入一戰的奧斯曼帝國，并沒有投機到浴火重生的機會。在戰勝的協約國的安排下，蘇丹出逃，帝國落幕，領土等待被列強瓜分， 國土上包括希臘、亞美尼亞、土耳其、猶太等眾多民族的族群，對未來各懷心思……這一切大變革的震蕩都從伊斯坦布爾地處暴風眼的佩拉宮穿梭而過。

一個行將崩潰的龐然之物，往往能展示最后也是最絢爛的輝煌。蘇丹帝國傳統的格柵已然腐朽，攔擋不住任何力量的沖擊，新的自由應時而生，也孕育出一代新人。他們勇敢無畏，既是空想家又是行動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年輕的軍官凱末爾。他發起了一場民族主義運動，用單一的土耳其聲音取代了奧斯曼帝國原有的各種鳴響。

20 世紀初的一個顯著的特征是各種意識形態試驗同時發生。凱末爾的民族主義的努力，只是其中一種。很快，伊斯坦布爾與佩拉宮又被迫卷入另外一場試驗。1917 年莫斯科宣布共產主義運動開始，大批白俄流亡伊斯坦布爾。他們在隕落的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 疊加了另一個影子帝國——沙皇俄國。芭蕾舞演員、畫家、貴婦、小提琴手，他們離開新生的紅色俄國，在伊斯坦布爾這個多種文明的夾層中，變成了廚師、女招待、夜總會看門人，妓女與乞丐。1920 年代的伊斯坦布爾，就像彼時的巴黎、上海或是魏瑪一樣，混亂、多元，有潦倒也有野心。

↑佩拉宮

當歷史學家查爾斯·金（Charles King）在 1980 年代發現佩拉宮時，它已經不可救藥地衰落了。他發現“紅色的絲絨座椅大多空著”，當他點了一杯雞尾酒和一碗不太新鮮的烤鷹嘴豆時，酒保竟然感到意外。這種衰落既是事物不可逃避的命運，也與凱末爾創造的新土耳其有關。他的單一聲音或許在短期內更有力量，卻逐漸扼殺了之前的多樣性。查爾斯·金最終利用舊照片、檔案、剪報，還有他的想象力，重構了昔日的佩拉宮與伊斯坦布爾。

在這本以酒店為主角的書中，佩拉宮與它所在的伊斯坦布爾充滿了荒誕不經又引人入勝的片段。就是在這里，土耳其作家納辛·辛克美（Naz?m Hikmet）在 1929 年創作了長詩《蒙娜麗莎與鄉村藍調》。在詩中，他安排蒙娜麗莎逃出了盧浮宮，愛上了一名革命者，投身于革命，最終被燒死了。

納辛是那個時代的典型角色，將先鋒藝術、政治革命、詭異的想象力還有危險的誘惑雜糅在一起。而弗雷德里克·布魯斯·托馬斯（Frederick Bruce Thomas）是另一個迷人的角色， 他原本是密西西比河畔一位黑奴之子，成年后前往芝加哥、倫敦、巴黎討生活，是那個由輪船、電報、報紙構成的全球化時代的沖浪者。

他在 1899 年的莫斯科找到了自己的立足點， 不僅娶了一個俄羅斯姑娘，還開辦了一家聲名大噪的夜總會，考慮到他的膚色，這實在是個驚人的成就。當他被難民的浪潮推到伊斯坦布爾時，他甚至復制了莫斯科的成功，他創辦了本地最受歡迎的爵士酒吧，在他去世時，《紐約時報》稱他為“爵士樂的蘇丹”。

《佩拉宮的午夜》（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充滿這樣的迷人例子，它是現代伊斯坦布爾，也是現代土耳其的縮影， 是“東方與西方、帝國和共和國、懷舊與創新”交匯之處， 而帝國陷落前的余暉也是最令人神往的一刻。

03.

想起未遂的留學夢

我走出奧克蘭人酒店，穿過主樓前的草坪，一路向西。四月的匹茲堡正是散步的好時光，陽光燦爛，卻不灼人。自清晨，學生們就陸續匯聚在無處不在的草坪上，或坐或躺， 或溫習或飲酒、嬉戲，享受他們的青春。

這城市混雜又單純。它曾是一個年輕國家的邊疆，奧里格納河與蒙隆梅海拉河交匯處的城堡，記錄著英國人與法國人的交戰。匹茲堡大學成立的 1787 年，正是美國憲法制定之年。但真正塑造它性格的卻是鍍金時代，在 19 世紀后半葉， 它成為世界鋼鐵之都，產生了安德魯·卡內基、安德魯·梅隆這樣的工業巨頭。

接連不斷、銹跡斑斑的鋼鐵橋，廢棄高爐有如羅馬遺產，有著巨大水晶吊燈歐式酒店，讓你辨認出昔日的輝煌。它也是金錢轉化成為社會進步的例證之一，工業巨頭們皆慷慨地捐出大筆金錢，修建大學、圖書館、教堂、博物館，支持交響樂團、歌劇院……一個經濟突然膨脹的美國，仍處于一種文化自卑中，渴望歐洲式的品味。

路過菲普匹茲堡斯溫室植物園時，我產生了輕微的恍惚，鋼筋玻璃構架正如倫敦人創造的水晶宮的翻版。嬌艷各異的植物中行走的銀發老人，就像是從英國電影走出來的，只可惜，他們的美國口音破壞了氣氛。

這感慨并無現實意義。在我成長的年代，紐約早已取代倫敦，成為新的世界之都，好萊塢、哈佛大學與《時代》周刊，才是文化影響力的標志。在 1990 年代的北大校園，貼滿了 GRE、托福的培訓廣告，紅色封皮的新東方單詞宛如新時代的紅寶書。在一個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我們四處尋找關于美國的一切，從東岸到西岸，那些名校與非名校都在名單之上，還要記住亞利桑那與明尼蘇達的區別。

肯尼迪的演說、NBA 明星以及俚語笑話，都要了解一點；更不要說撰寫個人陳述的要訣，應對簽證官，都變成了孜孜學習的對象……似乎存在一個烏托邦，當你拿到美國大學的 offer，踏上飛機的一刻，你就過上了另一種人生，它自由自在、鍍上金邊。我也記得自己怎樣將這些名校浪漫化， 想在哥大圖書館的臺階上曬太陽，要去哈佛商學院做一名過度高效、睥睨一切的管理精英，在伯克利追隨嬉皮、反抗遺風……

匹茲堡也在我的名單上。路過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學院時，我想起，它常年排名計算機專業第一，是同學們的夢想之地。那時，《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行榜，《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美國大學排行榜，皆是我們每年的追逐目標。如今想來，我們不是在追求知識，而是參與一場全球科舉。

印象中，我對比卡內基·梅隆排名低得多的匹茲堡大學，有著更深的情感。一位叫王小波的作家正激起我的強烈興趣，他在真誠又戲謔的文章中，常提起自己留學匹茲堡的經歷，有位博學多聞的老師許倬云。我從未想過，有一天真的會置身于匹茲堡，尋找王小波游蕩之所，還結識了許倬云先生。

草坪上青年令我想起未遂的留學夢。途經大學周邊的民居時，我也不禁想象，若真的到此留學，我的生活會是怎樣？ 我知道班里優異同學的生活，在普林斯頓、在硅谷，他們是成功的中產階級，空氣、水源、子女教育皆令人心安，周末開車到超市，采購足以塞滿冰箱的食物，甚至可以想象退休時的模樣。我的生活也會如此嗎？還是我可能奮力追逐思想， 成為一名杰出的東亞研究者，或是一個還不錯的以英文寫作的作家？

我無法想象。你會感慨錯失的人生，也終將接受現實的人生。

04.

村上春樹是一副減肥藥

他把作家比作藥。三島由紀夫專治憂郁癥，司馬遼太郎是一副漢方，川端康成是特效藥，卻并非對所有人適用。

“村上春樹呢？”

“他是一種減肥藥，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減肥藥，人人都要吃。”他說。

他自己呢？他希望是一副眼藥，倘若你看多了電子屏幕，就看看他的書吧。

飲下幾口冰美式之后，石田衣良開始談論對作家的看法。

48 歲的他是日本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之一，他眼睛細長，頭發蓬松，身穿紫綠色塊的襯衣，有一種日本人少見的松弛感， 當他開口時，則敏銳、豐富，還有一種習慣性的玩笑感。

這家咖啡館處在東京最時髦的區域之一，對面就是著名的代官山蔦屋書店，下午 4 點，玻璃窗外走過打扮入時的女人，那是東京才有的細致與得體。這區域與我們剛剛逛過的池袋西口公園截然不同，后者凌亂、瑣碎，是便利店、麥當勞、電動玩具與廉價旅館的天地。比起銀座、六本木，甚至澀谷與新宿，池袋毫無個性，意味著“土氣的三流繁華”。

石田先生正是因此地贏得名聲。那是 1990 年代的日本，一群失意的、無所事事的小混混，成了意外的英雄，他們追蹤殺害了援交少女的兇手，幫助無力的老人、殘障人……小說暢銷一時，不斷出版續集，還被改編成電視劇、漫畫，甚至池袋也再度煥發生機。小說觸到了新時代情緒，比起令人炫目、雄心勃勃的戰后歲月，平成年代像是陷入了停滯、頹唐，但年輕一代并非“平成廢物”，邊緣人或許更蘊藏著正直、善良與勇敢。

時年 37 歲的石田也迎來人生轉折。盡管 7 歲時就立志寫作，他卻不僅一直沒動筆，還有一段漫長的自我放逐的生活。大學畢業后，他做過保安、倉庫管理員、地鐵工人、廣告公司職員，他害怕長期工作，覺得它像是個監獄。

他也曾被自閉癥困擾，全賴寫日記渡過難關。當他開始寫作時，其路徑也與我期待的不同。他不是追隨自己的內心沖動，而是仔細研究各大文學獎的標準，鉆研獲獎作品的特點，抱定為讀者寫作的目的。他成功了，這成功持續至今，他兩次獲得通俗文學的最高獎項“直木獎”，這個夏天，由他的小說《娼年》改編的電影，引發了現象性的熱度。

我翻閱過《池袋西口公園》系列，沒被特別打動。除去已離青春情緒太遠，我也不喜歡日本作家普遍的拖沓行文。

不知這是翻譯所致，還是日文語法使然，唯有芥川龍之介具有某種緊湊感，永井荷風則恰到好處地松弛有度。不過，我頗喜歡石田的另一本小說《孤獨小說家》，盡管語言絮絮，卻有一種溫暖與勵志，這勵志尤其具有日本風味——“十年前的夢想如果還沒有熄滅，就讓它永遠燃燒吧。”從明治維新一代青年，到甲子園球場上的少年，都在分享相似的情緒，他們稱之為“燃”。

石田先生的閑談，或許比他的作品更富魅力，盡管要借助翻譯，他仍能輕易地抓住你的問題核心，做出準確也經常意外的回應。對于青年時代就閱讀的村上春樹，他說村上是那種一生只處理一種題材的作家，他始終在寫迷惘，不管你是青年、中年還是老年，似乎都沉浸在一種青春的迷惘中。村上為何能在全球取得如此成功，石田解釋說，一是他描述的自我尋找具有普遍意義，另外他在小說中營造了一個由咖啡館、唱片行、書籍構成的世界，一種小資產階級式的氛圍， 它讓讀者都自我感覺良好。

“那么夏目漱石呢？”話題終于來到這次見面的目的，談談這位現代日本最偉大的文學人物。他的名字無人不知，他的作品出現在教科書上、數不清的文學專號中，頭像印在一千日元的鈔票上，他不僅是了不起的作家，甚至可以說是創造了現代小說的人。

在他之前，日本也進行各種小說創作， 但只有 1905 年的《我是貓》出版后，現代小說的概念才得以在日文中正式確立，這就像魯迅的《狂人日記》對中文世界的意義。

“漱石是頭痛藥。”石田說，他要治療我們的頭腦問題。我沒有讀過漱石太多作品，《三四郎》是其中印象最深的一部。一個從熊本來的少年，闖入一個迅速膨脹的東京，既大開眼界又心神不寧，不知如何消化這紛至沓來的體驗。對我而言， 石田也在寫這種迷惘，經過昭和年代高歌猛進的擴張之后， 日本來到了泡沫破碎的平成年代，一種集體性的追逐戛然而止，個人困惑也隨之而來。

“時代背景會有變化，青春的迷惘卻都是相似的。”石田不覺得過去與此刻有這么大的差別。但時代情緒的確發生變化，作家們是這種情緒的最佳折射。他年輕時，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司馬遼太郎與松本清張，他們皆有強烈的歷史意識與世界格局，追問日本的命運。而如今，這樣的寫作再難產生， 讀者們鐘愛私人領域的喃喃自語，村上正是最杰出的代表。石田自己也是這潮流的一部分。少年時，他就是《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的熱情讀者，跟蹤國家新聞與國內政治，或許本應成為一名社論撰寫者。但他知道，沒有年輕人再愿意讀那些東西。

過去幾年，他在進行一個更大膽的嘗試，進入情欲世界。自從出版了《娼年》——一部描寫成年女人與年輕男子的小說——他被視作渡邊淳一最有力的繼承人。連渡邊淳一也這樣想，在去世前的一次偶然會面中，這位《失樂園》的作者拍著石田的肩膀，鼓勵他好好寫下去。而在石田的頭腦中，情欲也從來不僅屬于私人領域，它與更廣闊的時代潮流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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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著，文章來源《伯克利的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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