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就職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

編者按：本文系丁學良教授在4月份與北美的華商和教育者，先后三次討論美中之間全面競爭的對話整理稿。由于篇幅較長，按上下兩期發布。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對話問題和討論對象是北美華人，可能視角有所差異。本文由丁學良教授授權發布。

01

化解貿易戰壓力，不能純粹用經濟理性去衡量

問：貿易戰已經開打了幾個回合，至今中方的對應是硬碰硬。這么拼下去，對內地的經濟會有多大傷害？中方手里還有什么牌可以反擊美國、同時調整國內的經濟政策？

丁學良：要準確回答這兩方面的問題，最大的困難是我們學界缺乏完整可靠的官方文件和數據，所以很大程度上是作推測。大多數的觀察者，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北美，對于特朗普復辟后要施加關稅打貿易戰，都確信中國早就在做準備了。中國準備的不只有一套方案，至少做了起步階段的兩手準備。第一手是直接針對美國的拳擊措施，第二手是針對那些也受到美國關稅打擊的國家作統戰工作，能聯合它們反制美國最好，至少防止它們被特朗普當局拉攏，相互協調做出對中國更加不利的事情。直接拳擊美國的措施，已經廣為報道的，一是限制稀土原料出口，二是拋售美國國債。拋售美國國債也可能為中方帶來損失，美國研究者發表過報告，說法是，大量拋售國債會使中方仍然持有的國債價格下跌。我的觀察是，如果中國對中美關系的走勢持非常悲觀的預測，寧可承受局部的經濟損失，也要賣光手中的美國國債。你總不能等到兩國徹底鬧翻，美國凍結中國政府所有的（但不至于波及中國民間在美國的）資產，類似于烏克蘭戰爭后，西方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到那時就更后悔了，長痛不如短痛。

中方針對其它國家的統戰工作，好苗頭已經有一些。歐盟在此前兩三年里，經過多輪內部研討和協商（特別是要說服德國），本來準備了對華關系中逐步降低風險的一系列方案。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后，歐盟很快緩和了針對中國內地的經貿抗衡的口氣。歐盟很難同時應付來自三面的巨大壓力：既要面對俄羅斯的戰爭壓力，又要面對中國的經貿競爭壓力，還要面對特朗普的橫沖直闖式發招。我一直強調，倘若中國在俄烏戰爭上做出一些令北約和歐盟寬心的事，它們對中國的態度就會明顯改善。

北京最近示意，正在進行的關稅戰對中美貿易額的打擊力度已經降低。從2018年開始的6年來，內地在外貿市場的多元化、轉口貿易、異國生產等分散風險方面，做了很多布置。對美國市場的輸出占比已經下降，當然還沒有下降到無足輕重的地步。直到本次關稅戰爆發前夕，中方還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且我們也得看清楚，即便特朗普出了這么多招，但在所有的內地出口到美國的產品里面，美國絕不可能在兩三年時間內，完全做到本土生產替代。特朗普任期還有三年多，就算他還能再干一屆，也做不到完全的本土制造。內地出口對美國市場依賴的程度還會下降，但幾年之內不會到完全的脫鉤。貿易戰對內地整體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參加的國際研討會上聽到幾種測算，比較平和的估量是，美國打貿易戰給內地造成的年度經濟增長 “去勢” 的幅度，在2- 3 % 之間，這也夠糟糕的了。

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中國決策層用怎樣的政策、手段來化解貿易戰帶來的壓力，你們不能純粹用經濟理性、尤其是你們在北美習慣了的思路去衡量。如果依照市場經濟的理性，那么，擴大內需、廢除城鄉人口分隔的戶口制度、增加農民和城市普通居民的退休金、大幅度裁減超過8千萬的吃皇糧人員（受雇于正式和非正式的行政部門）、穩步降低國企規模及其享受的特殊優惠、土地產權改革呀、全面降低進口關稅、放松對貨幣出境的控制額度、推出雙重國籍制等等，這些已經提議了幾十年。決策層并非不懂這些道理，但你的道理是第三位的道理，他們頭腦里還有第一位第二位的道理。按照內地的決策原則，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經濟道理要服從政治道理。

特朗普說美中之間高層已經就關稅糾紛進行溝通，卻遭到中方的斷然否認。這說明中方不愿意對外界表示要盡快降低雙方的對抗。不過，你們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把雙方協商的大門關死了，背后的通道還在運轉。毛澤東在1945年后的內戰期間說，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這種策略也適合目前對應美國的方式，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

美國媒體和前任官員注意到，近來中方頻繁引用毛語錄，彰顯 “你硬我更硬，看誰挺得住” 的戰斗姿態。我在4月7日《信報》評論里已經提醒美國佬，早在1949-1950年，毛澤東就精心謀劃了在中國內地進行全民教育，激發對美國的“仇視、鄙視、藐視”的態度。事過75年，毛的謀略又被強調。毛平生在軍事戰、政治戰、外交戰線上，從來奉行的就是眼下所說的底線思維，凡事作最壞的打算。用毛的名言，大不了打一仗，打完了再建設。

問：這次貿易戰包括相關的國內產能過剩，讓我想起二戰之前一些極端的例子。當年德國也是產能過剩，1941年日本侵華戰爭擴展，以及對東南亞進行侵略，這之后，美國對日本進行了貿易禁運，特別是原油禁運，導致了日本對珍珠港的偷襲。如果參照這些極端的例子，中美這次貿易戰最終導致戰爭的路徑以及可能性有多大？您認為對中美的最壞結果會是怎樣的？

丁學良：目前的美中糾紛與二戰前夕美日之間的貿易糾紛相比，相似的程度較小，更相似于一戰和二戰之間德國和歐洲的狀況。我從1990年起的學習中認識到，就世界局勢而言，國際學界用了最多比喻目前美中關系的歷史案例，是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歐洲，而不是1931 -1945年的美日關系。二戰以前美日之間在經貿關系方面，相互依賴的要素不太多，那年代日本并沒有那么多的產品需要出口美國市場。日本缺乏關鍵的戰略資源，而美國是個自由貿易體。即便美國老百姓很同情中國人民受到的侵略，但日本軍方很狡猾，懂得國際法。日本從1931年就占領了中國東北，然后又不斷向內地擴張，但它一直沒有正式宣戰。若沒有正式宣戰，按國際法和美國聯邦政府的政策，美國就不能用戰爭狀態來制裁日本。做法律的都知道，日本軍方是在耍花招。直到1937年7月日中全面開戰，蔣介石在顧問的引導之下明白，這時候必須把美國英國的在華利益牽進來，要是不牽它們進來，中華民國擋不住了。所以才有了在沿海地帶、特別是在美英利益最集中的上海打淞滬戰爭。那么一打，導致美國國內的壓力增大，對日本實施石油和鋼材的禁運應該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理解。

德國很不一樣，它在制造業、在替代自然資源的化工合成材料方面，都是為了解決本國作為第二波工業化現代化的大國遇到的困難。德國東西兩邊都有威脅，本身又人口密集、資源短缺，也即生存空間不足，所以它全力提升制造業和化工業。一是解決和平時代的內需，一是復仇雪恥準備打戰，一是出口換來硬通幣和戰略性資源。當年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很大的份額，是中國需要德國軍火，德國需要中國的稀土原料。中國內地近幾十年也是全力提升制造業等基礎產業，當然不完全是為了戰爭，但一部分是備戰。美國智庫看得很清楚：中方在新能源等領域投入那么大，就是因為中國以前能源嚴重依賴從中東運過來，后來又加上從非洲和南美運過來。但不管是從哪兒運過來，都要通過海上通道，而中國海軍那時比較弱小沒有制海權。那么，萬一打起仗來，能源不夠怎么辦，然后又發現糧食也需要大量進口。你們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14億人，第一是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第二是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不解決這些問題，那你打長期戰爭怎么辦？后來跟俄羅斯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一帶一路首先是從中國西北地區進到中亞，在我看來，備戰備荒是最重要的考慮。

02

和中國完全脫鉤是不可能的事，就只能降低依賴程度

問：特朗普團隊在對俄烏戰爭問題上，體現了美國優先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同時特朗普對其他盟友的交往包括我們加拿大，也是以美國優先為核心，表現了明顯的交易性施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不想象，他對中國最關心的幾大問題會做出什么交易？特別是亞太區域的軍事安全格局包括臺灣問題。

丁學良：首先我們要明白，對特朗普的講話和做法，不應該用那么高的政治理論和道德標準去衡量。他在紐約房地產界混了大半輩子，打交道的極少是謙謙君子。他如果奉行那么高的標準，早就被滅掉了。把這個道理講的最露骨的，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間與他共事最長的高官蓬佩奧。雖然特朗普處理外交事務遭到整個西方包括美國媒體和知識界的嚴厲批評，他卻不怎么在乎，反復強調，他是7700萬美國選民送上臺的決策者。他的使命就是一反美國政治的常規，把本土利益置于對外交往的核心。

同時我們也要正視，特朗普的觀念和講話非常符合超過半數的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心態。在外交事務上特朗普講的一步到位的話，就是美國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俗人道理：歐洲的安全是歐洲人的事，臺灣的安全是臺灣人的事，日本的安全是日本人的事，南韓的安全是南韓人的事。而且，你們也不是沒錢，你們的福利比我們還好，日子過得比我們更輕松，干嘛我們要保護你，為你承擔責任、為你買單，甚至為你賣命？從這個視角看，特朗普未來對亞太事物的處理包括臺灣問題，留下了與中方達成交易的一定空間。但不知道他所取的要價有多高。

特朗普內心里有沒有更深層的考慮，這是許多研究者力圖弄清楚的大事。就在特朗普當局不斷擺脫對烏克蘭和歐洲安全的負擔的同時，他的國防部長不是跑到日本和南韓去了嗎？該國防部長講，我們現在的priority是在這兒，不是在歐洲。昨天我們是到菲律賓去做安排，今天是到日本，明天是到南韓，后天是到澳洲。這樣的安排就是我們研究者必須弄清楚的特朗普內心的基本想法，去這些地方不就是為了應對亞洲可能爆發的重大危機嗎？我傾向于認為，特朗普在公開場合信口開河的背后，有更深層的長期戰略布置。至于他能不能一直堅持和落實，這要看其他的條件。特朗普團隊剛提出下一年度的高達一萬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立馬推動本土造船規劃。這些都是實實在在應對亞太區域挑戰的大手筆，特朗普身邊資深的幾個內閣成員和顧問一直有這個長期思路。

小結一下：特朗普團隊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并不意味著他們對全球各地局勢的應對方式都一樣。到目前看到很清楚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形成的美國“首重歐洲”的大戰略正在被全方位調整。歐洲的事情讓歐洲人自己去解決，即使烏克蘭損失一部分領土領海，也不傷及美國的安全和根本利益，亞太的軍事力量對比才是關乎美國大局的地方。如果特朗普當局這種大戰略資源的重新配置堅持落實下去，那對中國的壓力就會愈來愈大。而且這個全局性質的壓力之下，中國要跟日本、南韓、印度改進關系的空間較小，只能在一些次要事情上相處的較好，比如經濟貿易和環境保護。一旦涉及國家安全，她們不可能走進中國而疏遠美國。連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基本上是華人社會的新加坡都是這樣，遑論菲律賓這類東南亞國家。

馬爾科·魯比奧，美國第72任國務卿

問： 美國國務卿 魯 比奧曾經不止一次說過，過去 三十 多年美國兩黨的總統都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認為可以通過資本主義改造中國 ，而現在看來是中國 改變了資本主義 。 他由此認為，現在美國需要戒掉“ 中國 制造” 這個毒，并 從根本上重建一個以“ 做對美國有 利 的事情” 為目標的全球經濟貿易體系。 魯比奧的這番講話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 政策 基本 上一致。請問這會對美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產生什么影響？對中國廠 商 、 尤其是從中國 走出去的廠商還會產生什么影響 ？

丁：特朗普去年11月贏得大選前夕，美國本土和海外觀察界在推測他的第二任與第一任會有什么重要區別的時候，突出了幾個要素，其中一個就和你提的問題相關——他核心內閣成員和顧問是哪些人？當時多位觀察家就講，如果是這幾個人進入他的內閣或成為他的資深顧問，那基本上就知道他在第二任會干啥。這幾個人中魯比奧是第一個被提出來的，但另外一個人很意外，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時的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本來推測他將出任財政部長。

羅伯特·萊特希澤，曾任美國貿易代表

他現在是特朗普的非正式顧問，繼續在關稅問題上出主意。他在貿易戰開打時還在講這個道理：特朗普現在推出關稅政策，我們不能只算小賬，要算大賬。他講的道理就是魯比奧講的那個道理——要讓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主導世界經濟和貿易。從十八世紀以來的歷史來看，資本主義是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冷戰結束以后，美國精英層確信的資本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種潮流，而非唯一的潮流。這一點我們現在看的比較清楚了，資本主義有很大彈性。我們不講更早的時期，二戰結束以來的80年，資本主義可以與不同的政治體制和統治方式結合，包括與軍政府能結合，與酋長制能結合，與神權制能結合，與黑道也能結合。每一種結合都會帶來資本主義的variation變體。

美國精英層本來認為資本主義一定是法治的、與多黨議會制和普選政府結合的。其實政治經濟的現實不是這樣單線演進的，很多地區的資本主義與北美的資本主義非常不一樣，魯比奧講資本主義將改造中國，他的道理基于他對幾個海外華人社會的觀察：只要中國內地人民與海外華人一樣熱愛賺錢、重視發財、擅長市場經營，我們美國與中國之間不會有大的沖突。海外華人不管是在東南亞也好，在北美也好，在南美也好，在日本也好，在歐洲也好，在非洲也好，他們熱衷的不就是做生意賺錢嘛！沒有資本主義，哪有海外華人社區呢？魯比奧講的就是這個基本道理。他以為中國內地與海外華人社區是一模一樣演進下去的，后者與美國相處的關系沒有發生什么大沖突。大約從2015年起，愈來愈多美國精英人士發現他們幾十年來打錯了算盤，中國內地可以利用市場，可以與美國做生意，可以嘗試多種資本主義的機制比如股票交易、金融期貨，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絕不會由于這些而變異。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是所有共產黨人奮斗的最終目標。以什么方式消滅、什么時候消滅，那是另外一個事。

美國精英層認識到兩種根本制度之間的差別，甚至可能演變成全面敵對的關系，就必然要調整他們做生意的思路：美國不能在重要的產業和行業領域，供應鏈也好 ，生產鏈也好，更不要說在關鍵技術方面，絕不能繼續依賴中國。魯比奧表達的就是這個思路。

但想要完全脫鉤，雖然也講了好幾年，連最極端的人都不敢把話講死。既然和中國完全脫鉤是不可能的事，就只能降低依賴程度，這是比較可靠的設想，也是現在特朗普當局關稅戰的目標。

所以從中國內地出去的公司或機構，只要是到北美和歐洲這類發達國家，盡量不要在重要的產業行業和供應鏈方面，讓對方完全依賴于你。一旦到了那種程度，他們就會緊張。除了未來戰爭的風險，還有一個大原因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如果沒有這場三年多的疫情，口罩、手套、洗手液、呼吸機不會那么多人要買。一旦遇上大規模的疫情，這類公共衛生品就緊張的不得了， WHO等機構發出多次警告，新的流行病一定還會到來，雖然無法確知何時到來。眼下美國專業人士非常緊張禽流感的變異，從禽鳥傳到奶牛，已經感染了少數人。專業人士警告，病毒變異正在加速，其最壞的后果遠超過新冠疫情。

我要特別加上一句，魯比奧那么年輕，意識形態那么堅定，從政經驗豐富，他在美國政壇上還有30年的拼搏時間，他已經在眼望著2028年。像他那樣戰狼似的中生代政治人物，共和黨里至少有六七個，幾十年內都是悍將。他們若是在下兩屆總統大選中勝出，比特朗普更厲害。

03

中國留學生要做好心理準備

問：特朗普當局幾個月來下令調查外國學生在美國的政治抗議行為，并以此為理由取消他們在美國的留學生身份，令成千上萬的學生和他們家人惶惶不可終日。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新移民，經常被要求在這類麻煩事務上出手幫忙。這樣的情狀讓我們聯想起1950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可是現在與那時已經相隔七十多年了。為什么政治迫害和內心恐懼的陰影，在美國的自由社會里又復活了？

丁學良：現在的美國與麥卡錫主義期間主要的相似之處，是行政部門一些官員以及部分國會議員的不安全感，危機意識日漸濃厚。他們認為從幾屆民主黨人執政以來，美國政府對國外進來的人──非法移民、留學生、國際游客、合法移民等等──審查過于寬松，其中混進了一部分的敵對勢力和陰謀分子。最糟糕的是拜登任期對南方邊境安全措施的放松，讓上千萬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目前對留學生的調查和處理，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與麥卡錫主義時期相比，目前美國在幾大方面不一樣。

第一，國會里面還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恐慌意識，否則一系列的涉關安全的嚴控法案會順利通過。

第二，美國社會里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恐慌情緒，對外部世界的敵對態度尚未成為主流。

第三，這是最關鍵的，法院仍然在抗衡總統行政命令和當局的具體措施，讓特朗普當局舉步維艱。

獨立的司法系統現在是全美國維護個人的憲法權利的最堅強盾牌，差不多每隔幾天就能讀到三級法院的某一級阻擋了行政部門的某個指令或措施。特朗普團隊不斷抱怨，法院系統的中下兩級充斥了左派法官。所以白宮連番經由緊急程序，請求最高法院作出有利于行政部門的裁決。然而直到目前，最高法院也沒有變成特朗普的馴服工具，即便好幾位法官曾經是他任命的。

對于絕大多數外國學生來說，最糟糕的不是人已經在美國遇到麻煩；那樣的話，他們至少可以求助于美國的法律系統獲得尚可的待遇。比如最近幾起事故，留學生的身份失效或者被限期離境，在律師的幫助下，多數獲得較公平的處置。最糟糕的是在入境程序上遇到麻煩，萬一被拒絕入境，過去的多種準備和投資基本上都泡湯了。我本人在準備赴美留學前夕，特別被北京的資深外事官員告誡，在填美國表格的時候，千萬不可出大差錯，比如填了“我是中共黨員”，那極有可能被拒絕入境。美國法律早就規定，外國共產黨員是不能夠進入美國本土的，除非你是外交官、官方代表團成員、受到美國重要機構的邀請參加交流項目。這類法律基本上是在二十世紀初或冷戰期間制定的，并非新的規定。在美中關系友好的年代，美方對此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近幾年關系惡化，美方愈來愈按照老法律辦事。

中國留學生包括香港的，人在美國期間有幾件事應該心中有數。你參加政治抗議或社會活動，不要沖鋒在第一線，不要發表最激進的言論，因為你們不是來自于被當今美國政府界定為盟友或伙伴的國家。你的言論和活動，非常容易被所在國（不僅僅是美國，也包括其他西方國家）的相關機構和媒體作最負面的解讀。這么說很抽象，我舉幾個例子作比較提醒各位。

我在澳洲國立大學工作期間，中國總理朱镕基訪問了堪培拉。市中心的一家中上檔次的中餐館（我們此前幾次在那里吃港式點心）是朱先生與當地華人代表就餐之處，后來墻上張貼了一連串大幅照片，顯示朱先生開朗隨和的風格，包括與餐館里的白人顧客交談。澳洲非華裔的訪客被吸引，來此就餐者絡繹不絕，那是澳中關系非常友好的年代。我1999年離開堪培拉返回香港后，頭腦里一直保留了這個溫馨的記憶。

大約是2014至2017年，澳洲英文媒體幾次報道，每當中國重要的官方代表團造訪的時候，凡是被訪問的城市，當地的中國人都被組織起來舉行盛大歡迎儀式，沿途紅旗揮舞、橫幅展示、口號響亮、鑼鼓喧天。特別是主要街道兩邊由旗幟和橫幅標語構成的紅海洋，刺激了當地居民，他們對媒體抱怨：看起來北京要在我們這里發動革命了！在西方國家，紅旗和紅色標語都是最激進的反政府運動、共產主義革命的標記，它們讓西方民眾擔心和警惕。像我們這些在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中國人，從小受的革命教育就是：“為什么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讓革命的紅旗插遍四方！”然而對于西方民眾，紅旗揮舞意味著要革命要起義，直至用暴力推翻他們的政治制度。

另一個例子更具政治幽默意味。2023年4月20日，我在內地收到一副網絡照片，英文標題：Overseas Party Branch were repatriated.中文標題：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海外黨支部成員悉數被遣返回國。照片下面的中文介紹：中國留學生黨員組成臨時支部，在該校HopkinsHall宿舍樓三樓公用房里集會上黨課。我無法驗證該照片和文字的真偽，假如是真的，我推測這個小組是以此向中國內地的組織和領導表忠心。似乎他們從來就不知道，這樣的行動在美國是違法的。美國公民早已經成立了共產黨，也有自己的刊物和組辦的討論會，我早年在美國經常讀到該黨的宣傳資料。但是，外國公民不能夠舉辦這類活動。

小結一下：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因為自己的國籍，不可能享受與美國公民同等的權利。又因為美中關系的下滑，連許多美國盟友和伙伴國的留學生的一些權益，也享受不到。中國留學生參加政治抗議和社會運動，遭遇的懷疑和風險要高很多。除非你做好心理準備，立下“雖千萬人吾往矣！”否則，謹慎為上。

哈佛社區成員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舉行“哈佛團結一致”集會，支持該校的國際學生

問：特朗普當局揚言要取消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若是干成了，這會不會損害美國大學的聲譽，影響美國高校頒發的學位證書？外國政府還會像以前那樣承認美國大學的學歷嗎？中國有一整套繁復的對海外高校學歷的認證手續，那是對應美國原來的制度的，不知道以后的變化如何？

丁學良：特朗普當局力圖取消聯邦教育部，這種事對于中國民眾是荒唐到頂的作為。一個國家怎么可以沒有教育部呢？中國內地各類各級學校，什么工作都必須嚴格依照教育部的指示辦理，稍有偏離，地方教育廳局和學校領導的官職就受影響。美國恰恰是黑白反差的另一極端，聯邦教育部的權力極其受限制，憲法和相關法律不允許政府控制教育系統。我記得一個鮮活的案例，奧巴馬任職期間讓教育部咨詢了全國多位教育者，出版了一份小冊子發給家庭，讓家長們參考，對孩子未來報考大學提供建議。因為美國的高校太多樣化，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家長，無法對孩子的升學提供合適的指導。奧巴馬的平民出身背景使他深感，在當今美國社會，教育是底層家庭孩子改變命運的首要途徑。他的一片好心，卻引發一些團體的批評，乃至于要啟動法律訴訟，指摘教育部企圖控制教育系統。當時的教育部長和奧巴馬一樣也是哈佛大學畢業的，連番解釋，說她受到的自由主義教育，使她絕無意圖控制教育系統，才算把這場風波止息。

特朗普當局如果取消了教育部，主要影響的是中小學，讓它們更多接受州政府及地方預算的管理，對大學體制影響不大。我二十一世紀初在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的報告會上，介紹了美國高等院校資質的評鑒，至今尚未讀到有大的變更。基本狀況是：High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是由教育部授權專業機構操作，同行評議，全美國分成六大區域，相對獨立，政府不干涉過程。如果取消了教育部，聯邦政府的哪個部門授權，目前尚不確定。但我認為，這不會對美國高校的資質評鑒及高校的學位證書造成大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