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黃巾軍爆發(fā)的原因，人們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其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根源，在于嚴重的土地兼并。地方豪族巧取豪奪，將土地收入囊中，眾多失地農(nóng)民失去了生計，生活陷入困境，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因此流離失所，導致社會動蕩不安；

也有人認為和氣候環(huán)境相關。東漢末年，我國進入了第二次小冰河期，氣候陡然變得寒冷干旱，水災、旱災、蝗災交替發(fā)生，糧食產(chǎn)出銳減，對此孱弱的東漢朝廷無力采取任何賑災措施；

此外還可能是張角等人借勢炒作。他們利用糧荒之后出現(xiàn)瘟疫的機會，以符水和草藥治病救人，收獲了一大幫信徒。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還可能有一個深層的原因：皇權衰微，朝廷趨于崩潰。

朝中外戚、宦官、士大夫之間紛爭不斷，他們毫無忌憚地擴張自身勢力，扶持幼小的國君上臺并將之培養(yǎng)成為傀儡，這就導致皇權逐步被侵蝕、架空。朝廷日益衰敗，而地方勢力迅速崛起，局勢的失控已成為必然。

這一點，在漢靈帝的艱難親政之路中，體現(xiàn)得尤為充分。

士大夫在漢桓帝去世后強勢崛起，與外戚勢力聯(lián)手架空漢靈帝。他們隨后還不斷攻擊宦官勢力，試圖讓漢靈帝失去最后的支持力量，徹底聽任他們擺布。

這樣看來，在漢靈帝即位初期，東漢朝廷就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亡國之象。

好在漢靈帝力挽狂瀾，讓大漢得到了一絲喘息的機會。

漢靈帝即位之初，朝局已經(jīng)到了何等危險的境地？在打擊士大夫和外戚亂政的過程中，宦官勢力發(fā)揮了怎樣的關鍵作用？年輕的漢靈帝，如何讓接近崩塌的朝局又重回正軌？

漢靈帝真的是荒淫不堪嗎？

漢靈帝之所以能夠得以坐穩(wěn)皇位，得益于他對士大夫的反擊。

眾所周知，東漢末年朝廷的框架主要是“三駕馬車”：外戚、宦官、門閥士大夫。

其中外戚的代表人物是何進。西漢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壞了規(guī)矩。漢光武帝劉秀吸取了前朝的教訓，對外戚持打壓態(tài)度。但從漢章帝之后，皇權衰微，大權旁落，外戚勢力再度出手掌握了大權。

門閥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便是袁隗袁紹。士大夫群體范圍較廣，包括官僚也包括學者，他們忠于儒家思想，并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經(jīng)濟資源，享有經(jīng)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權，發(fā)展成為較大的勢力，并最終演變?yōu)樽笥页值拈T閥。

外戚時靠譜時不靠譜，而士族體量越來越大有尾大不掉的隱患，對此君主該如何制約平衡呢？

宦官勢力便走上了前臺。

就這樣，外戚、宦官、門閥士大夫彼此制約、相互平衡，共同構成了東漢皇權的基礎。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框架開始崩塌。

其原因在于士大夫群體的急劇膨脹。

士大夫是個可以獨立于皇權之外的群體，他們一直致力于擴大群體利益。到了東漢中后期，朝中士大夫的主要工作包括兩項：使勁地搞人力開發(fā)，壯大士族隊伍；和外戚、宦官們干仗。

舉個例子，周瑜堪稱是“二世三公”，他背后的廬江周氏的發(fā)跡，和東漢末年士族崛起息息相關，頗為典型。

周榮，也就是周瑜的高祖父，是有名的經(jīng)學大師。因為學術功底深厚，得到了士族領袖、司徒袁安的提拔重用，成為其心腹。袁安就是袁紹的高祖父。

肅宗時，舉明經(jīng)，辟司徒袁安府。安數(shù)與論議，甚器之。

周榮為了得到袁安的信任和重用，便自愿干起了最艱難的工作：挑戰(zhàn)外戚竇憲。

這樣由周榮充當急先鋒，天下士族聯(lián)手協(xié)作，終于支持漢和帝將BOSS級大怪竇憲打倒。

竇憲一垮臺，其權力空間自然大部分就被士族所瓜分。因為出力很多，周榮便分到了一塊不小的蛋糕，被封為尚書令，后來又被外放，先后出任潁川太守、山陽太守，完成了從士人到世家豪強的躍遷。

周榮的兒子周景開始轉(zhuǎn)型，不再攻擊拉仇恨，而是轉(zhuǎn)而開始到處種花，干起了人力開發(fā)的工作。

周景一心和士族結交起來。

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yōu)異。

周景拼命地舉薦賢能之人，對所舉薦之人的家人都頗為厚待。

這樣一來，周景就贏得了天下士人的心，其優(yōu)質(zhì)人脈網(wǎng)就構建起來了。哪怕是159年梁冀被誅殺，周景雖與梁冀走得近，但因有士族相助而沒受什么波及，反而一路上行在四年后被提拔為司空，成為三公之一。

廬江周氏由地方豪強升級為世家大族。

由于周景在天下士人中所具備的強大影響力，周景之子周忠又接替皇甫嵩成為太尉。兩代人中都出了三公，廬江周氏再度升級為兩世三公的頂級豪門。

從廬江周氏的發(fā)跡過程來看，士族不斷發(fā)展的過程，就是他們不斷抱團壯大，然后從外戚、宦官手中奪取權力的過程。

這種優(yōu)勢是巨大的。外戚和宦官的數(shù)量畢竟有限，朝中大臣不可能人人都變成外戚或者宦官。

但士大夫就不同了，他們和儒家弟子、地方豪強綁定，其成員遍布天下，登高一呼則應者云集。

這樣一來，就對皇權形成了極大的威脅。

周瑜家族因斗倒外戚竇憲而發(fā)跡

后來東漢君主對士大夫進行了打壓，那便是黨錮之禍。

公元166年，漢桓帝劉志宣布大赦天下。南陽太守成瑨竟頂著大赦逮捕了漢桓帝美人的外親、富商張汎，殺了張汜及其宗族、賓客共達200多人，之后才向漢桓帝上奏。同一時期，汝南太守劉質(zhì)逮捕了宦官趙津，也不顧朝廷的赦令，將趙津拷打至死后才上奏。

漢桓帝聽聞這些事，不禁勃然大怒。在劉志看來，這就是地方官吏公然對抗朝廷。劉志當即下詔，將成瑨、劉質(zhì)一并逮捕，按律處斬。黨錮之禍由此拉開了序幕。

有人認為黨錮之禍傷了漢朝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東漢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但客觀看來，東漢末年黨錮之禍的背后，是朝廷有令不行的嚴重危機。

漢桓帝本對士人還算忍讓。但是當時各地的士族門閥已經(jīng)發(fā)展到尾大不掉，藐視朝廷的地步。州郡的長官多為地方望族，他們肆無忌憚地迫脅驅(qū)逐朝廷派去的長吏，私自決定改用自己人。以至于漢桓帝不得不下了一道詔書：

壬辰，詔州郡不得迫脅驅(qū)逐長吏。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為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以棄市論。

而像成瑨、劉質(zhì)這樣，公然挑戰(zhàn)皇權，殺害皇帝的人，漢桓帝怎能忍得下去？

漢桓帝不得不展開反擊。

當年，宦官派人誣告李膺等人蓄養(yǎng)太學生和游士，交結各郡的生員，互相標榜，結成群黨，誹謗朝廷，敗壞風俗。 劉志大怒，于是詔令全國，逮捕李膺、陳寔等二百多個“黨人”。有的黨人逃走，劉志就懸金購賞。一時間，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反宦官的斗爭遭到嚴重挫折。第二年，公元167年，尚書霍谞、城門校尉竇武共同上表為黨人求情，劉志的怒氣才稍稍緩解，下詔釋放黨人們回家，但仍對其實施終身禁錮。并且將黨人的名字記錄在案。

但劉志打壓士大夫卻并沒能帶來皇權的鞏固。

167年冬，漢桓帝劉志去世。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天大的麻煩：劉志沒有子嗣存活。皇后竇妙為了臨朝聽政，便尋求父親竇武的幫助，立竇武指定12歲的劉宏為帝，是為漢靈帝。

無子的竇妙為了樹立在朝堂的權威，下手極狠。

漢桓帝靈柩還停在前殿時，竇妙就把貴人田圣給殺了。為了鞏固地位，竇妙又想將所有貴人都清除掉。與這些貴人有往來的中常侍宦官管霸、蘇康苦勸竇妙，才保住了貴人們的性命。但管霸、蘇康也因此次與竇妙作對而被殺。

經(jīng)過這番較量之后，竇武感到面對宦官，外戚還是有點勢單力孤，只好與以陳蕃為首的士大夫群體結盟，共同把控朝政。

可沒過多久，士大夫露出了本來面目，繼續(xù)尋求擴張自身勢力。

在陳蕃、竇武的建議下，竇太后下令處死挑起第一次黨錮之禍的宦官蘇康、管霸。士大夫由此出了一口惡氣。

但士大夫并沒有就此滿足，他們接下來謀劃對宦官進行第二波打擊。他們認為漢靈帝還小，沒有實力保護宦官。正好趁此機會將宦官勢力打壓直至清除。到時候失去宦官勢力支持，被完全架空的漢靈帝，自然而然就會成為外戚和士大夫的傀儡。

陳蕃、竇武的行動被宦官所發(fā)覺。負責長樂宮保衛(wèi)工作的宦官朱瑀決定反戈一擊。

瑀發(fā)武奏，大怒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定計，大呼：“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

是啊？假如宦官之中有肆意妄為的害群之馬，將之清除就好了，大家都沒意見。但是陳蕃、竇武現(xiàn)在是要破壞朝廷權力結構，將宦官連根拔，這是幾個意思？

深感危機的朱瑀連夜和曹節(jié)、王甫等眾多宦官聯(lián)合起來。他們很快集結隊伍，并找到了漢靈帝劉宏。

劉宏反戈一擊

劉宏明白這是最后的反抗機會，他拔劍踴躍，下令關閉各個宮門，用刀劍威脅尚書臺的官屬制作詔板，任命心腹宦官掌控要害部門。

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wèi)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

接下來劉宏和心腹以及宦官一道，共同帶兵劫持太后竇妙，奪取玉璽，然后下詔宣布竇武等人謀反。

當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被征回洛陽，奉旨率兵協(xié)助王甫討伐竇武。陳蕃、竇武相繼敗亡。

169年，劉宏終于開始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