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前，李在明正式接手韓國。對他來說，這段時間其要處理的內外事務非常繁雜。內部韓國政治兩極分化嚴重，他需要協調黨內和議會中的不同派系，推動立法議程。此外，可能還需要處理前任政府的遺留問題，如腐敗調查和司法改革等。

外部則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搞清楚要如何和其他國家打交道。上任六日以來，李在明動作也是比較快的，已經先后和美日領導人通了電話。而近日，李在明選擇將第三通打給了中國。并且在這通電話中，李在明用三句非常誠懇的話，打消了中方六日以來的疑慮。

（韓國總統李在明）

首先李在明強調了中韓的地緣和歷史聯系，表示中韓地理相近，交往歷史悠久。在這種情況下，兩國交流合作就具有了天然的便利性，而悠久的交往歷史，也為雙邊關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韓方來說，若是能認識到中韓這種特殊的關系，就不會輕易忽視這種緊密聯系，且做出不利于雙邊關系的舉動。

緊接著，其又肯定了中方的發展成就，這一點表明了韓國愿意以客觀、積極的態度看待中國的崛起，而不是采取嫉妒或遏制的心態，這有助于營造良好的雙邊關系氛圍，讓中方感受到韓方對中國發展的善意。

最后，他還向中方表達了合作的積極意愿。他強調了要深入發展睦鄰友好關系、增進人民感情和促進合作成果，這些都是中方所期望看到的。

可以說，相比之前尹錫悅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一些不明朗甚至可能損害雙邊關系的做法，李在明的表態，確確實實讓中方看到了韓方在對華政策上積極轉變的可能性。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打消了中方這段時間以來沒有接到韓方電話的疑慮。

（在韓國總統先通話美國，是“政治正確”）

站在李在明的角度來看，其優先和美日通話，延后回應中方的做法，其實背后涉及到的，不僅僅是對現實利益的權衡，還包括了韓國的外交傳統與國內政治生態等多重因素。

在韓國，無論是左翼執政還是右翼執政，總統上任后的第一通電話，必定是打給美國總統的，這在韓國叫做“政治正確”，李在明自然也不例外。在和特朗普的通話中，李在明強調了“韓美是特別的同盟關系”，承諾推動關稅談判，這一點也凸顯出韓國對美國依賴的核心邏輯。

特別是在當下韓美兩國因為關稅爭端和駐韓美軍費用分攤問題懸而未決的背景下，優先穩住美國，對李在明來說是經濟和安全的雙重剛需。

日本這邊，美日韓準同盟的固化，一定程度上逼迫了韓國對日靠攏。尹錫悅時期通過歷史問題讓步推動的“美日韓戴維營準同盟”已成既定框架，李在明若這個時候推翻，必定會面臨美國的壓力與半島的安全風險。

在此次和日本首相石破茂的通話中，李在明承諾延續三國合作框架，實際上就是在承認美日韓捆綁的地緣現實。而對日優先通話也釋放一個明確信號，即不在歷史問題上過度糾纏，但要求日本“有原則回應”，這樣做既安撫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又能避免破壞在關鍵領域的合作。

至于中國這邊，坐在總統位置上的李在明，當務之急是保全自己，建造穩固的執政根基。一直以來，韓國保守派都在渲染所謂的“親華即賣國”，李在明在競選的時候曾主張“不介入臺海”，單單這一句，就被扣上了“親華”的帽子。

所以選擇延后對華通話，李在明也是向國內展示“安全優先于經濟”的姿態，避免執政初期遭保守勢力圍攻。同時，這一舉動也回應了美國MAGA陣營對李在明“批評美國”的質疑，降低了韓國外交的阻力。

（在韓國部署的薩德系統）

那么李在明將與中國的通話順序排在后面，是否意味著其對華政策會出現轉變呢？

從其和中方的通話內容來看，轉變概率是非常小的。

一方面是因為韓國的對華經濟依存，決定了其政策很難站在中國的對立面上。現階段，中韓貿易占韓出口28%，半導體對華依賴度更是高達63%，若疏遠中國，將導致韓國年損失高達120億美元。李在明在就職演講中曾強調，只要是對國家有益的政策都會采納，包括深化對華經貿合作，所以現實情況決定其對華友好政策難以轉變。

另一方面，中方給李在明的回應，同樣也是強調兩國深化合作，并未對通話延遲過度反應，這也說明中方更加看重實質性的政策而非禮節順序。所以只要李在明能堅持“不介入臺海”的底線，并擴大經貿往來，中韓關系仍可能走出尹錫悅時代的低谷，迎來深化發展的新階段。李在明若是清楚這一點，也必定會選擇這個方向繼續走下去。

總之，接下來的關鍵就在于他能否頂住美國壓力，把對華通話里的友好表態落地成具體政策了，比如重啟中韓自貿協定升級談判、叫停薩德系統新部署、拒絕在臺海問題上替美國當傳聲筒等。只要這些能做到，中韓關系也能慢慢從冰點回暖。反之，若他為了討好美國而在涉華議題上反復橫跳，那等待他的可能不僅是經濟滑坡，還有國內進步派支持者的倒戈。

說到底，韓國這個夾縫中的國家，總統的外交策略從來都是生存藝術。李在明現在做的，不過是在大國博弈的荊棘叢里，找一條既能讓美國不掀桌子、又能讓中國不封市場、還能讓國內各派暫時不造反的窄路。至于這條路能不能走通，就得看他的政治手腕，以及中美博弈的風向會不會給他足夠的操作空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