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昌說自己來山東是為父老鄉親造福， 老百姓則說： “張宗昌， 坐山東， 山東百姓受了坑； 不怕雨來不怕風，怕的是兵來一掃清！”“也有蔥，也有蒜， 鍋里煮的張督辦！”

張宗昌除了貪杯好色，荒淫無恥，其日常生活也是揮金如土，無不奢華至極。僅一頂貂皮帽子，便值千余元。據在其內宅充過奴仆的人說，他家里天花板、木隔等糊的是花絲葛，地板上鋪的是外國絲絨毯，其它床帳被褥，一應雜具，也是極盡奢華之能事。他最寵愛的七姨太太有一卷毛狗，是3000塊大洋買來的，日食牛肉、牛奶、雞蛋等，還有一個專門的狗奴為之看護，這位狗奴才月薪三千元，相當于普通農民兩年的收入。她裝裱一座樓房花了五六千元，一雙珍珠鞋值四五千元。姨太太均有副官一人，護兵二人，汽車一輛，其余奴仆廚役無數。統計張宗昌在魯時，每年開支比前任督軍多至20余倍。

特別是張宗昌在山東養有十幾萬軍隊，連年征戰，耗費不資。由他親信組織的軍政機構上行下效，拚命摟錢，中飽私囊，僅舉幾例便現全貌。

政務廳長毛振鶚，除正常摟、卡、索、要外，向每縣各推薦一個親友，只要30元薪金，而不到差辦事，實則有名無實。全省百余縣，每月即可得3000多元，三年之中累計10萬元以上，竟無人發覺。

教育廳長王壽彭，一個狀元公也竟然大把抓起錢來。他在新稅額提成中，一次即摟了10萬元，存在正金銀行。他在大連取錢時，以山東省鈔付之。王壽彭稍質問：“為什么我存的現洋而你們卻給省鈔。”日本人說：“汝當日所有者是此票，今亦以此相付，汝乃不要，故意搗亂耶！”即被毆打驅出。王壽彭既失巨款，又被辱打，夜間上吊而死。

煙酒公賣局長吳寶彝，喜藏漢玉，當時有“漢玉大王”之稱。在職三年，積資至200余萬元。

山東省銀行行長蔣邦彥，為張宗昌的軍餉而濫發鈔票。他發財也最多，據說達5000萬元之多。他把巨款存入日本正金銀行，不料日本人心狠手辣，竟在大連買通了他的傭人，用電線將蔣邦彥勒死。該行以無本人簽字為理由，拒絕付款，5000萬元的山東民膏，遂為日本人一口吞沒。兩個傭人也被日本警察署殺害滅口。

山東印花稅處長洪夢松，脫離財政部，自制稅票，創辦濟南、青島、煙臺等地辦事處。在印制稅票時，與山東省印刷局和林憲祖聯合舞弊，加價虛報，共制票額400萬元，多報印價10萬元。

山東高等檢察廳長邱任元，在推行不動產登記處總辦時，曾將初期所收稅款20萬元支票親自交付張宗昌。張宗昌正在賭牌九，一場就把此款輸光。

張宗昌任山東軍務督辦以前，山東每年的軍費開支為565萬元，其中陸軍第五師占135萬元，陸軍第四十七混成旅占65萬元，其余為其他各部隊的軍費。此外，督辦公署軍需軍費60萬元。

張宗昌督掌山東的第一年，軍隊增加到了十四五萬人（編制計劃，非實際數目），月需薪餉、戰費高達1000萬元以上。到了1926年，張宗昌第二次南下江南戰敗齊燮元之后，各省軍人麋集濟南，紛紛要求成立隊伍。這樣無限制地擴編，山東軍隊陸續發展到32個軍的番號。于是，軍隊一連欠餉五六個月的情況已成慣例。這還是就軍費開支一項而言。張宗昌的揮霍無度和他的財務人員趁火打劫，橫征暴斂，巧取豪奪，這么大的數項都從哪里來呢？只有一個來源，那就來自民間，害苦百姓。

首先是增加田賦。張宗昌督魯之前，山東的田賦向來是每銀一兩。連同正、雜各稅費，作銀元2元2角征收。張宗昌督魯之后，一開始就增加一倍，每田賦銀一兩征4元4角。過去一向是上下忙兩季征收，張宗昌的胥吏則是一次征足；后又每年征收兩季，每賦銀一兩，兩次共征8元8角；有的縣還加征4角，共為9元2角。山東全省田賦過去歲入約1000萬元左右，軍費占十分之六，政費占十分之三，預備費占一成。張宗昌到山東后，增加兩倍到四倍，仍感不足。于是，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種額外捐稅。

張宗昌督魯三年，無日不在盡量搜刮。想要多少錢，就下條子叫幾縣攤派。北伐成功后，據省財政廳統計報告：“自張宗昌蒞魯起至離魯日止，征收之丁、漕及特附捐，其有賬可查者，按照正額計算，有征至民國廿八年(1939年)以上的。”現把他所征收的捐稅名目列出如下：

1.地丁軍事善后一次特捐；2.漕糧善后一次特捐；3.地丁討赤一次特捐；4.漕糧討赤捐；5.地丁軍事特捐；6.地丁軍事附捐；7.漕糧軍事附捐；8.李董堵口附捐；9.賑濟特捐；10.河工特別附捐；11.汽車路附捐；12.營房捐；13.軍事借款；14.善后公債；15.煙酒稅費特捐；16.公賣買特捐；17.登記成立掛號費；18.登記印花；19.不動產登記費；20.紙幣執照捐；21.紙幣印花；22.長途電話；23.煙種捐；24.煙苗罰金；25.營業牌照；

26.軍鞋捐；27.第一軍甲子戰役撫恤券；28.直魯軍討赤役撫恤券29.驗煙憑照費；30.煙照印花；31.修張宗昌生祠捐；32.張宗昌鑄銅像捐；33.墊柴草費；34.慰勞將士費；35.鍋頭捐；36.養狗捐；37. 住房捐；38. 富戶捐；39. 人口捐；40. 官賣鴉片捐；41. 煙燈捐；42. 小車捐；43. 人力車捐；44. 印花稅；45. 牲畜稅；46. 落地稅；47. 青菜稅；48.娼捐；49. 戲捐；50. 雞捐。

以上捐稅又規定必須完成的數額，大縣納5萬，小縣納3萬。后來又“寅支卯糧”，到1926年終，已超支多年。

在這些捐稅中，“討赤”特捐這一項，占有很大數字，而且訂有獎懲辦法，征收起來較易完成。捐稅既名“討赤”，作用頗大，誰要是抗拒，或辦事不力，馬上加以“同情赤化”、“貽誤戎機”的罪名，重則有身家性命的危險，因此，盡管數字龐大，地方上也必須踴躍輸納。

財政廳所規定的獎懲辦法，主要是在限期內如額全數解清者，以金額三成作為出力人員的獎金，連續（該捐一期接一期地不斷征收）如期完成者，除照給獎金外，并酌情予以保升。逾限不能征齊解清者，分別懲處，嚴重者縣長撤職查辦。各縣縣長既然怕受處分，又有利可圖，征解均甚踴躍，甚或在銀行息借巨款先行解繳，然后再向當地商民勒派，以圖得到獎勵（因借款利息小于獎金比數許多，雖付息金仍然有余，并可借此受到保舉，故樂為之）。此項捐款與山東省銀行鈔票、軍用票，實為張宗昌時期壓榨民脂民膏最惡毒的手段，也是數字最大、最招憤恨的一件事情，估計每年總數在1億元以上。

其它捐稅的獎懲催征辦法也相當嚴格，張宗昌和他的仆從為了把各種苛捐雜稅的收入盡快搜刮到手，特設立了財政清理處、全省稽征局、賦稅督察處三個稅收機關，其實力均在財政廳以上，而賦稅督察處的辦法尤為兇狠。清理處、稽查局各有職員200多人，督察處則有600多人，全省各縣都派有督察員。賦稅督察處長為王壽峰，是張宗昌一位姨太太的胞兄，天津人，為人跋扈。他委任的各縣督察員，督察的結果使各縣縣長、局長、科員因舞弊拘解來省者，動輒百余人。這些人分押在省城的督察處、執法處或軍法科，直至弊款交清，始予釋放。以苛捐雜稅勒索商民，再以弊端贓款勒索官吏，真可謂花樣百出了。

另一方面，又制訂了一套獎懲辦法，規定在10天內解交的稅款，可以搭交山東省銀行鈔票三成（如繳款1萬元，可搭省鈔3000元，按平均折價5角計算，可以獲得獎金1500元）。在20天內解交的稅款，可搭交省鈔二成。在一個月以內解交的稅款，可搭交省鈔一成。超過一個月的稅款，一律交現洋，否則處分。省里要處分縣長，縣長就不敢怠慢。他們每逢接到開征賦稅的電令，就立刻召集里長，按照各里地畝多少，分別定出預借稅款數目。對拒不接受的里，縣長即予扣押，并以刑杖嚴逼各里催稅胥吏，務必按期將數迅速催齊，俾早日上繳，獲得搭交省鈔折價重賞。里長和催稅差役再轉向農民強索，稍有不遂，即扭送官府關押。

張宗昌的軍隊在當地勒索的情景更是無奇不有，諸如柴草、馬料、官車、修營房、裱糊房子等等，都要當地人民負擔，甚至連軍官所吸的鴉片煙費也要縣府供應。民間疾苦，概可想見。

捐稅不但多如牛毛，此外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價、勒卡。山東煙酒稅額，原來全年60萬元。張宗昌到山東后，也加倍征收，再加煙酒特捐全年50萬元，共增至200萬元。津、膠濟兩路的貨捐，每年每路收入原額不過100萬元，后來每路貨捐各加為300萬元，共計600萬元。此外，還有司法罰金、臨時特別大宗捐款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收入也頗為可觀。據聞臨城的中興煤礦公司一次即被勒捐100萬元；山東鹽商東綱公所原存海防經費一項，日久未交，一次竟被勒款300萬元。

據祝仞千說：張宗昌到山東的第一年還成立了一個煙稅局，由林憲祖介紹一個在掖縣做銀錢生意的姜鏡海充任局長。姜上任后，立即被派往東北五站運回兩麻袋鴉片煙種子，分派濟南周圍各地種植，借此大量征稅。

張宗昌在山東統治三年多，賦稅捐雜已增至無以復加的地步，仍不能滿足他的支付需要。于是，他的籌款人員又想出了一種辦法，就是濫印濫發各種紙幣，以增收入。

張宗昌濫發紙幣，計有：1.山東省銀行票；2.軍用票；3.金庫券；4.自制稅票；5.善后公債等。

山東省銀行經理蔣邦彥發行的省銀行鈔票是重要的一筆收入。他按照張宗昌旨意辦事，利用銀行的信譽使人們上當，發行的省鈔漫無限制，就連當時的銀行職員也不知道究竟發行了多少省鈔票，反正有后臺支持，可在全省流行，參與者又可從中大撈油水。此外還發行了一次甲子戰役（即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宗昌第一次南下的戰役）撫恤獎券，本來戰爭發生在張宗昌督魯之前，與山東沾不上邊，而對戰爭的善后費用也硬加在山東人民頭上。

他們雖然發行了這么多紙幣要全省人民使用，但代理收付全省款項的省銀行卻規定：收款要現洋，付款全給紙幣，這幾乎就等于白白從人民手中收取現洋了。紙幣充滿市面，而銀行卻裝滿了銀元。偏遠的地方，現銀一元漲至京錢八吊以上，省鈔及軍用票則更不值錢。當時以紙幣換現洋，價額相差極大。初期省鈔一元價值七八角至五六角。后來省鈔一元跌價到三角六分。大量發行紙幣的結果，導致了金融的嚴重混亂，物價暴漲，一時傾家蕩產、企業倒閉者不可勝計。

1928年春季，奉系為蔣介石所敗，逃出關外，山東省銀行倒閉。張宗昌和蔣邦彥也逃到大連，他們想把一文不值的山東省銀行鈔票從天津運到大連，對折作價售給日本浪人，再由日本浪人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算賬，真是禍國殃民達到了極點。結果，無數的山東省銀行鈔票通過海上運輸運到大連時，為日本海關所沒收。

對山東百姓和社會坑害尤為嚴重的是軍用票。1925年末，張宗昌與直隸督辦李景林組成直魯聯軍，1926年初攻占天津，這時為了進一步搜刮人民脂膏來維持軍需，開始大量發行軍用票。

直魯聯軍軍用票管理局設在北京前門外虎坊橋，山東省銀行經理蔣邦彥兼任管理局總辦，北京憲兵司令王琦與林某為會辦，吳季玉為坐辦，這些人盡是搜刮能手，心狠手辣。軍用票初次發行50萬元，券額分做5元、1元、5角、2角、1角五種。設有兩個兌換處：一在虎坊橋管理局附近，以大票換小票，元票換角票；一在西河沿，以角票換銅元。名為兌換，實為作戲。規定每人限兌一角，給雙十銅元15枚。每天上午9——12時，下午2——4時為開兌時間。那時被迫收用軍票的小兵和老百姓要往返多次，東跑西跑去擠兌，被支來支去。

有的等了三四天還兌不到一個銅元，有的晚上就睡在路上候兌，真是坑死人了。兩個兌換處都駐有憲兵，當門插上大令，一遇擁擠，棍打鞭抽。往往銅元沒有換到，先吃了許多棍鞭。市上奉票本已充斥，再加上這些軍用票，印制極度混亂，5元的軍用票，僅值雙十銅元15枚。

如果僅發行這50萬元還好一些，問題在于無止境地、不斷地發行軍用票。初次發行的軍用票原定一個月后收回銷毀，然后再發。如果全部銷毀再發也還有個限度，可實際上幾乎未予收回。蔣邦彥另有妙招，他玩了一個在天安門焚毀“舊票”的騙人把戲。他派若干辦事員在東交民巷瑞金大樓里，將大量新印制的軍用票，放在沙土水泥攪拌的泥漿中磨擦新鈔四邊，直到看不出有新票的痕跡。花了約一周的時間，將幾十萬張新票變成了“舊票”，冒充已經收回的舊票，裝了十幾箱，煞有介事地在天安門前舉行焚毀“舊票”的儀式。這樣連搞多次，究竟印發和流向市場多少軍用票就無法統計了。辦事員們也不敢聲張，因為如果走漏風聲，就要受軍法處分。

北京山東省銀行分行是接替直魯軍用票發行的繼承機構，表面是張宗昌部隊的給養供應站，實際上是張宗昌的私人賬房。駐在直隸的魯軍軍餉，由張宗昌開給支款批令，從5000元到10萬元不等，到該分行核發時，往往只發一成或三成，全部領完，不知要等多少時候。而張宗昌自己到北京時，手里盡是百元大鈔，狂嫖濫賭，一夜的揮霍，成千上萬，無法估計。這種鈔票，市上毫無信用，第一天花了，第二天就來兌現。分行里平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經理主任們，為了做好兌現準備工作，一面以高額現貼調劃銀幣；一面勾結張宗昌的侍從人員，隨時探聽張宗昌揮霍的數目，以便做好應兌工作。從早到晚，行中人員都為兌硬幣而疲于奔命。

發行的鈔票和軍用票不僅隨心所欲，而且毫無信譽，在市場如同廢紙，還有許多兌換中的麻煩。后來張宗昌一伙人又變換手法，發行金庫券和善后公債，這樣也可一下子摟一筆巨款，至于什么時候還債，那就不去管它了。隨著形勢的發展，南方革命勢力日益向北延伸，山東境內也是民怨沸騰，張宗昌也預感到他在山東的統治怕是不會太久了，這樣，就更不計后果，任意妄為了。

當時的財政廳廳長杜尚，每年發行金庫券一次，約500萬元。自1925年至1927年共發了三次，計1500萬元；山東公債局總辦張肇銓發行的善后公債，達2000萬元。這些名為公債，對百姓來說，交了錢就別再想有朝一日還回來，都是肉飽子打狗，有去無回。

除此之外，張宗昌一伙還在中央稅收上打主意。在舊社會，印花稅也是一種國稅，稅票向例由財政部印發。1925年張宗昌督魯后，開始自制印花稅票。它的好處在于，一方面截留上繳中央的部分稅收；另一方面是無限制的制票，任意規定稅收范圍，不斷加大稅收數額。當時稅額每年不過40萬元，實際收入還不到此數。為了增進稅收，規定了貼印花的詳細辦法，如戲票、電影票、藥方等，凡是可以代表收據的，都需貼印花，貼印花就收稅。同時規定每年春秋兩季，由印花稅處選派檢查委員分赴各縣，檢查各商店企業的帳簿、折據是否按規定貼花。不合法的按照部章規定繳納罰金。各委員是臨時性質的，僅支付旅費，沒有薪金。

這又出了問題，沒有薪金就得從中摟、從地方榨。他們依靠罰金提獎作為補助。頭一次，每人檢查十幾縣，除了罰金提成加上縣里送給的川資，每縣一個人得到數百元。以后再派委員，就按照縣的大小搭配好了，借此可以多派些人，也就是多給親友們安排些臨時摟錢的機會。

自從實行新稅和實行檢查之后，稅額收入提高到每年100余萬元。

由于規定解款時搭解三成軍用票，收稅款時經常使軍用票不足三成，而現洋超過七成，不足軍用票到黑市上購買，僅值1角錢，這樣，經手人又可從中撈到不少現洋。如省銀行的經理蔣邦彥存入日本正金銀行的5000萬元現洋、教育廳長王壽彭存入日本銀行約10萬元現洋，主要是靠此途徑得來的。

以上這樣無盡的搜刮，張宗昌仍不滿足，又自己單獨向金融機構借款。

1930年山東省財政廳清賬，對張宗昌借款一項分四條述之：

1.以財政廳名義借款：中國銀行本息563300余元，交通銀行本息377 000余元。

2.以財政廳名義擔保省銀行借款：欠中國銀行283000余元，欠交通銀行283 000余元。

3.張宗昌勒借中國銀行，是財政廳借款合同，欠本息690000余元，欠交通銀行是督辦公署張宗昌收據，本息246000余元。

4.濟寧借款：本息合計中國銀行42 300余元。

這些借款，張宗昌本未打算歸還，及他敗退山東后，更成了呆賬、死賬。

張宗昌督魯三年，實為禍國殃民。人們說他在山東這幾年，使山東的天升高了三尺。這有兩層意思，其一是說他特別能搜刮，將地皮刮去三尺，這樣，天也自然升高了三尺；其二是說，張宗昌在山東無法無天，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了他，隨心所欲，胡作非為。

張宗昌上任山東督辦后，多次向人們宣稱，他是本著魯人治魯之精神回到山東的，目的在為山東父老鄉親造福，日后做得怎樣，大家自有評判。可是，他給山東帶來的不是福，而是無盡的災難。在他統治山東期間，山東人民生活貧困，再次掀起了闖關東的潮流。據當時報紙記載，山東總計一百零八縣，到張宗昌敗退山東前夕，就有四十八縣無人煙。

人們對這位衣錦還鄉的督辦怨聲載道，當時全省關于張宗昌的民謠家喻戶曉，老少皆知。

“學會掖縣話，能把皮帶掛（當時軍隊中的軍官都掛皮帶）”。

“張宗昌，坐山東，山東百姓受了坑；不怕雨來不怕風，怕的是兵來一掃清！”

“張督辦，坐濟南，也要銀子也要錢；雞納稅來狗納捐，誰要不服就把眼剜！”

“也有蔥，也有蒜，鍋里煮的張督辦！”

“也有蒜，也有姜，鍋里煮的張宗昌！”

“弓長二小戴著帽，不到兩日就缺吊！”

“戴帽的二小張，不到兩日遭弓殃！”

（將“張宗昌”三字拆開，張為“弓長”，宗為“二小”戴帽，昌為“兩日”。“兩日”意為日無多也。“缺吊”系魯南方言，意“掉差”也）。

從這些民謠中看出，山東各地人民對他是恨透了。這些民謠，也就是對張宗昌治魯三年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