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的未來

這位參議員兼兩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正與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一道展開巡回演講，意圖推動一個新的進步政治運動。在接受采訪時，他談及了為何認為共和黨人噤若寒蟬，以及卡瑪拉·哈里斯在2024年競選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

作者：佐伊·威廉姆斯

編輯：阿K

“我認為特朗普主義的核心在于，人們逐漸意識到美國現行體系并未真正服務于工薪階層，”伯尼·桑德斯在倫敦《衛報》辦公室接受采訪時說道，“特朗普用一種虛偽、偽善的方式觸碰了這一痛點。他提出的所謂‘解決方案’，只會使原本嚴峻的局勢更加惡化。”

現實中的桑德斯，83歲的高齡并未顯得遲暮，或許是因為他那種平易近人的談吐方式。他的聲音帶有濃厚的布魯克林口音，既溫暖又堅定，富有感染力。“但我始終清楚，并多年來一直強調：在美國，最富有的一小部分人生活極為優渥，而60%的普通民眾仍在為基本生計而掙扎。”

在倫敦的一場公開演講中，他以更為強烈、富有激情的語調重申了這一觀點：“60%。六零。你知道‘靠薪水糊口’意味著什么嗎？”聽桑德斯向群眾演講令人振奮：**他的激情在聽眾臉上得以回應，而他清晰的道德立場則在民主黨內部日益彌漫的冷漠與妥協氛圍中尤顯可貴。**階級斗爭自古存在，但當今政界鮮有人敢于直言不諱。“我直呼其名，”他說道，“正在進行一場階級斗爭，而發起這場戰爭的，正是那些身居頂層的人。”

這一切，某種程度上也像是在回顧一場未竟之變革。桑德斯確曾參與2016年與2020年兩屆民主黨總統初選。他首次參選時，美國國內外都曾產生一種強烈的現實感——**一個“幾乎默默無聞”的佛蒙特州參議員，有可能挑戰民主黨指定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主導地位。**最終結果眾所周知。這是否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失落？“嗯，你太忙了，根本沒有時間去細想這些感受，”他淡然地說，“你只是一刻不停地在努力工作。”

他對民主黨的最核心批評在于，該黨缺乏真正的進步承諾。“他們總說，‘現狀基本良好，我們只需要進行些邊緣調整’，而這樣的表述根本打動不了那些真正為生計奔波的工薪階層。”盡管如此，桑德斯并未對喬·拜登或卡瑪拉·哈里斯抱有任何個人敵意。他對2020年大選所作的唯一表態是疲憊而現實的接受：“我們團隊在前三個初選州的普選中占據領先。隨后，民主黨建制派促使其他候選人退選，并集體支持喬·拜登。你知道，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現實。我們不僅要與共和黨高層抗衡，還要面對與企業利益深度綁定的民主黨建制派。”

在2024年大選中，桑德斯“竭盡全力支持卡瑪拉·哈里斯的競選。我走遍全國，是她的主要代言人之一。我們反復懇請競選團隊開始聚焦工人階級的訴求。”然而，競選的方向卻并未如他所愿。“**他們的顧問和幕后的金主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強調她更為保守的一面，突出她與麗茲·切尼等共和黨人的合作關系，甚至邀請億萬富翁為她站臺。**他們相信這是正確的戰略。我不同意，并且公開表達了我的看法。”他略作停頓，并非為了修辭效果，而是顯然在重溫2024年11月的挫敗。“但我的聲音沒有被聽見，”他說。

桑德斯的政治生涯始于1981年，當選佛蒙特州伯靈頓市市長。他的哥哥拉里如今已90歲，定居于英國牛津郡。2016年，拉里以綠黨候選人身份競選英國議會，挑戰曾為戴維·卡梅倫保留的席位。拉里曾在一場支持伯尼·桑德斯競選美國總統的演講中，簡要回顧了他們的家庭背景：“埃利·桑德斯與多蘿西·韋克斯福德·桑德斯，他們生活并不容易，也都英年早逝。”多蘿西出生于紐約，其父母是逃離俄羅斯大屠殺的猶太移民。埃利則于1921年抵美，其大部分親屬仍留在當時的波蘭和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后遭納粹“滅絕”。伯尼·桑德斯在過往多次演講中提及這一悲劇。

埃利終其一生為養家糊口憂心不已，而他與多蘿西都對政治抱有濃厚興趣。正如拉里在演講中所言：“他們熱愛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若看到伯納德今日試圖重塑這一愿景，一定會感到無比自豪。”

桑德斯在華盛頓特區發表演講，呼吁改善醫療保障。2023年。照片：德魯·安杰爾/蓋蒂圖片社

桑德斯對民主黨的批評如今集中于兩點。他直言：“他們的問題在于，我認為他們的可信度已經非常低。并且，他們幾乎無法向工薪階層傳遞任何有力的信息，除了不斷強調‘特朗普是危險的’。我認為，這遠遠不夠。”

他明確拒絕就特朗普政府的種種越軌、意外或預期之舉展開討論——除非首先回到問題的根源，厘清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民主黨必須明確一點：我們將挑戰億萬富翁階層，他們將開始繳納應盡的稅款；我們將把全民醫療保障確立為一項基本人權；我們將建設一個全國普及、人人負擔得起的托兒系統；我們將實現公立大學和學院免學費；我們將通過能源體系轉型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同時創造數百萬就業崗位；我們將應對住房危機，建設數百萬套低收入和可負擔住房。”他語氣一頓，隨即自問自答：“民主黨人會這么說嗎？不會。”

桑德斯不會對特朗普的每一次誹謗都作出回應，而是始終聚焦于過去幾十年不斷惡化的經濟現實，這使他得以在風暴中保持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特朗普寬容。“我們通常不會看到總統起訴媒體、威脅媒體不得發表不利報道；不會看到總統威脅彈劾法官、起訴律師事務所。把所有這些行為加在一起，就是一場走向威權主義的政治運動。”

情況是否比他最初預想的更糟？當我提及法外拘押與驅逐學生、合法移民被送往并非其原籍國的薩爾瓦多等事件時，他點頭回應：“第一次執政時，特朗普組織不夠嚴密。而現在，他們已經有四年時間來整頓重組。這正是《2025計劃》的意義所在。”

這份《2025計劃》由右翼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于2024年發布，是特朗普若再次執政后的一份激進藍圖。其內容包括拆解聯邦政府架構、打擊移民、LGBTQ+群體和墮胎權，反對應對氣候危機和疫苗推廣。**若說這份計劃像是《使女的故事》與《路》的結合體，過去一年的種種警示，恐怕也難以真正預見其現實的冷酷。**特朗普政府隨后采取的措施包括在未經正當程序的情況下驅逐移民，甚至無視最高法院關于“18世紀戰爭時期‘敵方外國人’聲明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定。

“民主黨的可信度非常低。他們對工薪階層幾乎沒有明確的信息。”

我追問誰是“傳統基金會”的資助者——該機構拒絕公開其捐款來源，這讓《2025計劃》究竟服務于誰成為懸而未決的問題。他的回答顯得不耐：“不管他們是誰，都無關緊要。不缺高薪的右翼顧問和知識分子，他們正試圖將這個國家引入一個寡頭專制的體制中。”他的語氣清晰而急迫——別陷于瑣碎細節，別沉迷于陰謀猜測，是時候開始戰斗了。

“當前局勢令人不安的一點在于，建制派妥協的程度之深，且速度之快。”他指出，這種現象在特朗普的首個任期內遠不如此。他舉例提到杰夫·貝索斯，“人們曾認為他是溫和派民主黨人”，卻因反對編輯部支持卡瑪拉·哈里斯而失去團隊支持。“《洛杉磯時報》同樣如此。ABC與特朗普達成和解；派拉蒙正就CBS的虛假訴訟展開談判；一些大型律師事務所竟然說，‘我們承認我們的客戶曾對你及你朋友提起訴訟，那是一種錯誤，我們愿意支付數百萬美元賠償’。”

他補充說：“哈佛大學稍顯堅挺，看似尚未屈服，但許多高校已然退讓。八年前，這些情形尚屬罕見。如今，他們正在營造一種氛圍，即對唐納德·特朗普的公開批評將變得危險。”

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于3月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參加集會。攝影：切特·斯特蘭奇/蓋蒂圖片社

在當代美國政治的多個領域，金錢的聲音已響亮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幾乎壓倒一切其他聲音。桑德斯曾以加沙問題為例指出，許多政客之所以不敢對以色列的行動公開表態，是因為擔心遭到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的報復——這些組織擁有為候選人提供無限競選資金的能力。如今，他強調，這一問題早已不限于加沙，而是貫穿諸多重大議題。

“如果你問：‘你真的認為削減醫療補助并為億萬富翁減稅是個好主意嗎？你真的相信氣候變化是個騙局嗎？’會有一些共和黨人，雖然不是多數，但會私下承認：‘不，我不這么認為。’但如果他們在公開場合表達異議，第二天，埃隆·馬斯克可能就會說：‘好，你會在初選中面臨挑戰；特朗普會支持你的對手；我會投入無限資金確保你的落選。’”他聳肩補上一句：“祝你好運。”

盡管這種金權政治模式在眾多議題上表現得日益清晰，加沙問題依然是最突出的案例之一。親以色列的億萬富翁資助的政治團體，特別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在2024年大選前向國會候選人——主要是民主黨人——投入了數千萬美元，原因是他們認為這些候選人在支持以色列方面不夠堅定。

隨著加沙地區不斷發生的暴行令全球民間社會震驚，我詢問他對未來局勢的判斷。他坦言：“這是個艱難的問題，我無法給出確切答案。我所能說的是，美國與以色列之間有著長期而復雜的關系，而許多人故意在認知上拒絕接受一個事實：內塔尼亞胡領導下的以色列，已經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國家。一個曾經溫和的民主社會，如今正被右翼種族主義極端分子所掌控，他們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的暴行，已經嚴重違反美國法律與國際法。而他們拒絕承認這一現實。”

在都柏林的一場活動中，桑德斯因在演講中未使用“種族滅絕”一詞而遭到部分聽眾的噓聲。事實上，兩年前，當他沒有明確呼吁立即停火時，也曾讓一些美國進步派人士感到失望。而如今，他在發聲時選擇措辭謹慎，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在立場上含糊或退讓。

自3月底以來，桑德斯與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他始終使用她的全名，而非“ＡＯＣ”這一昵稱）一道，在全美多地——從亞利桑那州到猶他州——舉行集會。與傳統競選策略不同，他們并未刻意避開深藍州，反而對在深紅州所見到的參與人數感到意外。

“這不是一場競選活動，而是一場政治集會。我認為參與人數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大量民眾——包括來自保守地區的人們——不希望看到美國被寡頭政治主導，不希望看到威權主義興起，不希望看到政府一方面為富人減稅，另一方面卻削減工人階級賴以生存的社會福利。”

當然，他和奧卡西奧-科特茲之間偶有分歧。“就像我和我的妻子在某些問題上也會有不同意見一樣！**但亞歷山大，我認為她在基本立場上與我高度一致。”

伯尼·桑德斯上世紀80年代擔任佛蒙特州伯靈頓市市長。照片：貝特曼/貝特曼檔案館

他對未來依然充滿希望。在進步派核心小組——這個由國會中98位相對傾向左翼的民主黨成員組成的團體中，有二三十人被認為是“堅定的進步派”，他說。“亞歷山大或許是其中最善于表達、最具個人魅力的，但這個陣營里還有很多其他人。”伊爾漢·奧馬爾、艾雅娜·普雷斯利與拉希達·特萊布，便是他所提及的幾位代表性人物。

桑德斯明確表示，他與奧卡西奧-科特茲的目標并非另起爐灶，組建第三黨派。相反，他們正致力于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組成的草根運動，希望通過持續的動員和組織，推動黨內變革。他坦言，“如果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一些進步派候選人嶄露頭角，那是因為我們為2026年中期選舉所做的大量鋪墊與努力。”

在他本人的言行中，可以清晰地看見《對資本主義感到憤怒是正常的》一書中所體現的理念。該書為他近年來政治思考的總結，條理清晰地闡述了若干根本立場：“戰爭和過度軍事開支是不對的”，“碳排放是不對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癥和排外主義是不對的”，“剝削工人是不對的”。

真正令人感到希望的，不僅是他點燃群眾熱情的能力，更是那種希望已在他自身深植。**他保持樂觀，是因為他“有幸走遍全國，與無數真誠而富有理想的人交流”。他的核心信息并未改變，也無需改變——它無需新穎，只需真實。

當采訪臨近結束，他邁步前往樓上的攝影工作室，步伐堅定有力，顯得格外從容。他的妻子、活動家簡·奧梅拉·桑德斯則在我身后與我交談，語氣平和、真誠。這種場景并非為了回應當下社會對政客年齡的苛刻審視，也非刻意展現體力與活力，這只是他一貫的做事方式——所有這些迫在眉睫的變革，本應早在昨日便已發生。

作者

佐伊·威廉姆斯是《衛報》的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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