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個故事——

唐天寶十四載的時候，關中已經發生了連續幾年的大饑荒，先是干旱連年，后是水災頻發，可唐玄宗卻不認為這是什么大事，還是照常歌舞升平，尋歡作樂。

他以為，這仍是大唐最美好的年代。

唐玄宗有這樣的想法當然不能甩鍋給楊玉環，但與當時的右相楊國忠脫不了干系，據《新唐書》記載，前兩年關中饑荒的時候玄宗也曾擔心這樣的大雨會不會讓莊稼受損，可楊國忠為了讓圣上放心，特地找到了一株長得好的莊稼對皇帝說，“雨水雖多并未傷害莊稼”，并從此之后，但凡有人報災情，都會被他拉去審訊。

所以這一年，也就沒有人再敢向皇帝報告饑荒的情況了。

結果可想而知——

這一年的冬天，杜甫從長安赴奉先探望家眷，經過驪山，想起皇帝的淫樂與百姓的困苦，寫下了千古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矛盾達到了極點。

這一年的十一月，安祿山起兵叛唐，安史之亂爆發，往后的八年間，大量百姓流離失所，“人口減半”。

大唐從此一蹶不振。

說這些，其實是因為這兩天在追一部劇，《長安的荔枝》。

故事恰好發生在天寶十四載（劇集改為十三年）。

劇集的配置不錯，原著馬伯庸，導演曹盾，主演雷佳音、岳云鵬，作為下飯劇來說，很值得推薦。

不過，我更想聊聊它的“注水”。

作為一部11天寫完，僅僅7萬字的小說，改編成35集的電視劇，顯然是增加了許多的情節。

注水圈錢嗎？

也不是。

其實對比起來，你會發現，劇版其實是把原著小說“直白化”了。

原著是以小見大。

劇版是直給主題。

而那個被挑明的核心，則是我們開頭說的那個故事——

一個盛世王朝，如何走向了衰敗。

01

先聊小說，馬伯庸是從低下層的視角，來講述這個盛世衰落的故事。

原本的故事很簡單。

說是這一年玄宗為了給貴妃過生日，突發奇想要送給她嶺南的鮮荔枝，于是派下任務，找人于六月一日前運鮮荔枝到長安，但問題是長安距嶺南五千多里，即便是快馬跑不停也得要十日路程，荔枝則是三日即腐的水果，這事根本無法完成，于是各個部門踢皮球，終于將這個皮球踢到上林署，也就是農業部的一個基層技術員李善德（雷佳音 飾）身上了。

為了活命，他也只能去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小說奠定的基調只有一個——

民生。

譬如，小說一開頭就寫李善德買房，作為一個底層公務員，他每月的俸祿只有10貫錢，刨除了家庭開支，其實所剩無幾，他積蓄了十來年，終于存下了100貫的首付錢，再去寺廟借貸200貫（要還390貫），買下了一座距離上班地點半個時辰路程的房子。

“他今年已經四十二歲，他覺得自己有權憧憬一下生活”，小說里如此說。

作為一個在政府打工的公務員，李善德的生活還是不錯的。

雖然政府部門的所有人都在混日子，但他們至少還有穩定的收入，有可憧憬的未來，而那個年代，據說官吏總數有36.8萬人，可戶籍總數則有5288萬戶，也就是大多數人，顯然不會過著這么一個優哉游哉的生活。

他們都在哪里？

后來，杜甫和李善德聊天時說了一個故事，說他40歲那年一事無成，沮喪之余來到城外的亂葬崗，“客死京城的無名之人都會送來這里埋葬”，他隨便找了個墳地，卻被人趕走，那是一個獨眼老兵，嫌他霸占了自己的地方，那老兵在邊疆保過家衛過國，還在朝廷當過不良人，而如今，也只能淪落到睡亂葬崗了。

聯想起杜甫40歲的年份，天寶十二載，我們當能從這個側面里看到一整個國家的民生艱難。

可是呢，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玄宗要大費周折運荔枝。

累死幾匹馬是小事，累死幾個人也是小事。

這里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運荔枝的船只在卸下船帆、砍去桅桿之后，“他們拆下了船篷，拆掉了半面甲板，連船頭飾物和舷墻都沒放過，還扔掉了所有的補給。一條上好的江船，幾乎被拆成了一個空殼。送完冰塊之后，這條船不可能再逆流返回江陵，只能就地拆散。”

幾乎就是大唐的隱喻。

最終，李善德憑借他的聰明與韌性，這個荔枝的確運成了，可一整個荔枝園，三十顆荔枝樹，達到長安的，僅僅只有“一騎，兩壇”的荔枝。

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文人墨客的風流文字背后，竟是如此的酸楚。

耗費的財力僅僅如此嗎？

不止。

李善德后來對右相楊國忠說，朝廷給這次荔枝轉運花費了五萬六千七百二十貫，其中三萬一千零二十貫用于本次轉運的實際花費，剩余兩萬五千七百貫，則不知所蹤，許是進了楊國忠的錢袋。

一邊是底層公務員花費半輩子存了100貫，湊夠了買房的首付。

一邊是更底層的百姓，連生存都難以為續。

而另一邊，則是玄宗舉全國之力，給貴妃運來了兩壇荔枝，楊國忠動動嘴皮子，就貪墨了兩萬多貫，這樣的反差，不能不說是觸目驚心。

所以沒錯。

馬伯庸的小說是以低下層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大唐盛世的荒誕，以及千瘡百孔，他僅僅圍繞著一個“錢”字，讓讀者可以感同身受地由民生出發，來反襯這其中的不合理，這里有百姓不堪稅負逃離的故事，有底層公務員艱難求生的故事。

最終安史之亂爆發，叛軍打進了長安。

此時的李善德，已經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荔枝老農”，逃過一劫。

02

比較來看，劇版《長安的荔枝》的視角是有所調整的。

除了時間的調節，它也減弱了低下層的存在感，包括給畫面加以極其濃重的色彩，以及刪減了亂葬崗的描述，都讓這個故事的蒼涼感降低，而變成了十足的傳奇敘事。

這樣做的原因也很簡單，它把重心放向了朝堂，著重于一個詞——

權斗。

故事增加了一個大背景，那就是朝堂上左相與右相相爭，其中左相大約是清流派，右相當然是貪腐的楊國忠，此時楊國忠勾結嶺南經略使，收受賄賂給予其可調動軍隊的兵魚符，于是左相派一位“伶俐”的陪酒侍郎鄭平安（岳云鵬 飾）前往高州，冒充右相使者以獲取兩者勾結的證據。

而鄭平安是李善德的小舅子，兩個被迫求生的人在此相遇。

劇集一開始就點明了主旨。

宮里的一株老牡丹因為大修土木（搭花棚）而被傷了，李善德說，這牡丹啊，去年過得就不容易（正是楊國忠說莊稼長得好的那年），現在又遭此橫禍，得養。

可右相為了讓圣人喜歡，要求必須想辦法讓它按時開花。

這是荔枝的隱喻。

也是大唐的隱喻。

從一開始就告訴我們，這里說的不再是小人物的視角，而是更大，更傳奇。

但老實說，這番改動其實與我們所知的歷史不太相同。

比如天寶十三載時，當時的左相是陳希烈，陳希烈這個人并不能算是什么正直的人，他以“聽話”著稱，也就是楊國忠決定個什么事，都不用和他商議，他都會事后把條陳給簽了，安史之亂時，還投降了安祿山。或者劇中的嶺南經略史是何履光，時人稱之“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就在前一年，還“將嶺南五府兵擊南詔”，與劇中這個大大咧咧的喜劇形象出入頗大。

不過我能理解改編的用意，也就是編劇試圖通過嶺南這么一個地方，來講述安祿山反叛的原因。

是的，嶺南五府是當年十節度之一，也是其中兵力最弱的一個。

當時的節度使也就相當于土皇帝。

兵，自己招，軍費，自己付，官員，自己任命，好處在于無需中央支出，便能穩住邊疆，而壞處則在于，他們同樣不聽從中央的調遣。

劇版《長安的荔枝》里有這么一段描述，就是李善德說這個荔枝園是皇上的了，荔農們立刻問，“皇帝是什么，比我們刺史還大嗎”，這種只知刺史不知皇帝的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

于是當節度使們和朝堂有利益相關的時候，就很容易出事。

比如何履光（劇中為何有光），他和右相有著利益往來，那當然大家相安無事，但假若他與右相的關系曝光，右相為撇清關系倒打一耙呢，我們天高皇帝遠的節度使大人真的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起兵謀反嗎？

要知道當時朝廷軍事力量相當薄弱，就在這一年，李宓曾率7萬大軍進攻南詔，可最終全軍覆沒，這讓所有的節度使們都看到的中央的實力。

我猜測，后續的劇情中，必然有類似的設計（當然何履光不可能反叛）。

所以相比于小說，《長安的荔枝》顯然是增加了大量朝堂的視角，它站在一個更大的角度來看唐朝之所以走向衰敗的原因。

這么改其實也容易理解。

畢竟朝堂權謀永遠是普通觀眾津津樂道的話題，剛剛完結的那部劇之所以引起討論，其中一部分也是這個原因，只是把低下層的視角變成宏觀視角究竟是好是壞，那就見仁見智了。

03

不過說實話，這已經是這段時間以來，我唯一一部打算追完的國產長劇了。

不僅是因為它“好笑”，“下飯”——

就像我剛才拉了一遍今晚的劇情，右相派出一個高手出使嶺南，一路上過五關斬六將，接連在好幾次的埋伏中全身而退。

可到了嶺南時被一只蚊子叮了一口。

下一個鏡頭。

他被抬著到了何有光面前。

一命嗚呼。

嗯……咱大廣州（雖然劇中改了地方叫高州，也就是高力士的老家）不但盛產巨大的蟑螂。

就連蚊子也是這么毒。

（另，最近天氣多雨，大家要勤倒積水，預防登革熱）

我之所以打算追完這個劇，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它并沒有把它拍成爽劇。

是的，聽聞這部小說被搬上銀幕，聽聞它“注水”到35集，我最大的擔心就是要把它改成爽劇，比如小人物李善德逆天改命，憑借自己從來不被看好的能力，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結果任務完成后擺擺衣袖，離開長安，留在嶺南安度余生……

可目前來看，這樣的擔心似乎是多余的。

因為至少李善德運荔枝這一條線，大抵是照著原著來拍的，沒有什么太大的改動，一樣是那么曲折（求千萬不要亂添什么感情戲）。

可以預見，“一顆荔枝價值幾何”的敘事，也應該不會被丟掉。

尤其是增加的這條鄭平安故事線。

更是在證明了，在官場的環境里，低下層員工“不得不”與“逃不掉”的宿命。

所以說到底。

雖然劇集還有不少瑕疵（尤其點名這個飽和度極高的調色，影樓風的風格消解了其道具準備上的真實感），在敘事上也沒那么緊湊（畢竟“注水”到36集），時間的更改也讓很多史實亂了套（比如杜甫領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是在天寶十四載而非劇中所說天寶十三年），但在最近的國產劇里，已經算是很突出的了。

這讓我想起馬伯庸寫這篇小說的初衷——

漢武帝雄才大略，一揮手幾十萬漢軍精騎出塞。要支撐這種規模的調動，負責后勤的基層官吏會忙成什么樣。明成祖興建北京、遷出南京、疏通運河，可謂手筆豪邁，但仔細想想，這幾項大工程背后，是多少個周德文在辛苦奔走。
一將功成萬骨枯，其實一事功成，也是萬頭皆禿。諸葛亮怎么死的？還不是因為他主動下沉，把“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的刻碎庶務全攬過去自己做，生生被累薨。
所以說，千古艱難唯做事，一事功成萬頭禿。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
可惜的是史書對這個層面，關注得實在不夠多。

作為一部主流電視劇來說，能夠把這樣的角度展現出來，哪怕是在牛馬角度產生共鳴，也已經足夠了。

它也許不是杰作。

但至少，我們可以在銀幕上看到一些新鮮的東西，而不是一窩蜂的換乘戀愛。

當然，如果能短些，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