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9日，從香港秘密出發到達東北解放區哈爾濱的沈鈞儒和章伯鈞等，發表聲明表示堅決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同時代表民盟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9年1月22日，沈鈞儒與到達解放區的各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馬敘倫、郭沫若等五十五人，聯合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認為必須徹底拋棄中間路線，將革命進行到底，并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1月14日為和平談判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的“八項條件”。與此同時，沈鈞儒宣布民主同盟總部已決議遷入解放區，為推翻三座大山、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奮斗。

1949年3月25日下午，毛澤東從石家莊進入北平，沈鈞儒和李濟深、黃炎培、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至西苑機場歡迎，隨后又陪同毛澤東閱兵。當晚，毛澤東征衣未解就設宴招待沈鉤儒等民主人士，并同他們一起商談和戰問題。

進北平不久，毛澤東就請沈鈞儒到雙清別墅一敘。對于這位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毛澤東給于了熱情的款待。他親自到門口迎接，并拉著沈鈞儒的手，一直走到會客室，然后請他坐下，讓工作人員上茶。

相互寒暄了一番后，毛澤東說：“1945年日本投降，我們為了和平，共同一起合作，和國民黨召開了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簽訂了一年和平協議，后來被蔣介石撕毀了。現在，我們又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這次政協會議與上次政協會議不同，是沒有蔣介石參加的人民政協會議。我們現在就要做好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要起草一個各民主黨派、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都能承認，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又都要共同遵守的共同綱領。我們要充分發揮民主，要把這次政治協商會議開好。”

回想起過去的日子，沈鈞儒感慨萬分，他說，民盟受盡了蔣介石的欺負、壓迫的苦頭。蔣介石認為民盟妨礙他的獨裁賣國政策，就宣布民盟是非法的，逼得民盟無奈解散了自己的組織，跑到香港才又重新恢復。

介紹見下行文字

1949年3月25日，左起：沈鈞儒、朱德、董必武、李濟深、陳其瑗、郭沫若、黃炎培、毛澤東、林伯渠、馬敘倫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在北平西苑機場檢閱部隊

“過去，我們黨在張瀾先生的領導下，曾堅決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反對出賣國家的內河航權，反對打內戰，擁護共產黨和平民主的主張。共產黨勝利了，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合作建設新國家。”

毛澤東說：“要建設新中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說，在法律這一方面，沈先生就可以充分發揮您的作用。我知道沈先生對法律工作是很有研究的，是著名的法律專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們還要建立人民法律，還要請沈先生在這方面多出力，多作貢獻。”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召開，沈鈞儒作為民盟代表參加了會議，被選為壽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6月19日下午六時二十分，當周恩來宣布大會要休會的時候，鄧初民站起來提議：大會應向毛主席和朱總同令通電致敬。

討論中，年過七十的沈鈞儒說：各位代表都知道，由于中國共產黨領袖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領導，我們才能在這里開會，所以我提議在散會前，我們全體代表起立向毛主席、朱總司令致敬。全體代表認為這個提議立即可以做到，請以熱烈的掌聲表示贊成。得到與會代表的響應后，沈鈞儒領頭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說道：“全體起立，向毛主席、朱總司令致敬！”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沈鈞儒出席會議并被選為副主席。10月1日，沈鈞儒與毛澤東等一同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同日，毛澤東親自簽署命令任命他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1953年9月16日，沈鈞儒就江南農村中的血吸蟲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并順呈有關附件。毛澤東收到信后，于9月27日回信：“九月十六日給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閱悉。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習仲勛同志負責處理。”

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根治血吸蟲病的工作進展很快。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道了血吸蟲病重點疫區江西省余江縣根本消除血吸蟲病的情況。毛澤東讀了這篇通訊后，揮筆寫下膾炙人口的詩篇《七律二首.送瘟神》。沈鈞儒看了這篇報道后，也高興地對工作人員說：“好！好！全國要都這樣那該多好啊！”

消滅血吸蟲病的宣傳

消滅血吸蟲病的宣傳

1961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四十周年之際，為了表達對中共和毛澤東的愛戴，正在廣東從化休養的沈鈞儒特意抄錄了毛澤東的詩詞，共二十一首，最后編輯成書由陳毅作序、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1962年國慶，沈鈞儒同往年一樣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東一起檢閱游行隊伍。毛澤東見到他，特意問候了他的健康。檢閱結束后，毛澤東還親自攙扶他同下電梯。這一切都使沈鈞儒十分興奮，回家后對家人說：“我又見到了毛主席。我們要永遠聽毛主席的話，永遠跟共產黨走。”

1963年6月11日，沈鈞儒逝世，6月14日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1991年11月5日，沈鈞儒銅像在上海徐匯區衡山公園落成。

以下為如去注：沈鈞儒早期法學活動

1904年，沈鈞儒應殿試得“賜進士出身”銜，被簽分刑部貴州司主事。1905年秋，得以新科進士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東京私立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學習，后繼入補修科，于1908年4月畢業回國。

1908年9月，沈鈞儒任浙江諮議局籌辦處總參議。次年春，與阮性存、褚輔成、陳敬第等發起組織立憲國民社，以推動浙江省的立憲運動。10月當選為浙江省諮議局副議長。諮議局（咨議局）是清朝末年在由立憲派推動的的立憲運動中，于1909年9月于各省成立的省級民意機構。

1917年3月，他出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書，并參加了以張耀曾、李根源為首的政學會。1920年9月任護法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1922年6月，任國會參議院秘書長。8月，當選為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27年秋任上海法科大學(后改為上海法學院，1950年并入上海財經大學)教務長，此間培養了不少法學專門人才如著名法學家沙千里、林亨元等。

沈鈞儒（右一）在開國大典

同時，他開始在上海從事律師工作，以敢于主持正義不畏強豪而聲名鵲起、稱譽于律師界。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上海分會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后又當選為上海分會執行委員。4月，為營救被捕的陳賡等人，與宋慶齡、蔡元培等7人當選為民權保障同盟營救政治犯委員會委員。

1935年12月，他參與領導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后又參與領導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與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沙千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獄。

法庭上，沈鈞儒上演了一場“智斗”的好戲。審判長方聞開始想誘導沈鈞儒：“你贊成共產主義嗎？”

贊成共產主義在當時可是殺頭的罪，沈鈞儒不慌不忙地答道：“我請審判長注意這一點，就是我們從不談所謂主義。起訴書竟指被告等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主義，不知檢察官有何依據？如果一定說被告宣傳什么主義的話，那么，我們的主義，就是抗日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法官見沈鈞儒沒有中計，并沒放棄，再問：“抗日救國不是共產黨的口號嗎？”沈鈞儒才不會 被法官牽著鼻子走，說：“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嗎?審判長的話被告不明白。”

法官繼續追問：“那么，你同意共產黨抗日統一的口號了？”沈鈞儒說：“我想抗日統一，當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為共產黨說要抗日，我們就須要說‘不抗日’；共產黨說統一，我們就要說‘不統一’，這一種說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面對沈鈞儒嚴密的回答，法官有些惱怒：“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了嗎？”沈鈞儒微微一笑：“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們利用，并且不論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們為抗日而利用。”

如去注畢

沈鈞儒

<全文共兩部分，此為第二部分>

文后說明：

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