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自古以來就是人們不斷思索、感悟的人生課題。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當人們直面死亡之際，不由得百感交集，訴諸筆端，遂逐漸演變形成悼亡文學。

其主題原是指悼念去世的妻子，后來逐漸發展為追思故人，對象的范圍得到了擴展。

女性悼亡文學濫觴于?唐風·葛生?，漢代?杞梁妻嘆?也真摯感人，其內容都是抒寫失去丈夫之后的哀痛。

魏晉南北朝時期，女性悼亡文學有了新的發展，反映出女性意識覺醒、女性話語權提升的時代特點。

具體作品有：曹魏丁廙妻的悼亡賦?寡婦賦?，梁代衛敬瑜之妻王氏的悼亡詩?連理詩??孤雁詩?，劉令嫻的祭文?祭夫徐敬業文?。

這些作品盡管數量不多，但涉及詩、賦、文三體，體現出女性文學思想的新變，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文學自覺”的歷史進程，值得探討。

因此，本文以魏晉南北朝女性悼亡作品為窗口，借以討論此時期女性文學思想的新變。

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間，戰亂頻繁，社會動蕩，在思想層面出現了可以喘息的留白，壓迫既小，新見易張。

相較于禮教森嚴的兩漢時期，女性作家擁有了較多的自由創作空間，其悼亡作品充斥著濃烈的情感，顯現出不同以往的新思考。

縱觀中國古代婦女生活史，不難發現，貞節觀相伴始終，從一而終成為衡量一個女子德行的關鍵甚至唯一標準。

在長期的熏染下，女性自身也在不自覺中接受了恪守婦德的道德規訓。

在思想高壓得到緩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貞節觀發生了令人欣喜的改變，甚至從根源處消解了壓迫思想的存在依據。

儒家婦女觀都是圍繞男尊女卑展開，它剝奪了女性的自由和權利，規定了女性卑下服從的地位，女性只能操持家務、教育子女，并忠誠于婚姻、保守貞操。

從女性作家的悼亡作品來看，大抵都表達了從一而終、守寡終生的意愿。

可是當我們仔細揣摩其中的情感細節，不難發現，這種剛烈的表態更多的是對于傳統貞節觀的屈服，并非出自女性內心的真實意愿。

如魯女伯姬傅母所作?伯姬引?：

這是一首女性悼亡詩，伯姬為宋共公夫人，宋共公死后，宮里失火，伯姬為了守住女德，寧愿燒死，也不出宮躲避，遂被焚而亡。

伯姬傅母于心不忍，發憤引嘆，其末尾的質問擲地有聲：“歍欽何辜遇斯殃!”鋒芒直指封建禮法。

傅母并未頌揚貞節觀，而更多的是表達深深的同情、無奈甚至悲憤。

魏晉六朝時期，女性悼亡詩的內涵已大有變化。茲以衛敬瑜之妻王氏的兩首悼夫詩為例，分析如下：

這兩首詩均可視為貞女悼夫詩，若僅從詩歌內容來看，二者都馴服于傳統思想之下，可是結合史書記載來看，這兩首詩的內涵頗具深意。

考其本事，?南史·孝義傳?載：“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誓乃止……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系腳為誌。后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p>

王氏為了不改嫁，甚至“截耳”為誓，在當時看來堪稱為貞節烈女的楷模。

但觀其詩作，不難發現，這兩首悼亡詩的創作動機是表達對亡夫的思念，其情感根源在于對愛情的忠貞，并非囿于禮教貞節觀的被迫之舉。

從?連理詩?可以感知，在作者心中，墓前親手所植兩柏深扎地下之根也已結成連理，兩株柏樹化為一株，故作者直言“墓前一株柏”，接著又嘆“根連復并枝”，特意強調了樹根相互連理，用意鮮明。

在這位精誠于愛情的女性心中，自己與丈夫的精神生命早已結為一體，無異于一個人，兩株柏連理結為一株柏，便是天地間應有之事，所以連理“一株柏”，實際便成了夫婦一體的天然象征。

?孤雁詩?中的“猶”字，特指孤雁今昔始終如一之情，辭情嫻婉，而命意至深，借此表露誓不再嫁、始終不渝之情。

“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故人”二字，指孤燕之亡偶，將燕子擬人化。

孤燕只因為難以忘懷與“故人”的深厚恩愛之情，便不忍再與“新人”結伴雙飛。

此二句一語雙關，寫孤燕，亦寫自己，寧可忍耐孤獨寂寞，也不愿再嫁。

通過這兩首悼亡詩我們可以發現，魏晉時期女性文學思想中的貞節觀發生了明顯變化。

過去的女性忠于禮教，而魏晉六朝時期的女性受“重情風尚”的影響，開始萌發自然的情愛意識。

這是女性發生在思想認知與情感觀念上的重大變化，雖然王氏的做法從表面看依然符合傳統的貞節觀，實則，其終生守寡的選擇基于篤厚的夫妻之情，是王氏忠誠于自己內心的主動選擇，這絕不等同于過去迫于三貞九烈思想觀念的被動接受。

同樣，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儒家婦女觀不僅強調貞節，還強調男尊女卑的順服。

以婚姻選擇來看，女性絲毫沒有自主權，甚至在成為寡婦之后也沒有權力決定自己的余生。

過去女性只能聽任安排，毫無自主的生存困境，?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與劉蘭芝的悲劇便是明證。

由此觀之，王氏的選擇與堅持是多么不易，她同時沖破了兩重巨大的束縛，一是從內部對傳統貞節觀發起了挑戰，忠于愛情的思想內核直接從根基處消解了傳統婦女觀存在的根據。

二是以剛烈的表態反抗了女子必須馴服的卑微地位，她忠于內心，沒有迫于外力改嫁。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興起的思想基礎在于“自然思想啟迪人們反思自身，認識到作為人的存在本質是人的主觀意識與感情活動”。

相較而言，兩漢時期正統觀念對個人感情存在與審美體驗傾向漠視與回避，而這一風氣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了扭轉，個體生命意識與審美需求的價值得到了空前的肯定。

在這一背景之下，婦人之愛好風尚“頗與其時風氣相協”，那么女性文學群體的主張與創作也得到了更廣泛的發展空間與肯定，生發出獨具一格的魅力。

以悼亡文學為線索，我們可以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女性作家的文學思想悄然改變，進而影響到女性創作實踐。

最為根本的一點就在于女性作家自我意識的覺醒，這種思想層面的自覺傾向給女性文學的發展吹來了新風：創作主體的主人翁意識，擺脫思想附庸的嘗試與挑戰；

通過作品對自我生命體驗的書寫與個人情感的表達，脫離宏大敘事，回歸個人化文學的創作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