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我采訪了周軼君，同事有一天剛到辦公室，就找我聊起了她導演的紀錄片《他鄉的童年》。

《他鄉的童年》第二季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這是我本該熟悉的同事，但除去工作之外我們鮮有交流，很少聊到孩子和家庭。她的孩子兩歲半了，她似乎對“成為母親”這件事還是有點懷疑和不適應。聊到紀錄片的最后一集，她的語速越來越快，有些激動。

這集講述的是帶孩子去泰國求學的父母們的故事，也是季終集。一群“為了下一代更好”的父母，帶著孩子一頭扎進另一種環境。他們自己也要和孩子一樣，重新建立起新的生活。在那里，他們可能會失控，可能會失敗，也可能會找到那個理想中的生活。

周軼君最后采訪了一位帶著妻兒去泰國的父親，他的特殊之處在于，他主動退出了之前選擇的軌道，出家了。

“我出發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那個要找的方向是什么樣子，”這位穿著僧袍的父親坐在禪院廊亭里，和周軼君聊起自己的選擇，“來到這邊（泰國）之后，就比較清晰了。那個東西好像不在‘外面’，不是環境啊，或者說哪種教育是我們要的。要解決某個問題、找到一個答案，好像跟外界有關系，但是關系不是那么大。我在沒有出家的情況下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局限，自己的胸懷、愛不夠，總是想去塑造他（孩子），總是想干預他的成長。”

周軼君問：“您是不是覺得家長好多時候有好多執念？”

“我覺得不是‘好多時候’，基本上時時刻刻都是。你會做很多不切合實際的期待。……孩子也是人，大人也是人。同樣一個人，今天好，明天可能就壞，后天可能又變好了。孩子也是一樣的……我們一般說信佛修行，叫‘大丈夫’‘大英雄’，就是你要勇敢一點，勇敢干什么？勇敢看自己。”

正是這樣一段對話，給同事沖擊很大。成為母親之后，她更加清晰地感知到，那些無法擺脫的、附著在孩子身上的執念。她說：“我們每個人好像都有為孩子設定的劇本，但實際上，孩子也有自己的劇本。”

《他鄉的童年》系列在五年里拍攝兩季，每一集去往一個地方：日本、芬蘭、英國、以色列、德國、法國、新西蘭、印度、新加坡、泰國……人們或許希望從中找到用以應對一些問題的他山之石，但周軼君沒有給出答案。

（圖/《他鄉的童年》第二季）

紀錄片結束在周軼君行走在寺廟里的畫面，巨大的閉目佛首安詳地散落在院落中，留下的是一個終極問題：“我要去往哪里？”

對于周軼君而言，行走是一種常態。她的第一本書《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中，序言的標題就是《飛去母親不知道的地方》，年輕的她不敢告訴母親自己將要前往戰亂之地。到了中東，在空襲和恐怖混亂的槍擊之中，她開始關注兒童。

放風箏的孩子、被戰火嚇哭的孩子、電臺里放聲歌唱的男孩……在書中，她還記錄了自己參加巴勒斯坦兒童的葬禮。當年的數據顯示，96%的加沙兒童因受戰爭場面刺激而患有心理疾病。

這段經歷是《他鄉的童年》的序章。后來，越來越多人因為《鏘鏘三人行》認識了作為記者的周軼君。制作《他鄉的童年》，周軼君也是帶著“國際記者”的意識和視野，通過童年與教育的角度，繼續觀察時代對我們的影響。2019年，《他鄉的童年》首季播出，很多人借這部紀錄片，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這幾年在社交網絡上，有很多關于家庭與教育的熱詞，如“重新養育自己”和“原生家庭”。人們仿佛不約而同地，都有了一種“向內看”的自覺，審視自我的成長軌跡，重新整理和家人的關系。有人看到了愛，有人感受到的是恨；有人覺得知足，有人覺得虧欠……

在這些討論翻來覆去、沸反盈天之時，周軼君找到了一扇窗口，游走世界，嘗試向外尋找更多的可能性。

2025年5月19日，尼泊爾辛杜利區的學生在上學的路上。（圖/視覺中國）

她在日本看到集體的呵護，在芬蘭看到無拘無束的自由與尊重，在法國看到言語之中暗藏的力量，在德國看到規則如何塑造一個國家，在新加坡看到“卷”背后的歷史涌動，在泰國看到重啟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

“向外看”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換一個環境，我們就會讓孩子擁有更好的生活嗎？換一個地方，我們就可以成為更好的自己嗎？

這部紀錄片的每一集都是一面鏡子

《新周刊》：如果向一個沒有看過《他鄉的童年》的觀眾介紹這部紀錄片，你會怎么介紹？

周軼君：我覺得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我會認為這部紀錄片是很多面鏡子，它的每一集都是一面鏡子，不光是教育，它會從各個方面讓我們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成長的，也可以讓我們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你知道這世界上的生命樣貌有很多種可能之后，就會把一些事情看寬一點。《他鄉的童年》不完全是一部教育紀錄片，不是說有了孩子我們才要去看。

《新周刊》：紀錄片的信息量很大，你們是怎樣做準備工作的？

周軼君：我們有一個調研小組，大家會一起討論，先把要去往的國家選定。我覺得這些國家和社會都有一些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會在教育當中反映出來，而且對我們來說是有一定的啟迪的，那我們就會先看一些關于這個國家的書，同時，我們的調研員會在當地找人了解情況，最后我們再討論如何拍攝。

聯系拍攝是非常困難的一個環節，尤其是在德國，它對隱私的保護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程度——當然我很尊重他們這一點。有時候聯系拍攝對象是非常困難的，這些過程很漫長，那我們就要去死磕。

《新周刊》：關于這部片子，你們有收到一些印象深刻的反饋嗎？

（圖/《他鄉的童年》第二季）

周軼君：有一個在德國生活了十年的觀眾留言，說他覺得我們抓到了德國人對于犯錯這件事情很寬容的特質。他還舉了例子——在他的工作當中，他曾經出現過把客戶A的資料發給了B的情況，他以為自己要被懲罰了，結果他的老板很寬容，說“誰沒犯過錯呢？”。他們是有一套補救措施的，這些錯誤也沒有影響他升職、加薪。

我看到這樣的評論就很開心，說明我們抓的這一點是對的，這位觀眾也給了我信心。我最開心的就是，觀眾真正理解你在做什么，理解你想表達什么。

世界很大，有豐盛的生命樣貌

《新周刊》：說到第二季，我和很多觀眾一樣，看新加坡這一集時感受復雜。新加坡的教育是一種非常精英或者說非常功利的教育，孩子似乎在小學就要承擔很多上一輩都不一定承擔過的重擔。你在和那些父母交流的時候，會覺得他們的教育方式有些過分嗎？

周軼君：我可能不會用簡單的“過分”來形容。我在片子中也提到，每一個社會的運行，都有它自己的慣性。

新加坡為什么會是今天這樣的？其實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你不能簡單地說“他們都太卷了”“他們都太瘋狂了”。我們其實可以想想，這是為什么？或者說，他們能不能不這樣？

我們得了解教育背后的整個原因——這也是我在片子里想表達的。首先你要看到新加坡人歷史上的“艱苦奮斗”，因為他們的生存危機感是非常現實的。那么這種危機感，跟現在新加坡人的觀念有沒有沖突？他們又會怎么看待這件事情？

（圖/《他鄉的童年》第二季）

新加坡也有一些教育專家對他們現在的教育持完全不同的意見。有一個專家說，小學階段的成績，或者說人生早期的學業，為什么能決定一個人這一輩子后面很多的事情呢？這根本不應該。

我想到我們在法國找到的一個幼兒園老師。我和他說：“中國有一句話叫‘三歲看老’，你怎么看？”他帶的小孩就是三歲，他也能發現這些孩子不同的個性，可是他并不會和家長過多交流他對孩子未來的想法，為什么呢？他覺得，童年只是漫長人生故事的一個開端而已，他們都會變的。

所以你看，大家擁有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我想這個片子就是幫助我們全面地思考這個問題的，就我來說，我真的不會去給他們下結論，說他們太卷了、他們太瘋狂了。

回到新加坡，其實它有很多非常好的地方。它有卷的一面，但是它的社會也挺樸實和包容的，新加坡也給不同的孩子提供了不同的上升路徑，它對殘障孩子的保障也是很讓人感動的。

你不可能要求新加坡人都變成法國人，你也不可能要求芬蘭人都變成新加坡人。所以我只能說，世界之大，宇宙之大，它有不同的、豐盛的生命樣貌。

《新周刊》：在拍攝的過程中，有沒有某些瞬間會讓你回想起自己小時候？

周軼君：很多。應該說，如果沒有拍這部片子，我都不會去想我是怎么長大的。

回想起來，拍攝過程中很感動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以色列拍攝的時候我才明白，原來我們整個上學的過程當中，成績好不好這件事會讓我不自覺地評判自己。可是呢，當你讀完大學，走入社會，你會發現你的考試成績并不重要。這個時候沒有人給你評分了，考試的標準突然消失了。當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我們怎么看待自己？你會回想自己的過去，很多事情是怎么回事。

2017年，英國威爾特郡。結束一天的課程后，索爾茲伯里大教堂學校的學生在花園里玩耍。（圖/Ian Berry）

包括后面在新西蘭、泰國也一樣。他們會覺得這個學生考不到好成績不是學生的問題，而是老師的問題——老師怎么不更多地幫助學生通過考試呢？

這時候我會想：他們為什么可以不用學習成績來評判一個孩子？所以，通過這些事情，你會忽然發現，有那么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父母難免有很多執念，甚至時時刻刻全是執念

《新周刊》：泰國那一集里，曾經是陪讀家長、最后出家了的“圓滿師父”很有意思，他的故事觸動了很多人。很多父母對孩子還是有關于“階層躍遷”的期待。

周軼君：我覺得，這不僅僅是關于“階層躍遷”的期待，這些父母還是對他們的下一代該成為什么樣的人有一個簡單的信念，他們都希望自己下一代比自己好。

這些人都是中產階層。他們再往上走，你說能走到一個什么程度？他們的財富是要被使用掉的，如果下一代只是上了個比較好的學校，將來能怎么樣，也不好說。所以我想他們考慮更多的不是階層的問題，而是通過孩子完成他們心中未完成的一個夢。

“圓滿師父”這個人確實很有趣，他最開始是和妻子來泰國給孩子陪讀的，禪修之后，出家了。后來剪輯的時候，我才注意到他在采訪時說的那句話。他說，他要是不出家，對他們的愛也不夠，好多事情也覺悟不了。他的意思是說，父母難免會管太多，難免有很多執念，甚至時時刻刻全是執念。

其實他選擇出家，等于他把自己“父親”這個角色移走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給了孩子一個很重要的自由空間。這個話說得很極端，你聽了會覺得，怎么可能呢？爸爸怎么能不在呢？但是從某個角度上，我能理解他說的是什么。這當然取決于他原來是個什么樣的父親。

而且泰國很特別，他所謂的出家和我們想的不一樣，孩子也知道他在哪兒，可以經常來找他，不是說見不到爸爸了，不是那樣的。

（圖/《他鄉的童年》第二季）

《新周刊》：紀錄片里面有幾集的話題都是關于家長陪伴的。尤其是，女性在撫養中的角色，在不同文化中非常不一樣，似乎女性承擔了更多家庭內部陪伴孩子的職責。

周軼君：在一個家庭里面——我們不能說所有的家庭，但是很多時候你看到的確實是這樣——母親對教育這件事情想得更多，甚至也可以說焦慮更多。

但是現在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說德國的女性就有較大的轉變。這和歷史有關，二戰以后，德國專門有個詞叫“德國媽媽”。

過去的德國母親圍著三個“K”轉，那是三個以K開頭的德語詞：第一個是教堂（Kirche），第二個是孩子（Kind），第三個是廚房（Küche）。二戰以后，大量男性因戰爭死亡，人口短缺，整個國家重建的責任就落在了女性身上，她們參與了各種各樣的工作。從那之后，德國媽媽承擔的社會責任就非常多。

今天你去柏林就可以看到，很多時候是爸爸在推嬰兒車。我們在德國拍攝了一個“兒童博物館”，出來陪孩子的大部分都是爸爸。

《新周刊》：這部紀錄片最終呈現的效果和收獲的反饋，和你想象中的一樣嗎？

周軼君：在拍攝之前，我沒有做太多預估。因為雖然有個基本框架，但是在現場，哪怕是你已經聯系好的一所學校、一個家庭，也可能會有很多意外驚喜。

比如說法國這一集。通過調研，我們知道法國人很在乎吃這件事，他們的美食很有名。所以我們想去拍他們的味覺教育，也會拍他們的藝術教育和哲學教育是怎么展開的——這些是有計劃的。可是在拍攝的過程中，我發現，實際上他們所有的教育都指向一件事情——說話。

2020年，法國巴斯克地區。孩子們從索庫阿堡壘要塞的頂部跳入水中。（圖/Emin Ozmen）

我們以前沒有意識到說話對于法國人這么重要，我們只知道法國人重視法語。但是在法國人看來，說話這件事本身就意味著很多東西。它意味著你是不是在思考，你的詞匯量夠不夠，你是不是能夠準確表達你的想法，你是不是一直在探索精神層面上的東西……

所以，我在采訪的過程中發現了一條新的線。這些看起來不同的東西，比如說哲學、味覺、藝術和教育，其實是一件事情，它們都體現了法國人在說話這件事情上非常用心。

這里面有他們的思考、追求和他們對于什么是“生而為人”的回答。然后你一下就理解了法國的很多文藝作品（像《追憶似水年華》），還有法國的很多電影是怎么回事兒，以及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式為什么是那樣的。

教育這件事，其實是整個社會樣貌的一個底層邏輯。通過觀察教育，你一下子就能明白，這個社會里的人是怎么長大的。

編輯 朱人奉

運營 鹽浴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