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苦難多

演員，在舊社會叫“藝人”。藝人的地位在社會最底層。那時把人分為“三流九等”，藝人屬于第三流第九等。那時候曲藝藝人中流傳著一句自嘲的話是：“笤帚疙瘩戴帽子，就能夠欺侮咱們！”這的確是很形象的寫照。那時的藝人，受官僚、豪紳、地痞、流氓和封建把頭的經濟壓榨、財物掠奪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人身迫害也時有發生。

在抗日戰爭時的淪陷區，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下，藝人的苦難更多，境況更為悲慘。

我是1936年12歲時，隨父親從家鄉薊縣到北平，在慶樂戲院正式登臺演唱唐山大鼓的。在北平唱出了些名氣，就來往于北平、天津演唱。自從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北平、天津淪于敵手，我們就遭到比以前更為變本加厲的折磨。使我們這個家遭到最嚴重的打擊，險些家破人亡，是在1941年下半年，這時已是日本侵華的中后期，日偽軍、政、警、憲更加橫行無忌，作惡多端。再加上偽幣貶值、物價飛漲，黎民百姓啼饑號寒；流氓、歹徒不斷增多；偷盜、搶劫、投機倒把、走私販私的比比皆是。愛國志士，抗日英雄，則在明里暗里與日偽進行斗爭。日偽政權自覺統治不穩，便采取種種防范措施，一方面大力宣傳“大東亞共榮圈”，一方面連連進行“治安強化運動”。無辜百姓為此更加遭殃！

車站遭留難

那年7月，我們在天津覺得日子不好過了，又得知父親在家里得了病，便決定返回北平。天津開到北平的火車，在前門箭樓東側的東車站停下來。這里的情況和我們離開時大不一樣：眼前一派凄涼和緊張的氣氛。車站外邊密布粗糙的木棍和鐵絲蒺藜編成的柵欄，排列著一堆堆滿裝渣土的麻袋，所有的玻璃窗上都貼著橫七豎八的紙條。更加讓人害怕的是：出站口那兒密密麻麻地站著日軍、偽軍和偽警察。有穿黃的，有穿黑的，有胳膊上帶紅箍的，有胳膊上帶黃箍的。每個人都腰系皮帶，皮帶上別著手槍，虎視眈眈面對出站的人。這些人見箱子就翻，見包袱就解，見人就搜身。名義上是檢查，看有沒有走私的東西，實際上是趁機撈“外塊”，或者調戲婦女。

凡是從站口經過的平民百姓都難幸免。其中不少人被推推搡搡、拳打腳踢。有的還被扣留下來，不準出站。如果是有權有勢的，或者是有錢的人暗中塞給他們些“說兒”（即好處），他們立刻另換一副面孔，點頭哈腰；至于箱子里有沒有夾帶，也就沒人過問了?？吹竭@種情況，還沒到出站口，我身上就哆嗦了，真想找個空隙逃出去?？赡膬簳械诙l通路！幸虧身旁還有我哥哥、嫂子，使我的膽子稍壯，心里稍踏實一些。

我們來到出站口，被這批軍警攔住。一個警察指著弦子和鼓，厲聲問：“這是什么？帶這個干什么？”我哥哥回答：“我們是唱大鼓的，剛從外邊回來?！边@一句“唱大鼓”的，驚動了旁邊的幾個人，都向我們投來目光。一個看樣子是當官的，走了過來，上下打量我們三個人，問：“誰是唱大鼓的？”我哥哥說：“我們都是?！?/p>

我哥哥的意思是別把我給單亮出來。可這么一說，把那家伙惹翻了：“胡說！就你這個德行樣兒，也配唱大鼓！”說完，眼睛注意著我：“這個姑娘是吧？”隨說伸手就往我臉上摸。我生氣地把頭扭了過去。這家伙又翻臉了！“嗬，臭唱大鼓的，裝什么正經！”我哥哥趕緊遞給他一支香煙，說：“長官，我們是因為家里有病人才從外邊趕回來的?！庇种噶酥肝遥骸斑@是我妹妹，歲數小，不懂事，心里又著急，您高高手，放我們過去吧？”那家伙接過香煙，看看是好牌子的，態度稍微改了點兒，揮了揮手說：“先靠邊兒等會兒！”旁邊那幾個偽警察也跟著說：“靠邊等會兒、靠邊兒等會兒！”我們只好跟先前那些被留下來的人站到一起兒。

放行出站的人都走完了，那家伙又對被留下來的人一一做了處置，然后走到我的跟前，冷冷地說：“你們真是唱大鼓的！不是冒充??！”我哥哥說：“哪兒敢冒充啊，剛才弦子和鼓，您不是都瞧見了嗎？”“那好！”那家伙沖旁邊那些偽軍警一使眼色：“聽見沒有！他們真是唱大鼓的。這會兒沒事兒，讓他們唱幾段，大伙兒開開心。”他這么一說，偽軍、偽警察都過來了，把我們圍在中間。只有日本鬼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站在遠遠的朝這邊看著。

我心里恨透了這幫家伙，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就仿佛什么都沒聽見，沒看見。我哥哥知道：今兒個不唱，定然出不了車站。就把弦子拿出來，把鼓支上。到我跟前說：“長官要聽，你就唱一段吧！唱完了，咱們好走?。　蔽腋绺缱约赫伊藗€座兒，把弦子彈起來。我仍然固執著，不動地方，也不張嘴。

我哥哥又叫了我一聲：“來，過來，唱吧！”那家伙瞧我不唱，沖我走來，我一躲身子躲開了。當時我也想到：不唱，一點兒臺階沒有，真許離不了車站。就氣哼哼地走近鼓架子，隨說：“唱！”拿起鼓楗子，重重的在鼓上打了幾下，沒頭沒腦，從半腰里唱起了《杜十娘》里罵孫富那段。

我唱完了，我哥哥站起來，沖那幫人又點頭，又哈腰，說：“您多包涵，家里真有病人??”那家伙一揮手攔住他的話：“有病人，活該！唱這么幾句就完了，搪賬呢是怎么著！這就想走?。繘]那么容易！乖乖的再來段兒‘葷’的。”那幫狗腿子也跟著說：“對，來段‘葷’的！”所謂“葷”的，就是低級的、黃色的。

我一聽，心想：這不是存心擠對人嗎！這么一想也忘了害怕，沖口而出：“我不會，唱不了！”沒容那家伙說話，我哥哥趕緊為我遮掩，說：“長官，改天一定孝敬您幾位。您瞧，時候不早了，您也該歇會兒啦！”那家伙大概是想殺雞嚇唬猴兒，伸出拳頭，照我哥哥胸口“當”地打了一拳，說：“你甭來這一套。不唱，甭打算放你們走！”隨之沖狗腿子們一擺頭，“先把他們押起來！”我嫂子一看打了我哥哥，又聽要把我們押起來，急了，跑到那家伙跟前，說：“長官，您聽‘葷’的，我唱！”那家伙一瞧我嫂子滿臉大煙氣（因為她有吸鴉片煙的嗜好），哪能有好感，用手一推：“去、去、去！你唱，老子還不聽呢！”

說來也巧，那家伙把我嫂子推出人群，又奔我來了，正這時候，從站里涌出一批下車的乘客，原來又一班列車進了站。偽軍警們只得去執行他們的檢查任務。那家伙也不敢再在我們身上耽擱，就跟狗腿子們說：“把他們看好，呆會兒再跟他們算帳！”說著奔了出站口。我嫂子趁著這個亂勁兒溜出出站口，一溜小跑，到前門附近的商店借了個電話，打給我們曲藝界“三大管事”。她想：這三個人都手眼通天，經常送往迎來，跟車站里的人熟，能說得進話去。只要有一位能接到電話，到這兒來一趟，就可以給我們解圍。正巧大管事張三先生接了電話。

剛下火車這撥旅客走清之后，那家伙帶著手底下的人又來跟我們糾纏。正在我們要吃大虧的當口，張三先生趕到了，找來車站上有頭有臉的熟人，又報了我的名字。車站上這位和那家伙足一套近乎，又拉手、又點煙，說：“今兒個晚上（警察局）外五分局局長有個堂會，專點她的唐山大鼓。她是特為從天津趕回來的?！蹦羌一镞@才答應放我們出站。還不依不饒，沖我說：“你就是電臺上的魏喜奎呀？我說這么大架子呢！我可不論這個。今兒個不沖這兩位的面子，你不唱就是走不了！”我氣得眼淚不住往下流，我哥哥又再三賠不是，張三先生也跟著“抹稀泥”。我們總算出了火車站，足足耽誤了有仨鐘頭！

父兄罹病痛

我們回到家里的時候，天氣還是酷暑難當，又趕上北平正鬧“霍亂”病。當時大伙兒管這種病叫“虎來拉”。這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的流行病，患者死亡率極高。日本鬼子特別怕這種病，就實行一項緊急措施：不論哪家哪戶，凡有得了這種病的，不容救治，立刻用大汽車拉到郊區，活活燒死。日本鬼子把死一個中國人只當是碾死一個螞蟻。對一些由于飲食不調患了腸胃病的人，只要出現吐瀉癥狀，也不問青紅皂白，同樣拉走燒掉。那時候三天兩頭有人來檢查，病人很容易被發現。再者如果哪家得罪了人，又趕上家里有腸胃炎的病人，仇家就可能向官方報告，災禍立時找上門來。因此哪家有得了這種病的人，全家人便如同熱鍋上的螞蟻，生怕一旦被日偽當局發現，這個病人的命就保不住了。

我父親得的就是腸胃炎，所以全家人都很著急。不敢到大夫那兒去看病，也不敢跟外人說，更得躲著檢查人，終日提心吊膽。本來我們回到闊別半年多的家里，合家團聚，應該人人高興?，F在卻是大家臉上被一層濃重的愁云籠罩，不見一絲笑容，心里的歡快，也被緊張和憂慮沖得一干二凈。

當天在火車站上，張三先生說的堂會，還真的實有其事。只不過原本安排的并沒有我。既然見到我，我在北平又還算有名氣的演員，我的唐山大鼓還是冷門，獨此一份兒，也就把我加了進去。我們沒在家里呆多長時間，張三先生就來邀我們去趕這個堂會。剛下火車立刻有生意，能夠馬上掙到錢，本來是件大好事。沒想到那天堂會直到半夜才散，又是露天演出，我哥哥想著在車站上受的委屈、挨的打，滿腔怒火，憋在心里，連演出勞乏，帶夜歸受了風寒，回家之后，就發起高燒來，第二天竟然起不來床了。他得了夾氣傷寒，這是很不易治、不易好的病。急得我母親出來進去嘟囔：“這可真是黃鼠狼單咬病鴨子！”父親則是說：“這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該著咱們家倒霉，想法兒渡過難關就是啦！”

堂會暫馎口

我的唐山大鼓，只有我哥哥一個人能夠彈弦伴奏。他不能給我伴奏，我就沒法出去唱。我們一家子全靠著我一個人掙錢維持生活。我不唱，錢從哪兒來？母親又急得連三并四叨嘮：“這可是天要絕人哪！一家大小得吃得喝，還得想法抓藥，給老的小的治病，樣樣都得錢！可教我上哪兒弄錢去！”這的確是實話。我不能唱，是我哥哥以往的私心造成的。前些年我學唐山大鼓，成為北平曲藝界里的獨此一家。我哥哥把彈弦的活兒攏過去，不許傳給別人。到如今他一病不起，想再找個人替他，是絕對找不到的了。找個人現學，即使有彈弦的基礎，沒有仨月倆月學不成，遠水解不了近渴。況且那時候做藝的全指著每天兩工（班）、三工（班）趕場掙錢，誰能有這個閑工夫，誰能愿意學這個冷門呢！

不能眼看著面臨絕境、家破人亡。我跟我父親商量，說：“這幾年我學的樣數多，梅花、京韻、樂亭，這幾種大鼓全能唱，單弦、河南墜子我也會，甚至蓮花落我也拿得起來，是不是托人找找園子，我先唱唱這些？唱這些，伴奏的就好找了?！备赣H連連擺手，說：“你不能改唱別的。你的唐山大鼓已經在北平、天津掛了號，誰都知道你是唱唐山大鼓的。眼下你改唱別的，園子不一定接你；就說園子接了你，聽眾不一定買你的帳。你不但唱不長，反而有礙今后。你如果這些唱不紅，往后返回頭來再唱唐山大鼓，聽眾的勁兒可就不一樣了。

再找回你現在的名望；還得費不少勁兒！”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還是張三先生出了主意，跟我父親說：“我看是不是先讓大侄女走走堂會？堂會不同賣座的園子，聽的主兒都是到辦堂會的人家兒做客的，演的主兒唱什么都沒關系。這么著先掙著錢，養著家。等她哥哥病好了，再上園子，還是打出招牌唱唐山大鼓。”父親覺著這倒是個辦法，也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同意了張三先生的意見，說：“那就求您給辦辦，解我們燃眉之急吧！”這樣我們才有了一條生路，渡過了家破人亡的難關。

抗日戰爭勝利了，北平解放了，新中國誕生了。直到現在，每當想起日偽統治時期，這段往事都立刻涌上心頭，仍然后怕，仍然痛恨日本侵略者，心情不減于幾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