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鄭陳金榮年滿18歲，家住北平內一區東觀音寺前椅子胡同10號，在一家成衣行做工。她的丈夫鄭振有年長她４歲，是前門外南孝順胡同振大西服莊的裁縫。夫婦二人關系融洽，但是因為與婆家同住一院，難免有些婆媳矛盾，鄭陳金榮尤其與大姑子關系不睦。在后來的證詞中，她說大姑子“今年26歲，已經出聘了，每天家去竟跟我婆婆說壞話，說我不好，所以我們家里都不和睦”。更加令鄭陳金榮失望的是，鄭振有不敢得罪自家人，遇事總是袒護母親與姐姐，鄭陳金榮覺得“他們一家子，還有出門子的姐姐盡給我氣受；沒打過我，時常罵我”。日復一日，婆媳矛盾與姑嫂矛盾不斷升級。1944年11月17日，鄭陳金榮再次與婆婆大吵一架，“婆母以面茶碗砍其兒媳”，幸虧旁人及時勸阻，將二人拉開。當日全家無話，次日鄭陳金榮離家出走。

在此之前，鄭陳金榮常常去附近“一油鹽店購物”，于是結識了傭工維英敏，兩人有說有笑，關系越來越近。那天鄭陳金榮與婆婆吵架之后，隨即找維英敏商量辦法。根據后來維英敏的證詞所言，鄭陳金榮“于下午七時余至家找英敏，謂其丈夫請英敏看電影。英敏之母謂其子不在家剛出去，且因該日時值‘汪故主席’逝世，停止娛樂之時，頗生疑惑，然亦未深究”。維英敏當日“六時下班回家，飯后七時被同事牛至樓約去，拜看鄭鳳林，并替家中沽酒，去時將酒瓶放在永順公”，確實不在家中。當晚十一時左右，維英敏回到家中，遇到了在門口等待的鄭陳金榮。二人都沒有回家，“兩人出前門，又回來在天安門馬路上蹲了一夜”。當夜，鄭陳金榮對維英敏說她不愿回家，要他幫忙離開北平。按照鄭陳金榮的計劃，她準備起身前往天津找她的姑媽，但是當二人乘車來到天津之后，鄭陳金榮找尋姑媽未果。在接下來的幾天里，鄭陳金榮和維英敏再次搭乘火車，出入于車站、旅店，在大街上到處閑逛。二人最后在距北平８０公里的落垡站下車，來到附近的青云鎮，入住一家客棧。不料當夜正值保安隊巡查，警察發現二人可疑，遂將他們拘留。

鄭陳金榮的經歷表明，一旦婦女決定離家出走，她們的冒險經常跌宕起伏。離家出走也經常導致婦女建立新的婚姻關系，以及穿行于不同的社區、地區、城鎮或鄉村，以期逃離原來的生活空間。有若干因素有助于婦女將離家出走的想法付諸實踐：想要逃離令人不快的家庭處境或極度貧困的生活的意愿；不斷擴大的交通運輸系統和改進的旅店設施等有助于安排出行；此外，社會環境發生了改變，允許婦女在公共空間拋頭露面。鄭陳金榮一案中，警察調查和法庭訊問為我們提供一個窗口，來分析從清代法律觀念到新的民國法典如何重新考察婦女在公眾面前扮演的角色和遵從的規則。清代的性別規范認為，婦女一旦離開家庭內闈與陌生男性接觸，就會被引誘做出不檢點甚至淫蕩的行為，破壞了基于“內外有別”的性別道德秩序。 ２０世紀早期的改革運動否定了這種性別空間的劃分原則，改革言論贊揚婦女在家庭領域之外的潛力，并敦促她們為家庭和國家經濟做出積極的貢獻，鼓勵婦女進入公共領域追求教育和職業的機會。除了重塑性別規范的社會改革運動，長達十年的法律改革還承認了女性的自主權和主動性，并放松了公共場所內兩性社會交往的限制。

雖然２０世紀早期的婦女解放運動大大打破了清代禁止婦女進入公共生活的觀念障礙，并且承認婦女可以正當進入和使用各種城市空間，但依然擔憂婦女的不當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對城市社會和道德秩序構成的威脅。在鄭陳金榮一案中，離家出走、婚外關系和性接觸都是其冒險（或不幸）經歷的重要節點。城市管理者、社會改革者、立法者和研究者擔心，這些成問題的和混亂不堪的行為將危及社會道德和家庭的完整性。戰爭和北平的經濟危機使情況更加復雜，婦女從事的犯罪活動破壞了城市的安全秩序。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市政府努力建立起一個復雜的控制系統，來打擊犯罪和監控人民的遷移和活動。這一系統中標志性的項目包括第三章討論的以社區為基礎的保甲制度，以及本章討論的中心———戶口和身份證。這種新的多層控制系統使有關部門能夠捕獲嫌疑人、發現誘拐策略、確定販運路線、找到罪犯的藏身之處，并及時實施抓捕。正是通過龐大的安全機構和措施，以及在飽受戰爭蹂躪的城市中維護法律和秩序的野心，戰時的國家得以在居民面前展現它的全部力量。

史謙德認為，在北平，“警察隊伍就是大街小巷和大雜院的政府”。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警察在當地社區有著深厚根基，且他們在管理一個復雜城市社會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是城市治理寶貴和不可缺少的財富。但警察于當地居民的形象并非一成不變。２０世紀早期是警察機構的形成時期，警察在居民眼中保持著一種家長式的形象。他們建立自己的聲譽“并非由于他們有能力把形跡可疑和尋釁滋事者關入日益擴大的監獄系統”。 相反，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威提出：警察是通過“令人信服地行使其代表社會秩序和公民平安的權威”，贏得了當地居民的尊重。 雖然警察有足夠的機會和理由去干涉居民的私人生活，“北平的警察并不是被設計用來監督家務事的”， 史謙德認為，警察的角色是社會調解人而不是仲裁者。

在戰時的北平，警察通過記錄生老病死等重大事件、打擊犯罪和維護社會秩序來繼續履行他們的管理職責。此外，在城市環境中，當宗族權威缺失，社團（如工會和婦女組織）衰落時，警察常常作為官方的聲音，幫助居民解決家庭糾紛，其功能與鄰居一樣重要。除了履行管理職責以外，警察還承擔著一系列不受普通市民歡迎的任務，如糧食配給、查戶口、抓壯丁等。通過執行這些任務，警察隊伍也體現了國家令人生畏的力量，從而使自己成為社會不滿情緒的一個來源，以及之后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主要目標。盡管形象受到了損害，但戰時北平的警務工作留下了影響深遠的遺產，那就是日益擴大的警察官僚機構和侵入性的行政政策，最終在這些政策的基礎上，國家的權力得以建立并擴張。

讓我們把目光再次轉回婦女離家出走的話題，她們的經歷和其他形式的城市犯罪，在現代監控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但并不明顯的作用。婦女的流動性和遷移，挑戰了道德傳統的行為。她們通過合法和非法交易賺錢的方式，或者僅僅是她們搬家或定居的生活選擇等，都促使國家制定出與之相應的管理策略。國家的這種反應深刻地改變了普通城市居民理解國家監管體制，也改變了他們與國家之間互動的方式。

旅行的性別意義

“旅行也僅僅是男人的事情。”卜正民在明代商旅研究中指出。 男性統治著道路，除了朝圣、節慶、省親、廟會等少數場合外，婦女是“沒有外出游歷的自由的”。明清時期對性別的規范將“外”與“內”嚴格區分。“外”被認為是外面的公共世界，“內”是家庭內部空間。前者被視為男性的領域，男性可以外出參加科舉考試，建功立業，契闊談宴，以及通過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獲取商業利潤等。相比之下，“內”則被強加了一種空間界限，也被賦予了一種文化意義，期望婦女過著一種私人的、安靜的、貞潔的和高尚的生活，扮演她們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履行家庭責任。因此，如果婦女出現在公眾場合，“在男性眼中就變得很成問題和令人惱火”。 男性精英警告稱，婦女一旦離開家庭環境，接觸到陌生男 性，就會很容易受到誘惑，做出錯誤和不檢點的行為，這樣的行為會破壞 婦德，危及家族榮譽，并在更大的范圍內擾亂道德秩序。近年來的研究指出，空間上的隔離更多反映的是“一種修辭上的區別”，而不是“實際的做法”；而“內”與“外”的二元對立在日常生活中并沒有牢固確立，而是靈活的、可滲透的和相對的。 盡管存在這樣的靈活性，但“內外有別”仍然是一種理想和文化規范，對女性在公共空間的出現制造了敵意。歷史學家程為坤認為，北平是“儒家正統學說的堡壘”，也是“政府嚴控婦女在城市公共空間角色的典范”。

盡管如此，在鄭陳金榮離家出走的時候，自清末以來的改革運動已經極大改變了婦女生活與城市兩性交往的秩序。更大的社會改革激發了自由主義理想，使婦女融入公共生活，并幫助她們克服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從屬地位。因此，諸如學校、娛樂設施和社會團體等公共場所向婦女開放，并鼓勵婦女參與政治和文化活動。政治和商業領袖們也試圖利用婦女生產勞動這一看似巨大的資源，敦促婦女在家庭以外的領域工作和消費，借此希望婦女能夠為振興蕭條的城市經濟做出積極貢獻。

當然，自由主義運動并沒有完全消除保守的社會觀點。婦女對于公共空間的意義和功能的要求，以及她們提出要求的方式，仍然會遭到批評和抵制。當地報紙和期刊發表社論和評論，表達對“婦女行為不端”的關切，這些關切有些是基于婦女在公共場所的言行舉止，有些只是猜測臆斷。 典型的“不端”行為包括婦女觀看放蕩的表演，在娛樂場所與男性打情罵俏，以及在街頭吵嘴打架等。盡管在文化上存在著爭論，但女性的公共可見性在不斷地提高，用保羅·貝利的話說，構成了“那個時期最顯著的社會和文化變化之一”。

與清代不同，民國初期的城市管理者接受了婦女在公共場合的存在，但態度依然謹慎且有所保留，并且從未放棄對男女交往設定一些限制。民國的官員們仍然遵從了一些傳統觀念，認為政府應該扮演家長式的角色，保護女性免于遭受身體上的危險、男性欲望和不道德影響。為此，他們打算在公共領域內創造出一個家庭式環境，或者換句話說，使公共空間家庭化。例如，不再禁止婦女出入戲園影院，但入場是有條件的，要求男女分坐在不同的區域觀看演出，警察則坐在劇場前排靠近舞臺的指定座位，以起到彈壓的作用。 這樣一個家庭化的公共領域是一個有秩序、安全、隔離的區域，婦女可以參與公共活動，同時免于與男性有身 體的接觸。政府重新配置的公共空間不再是一個專屬于男性的世界，而是明確劃定了一個女性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以前在家庭環境中定義的女性行為準則仍然有效。

無論是明清時期有關男女有別的文化建構，還是民國早期的公共空間內男女社交隔離的管理實踐，都是以婦女的脆弱性和被動性為前提的。換言之，女性被認為沒有能力進行“自覺、自主的行動”，因此沒有能力主動建立發展兩性關系，如果婦女道德淪喪，那也是男性的惡習和引誘所致。 因此，限制兩性之間的身體接觸是保護婦女的關鍵方法，法律和規范就是以此為基礎。然而，２０ 世紀 ３０年代在國民政府主導下的法律改革，特別是１９３５年新刑法頒布，從根本上質疑了婦女在兩性關系中處于被動地位的假設，引入了新的概念，也促成了管理公共秩序的新規定。接下來的這起誘拐案件為這種變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１９４５ 年７月，北平籠罩在一片不安的氣氛中，歷時８年的日偽統治即將崩潰，物價飛漲，食糧短缺，普通市民的生活又面臨著新一輪的威脅。不過，對于４４歲的家庭婦女楊王氏而言，這些麻煩倒在其次。她的丈夫楊蘭秀是一名律師，生活還能維持，真正讓她頭疼的是她１８歲的女兒楊占英及其相好——２２歲的張克賢。楊王氏不同意女兒交這個男友，為了斷絕兩人的來往，楊王氏干脆將女兒送到親戚家居住。不料女兒竟然離家出走，多日不見音信。７月７日這天，楊王氏接到親戚打來的電話，說發現了楊占英的行蹤，她正在張克賢姐夫宋立本家中。楊王氏聞訊趕到宋家，闖進大門，一頭撞見神色慌張的張克賢和滿臉驚恐的楊占英。楊王氏在爭吵中得知女兒已經在此潛藏多日，想到這期間可能發生的一切，憤怒和羞愧讓她“心如刀刺”，她情急之下喊來警察，將張克賢等一并拘捕。十天之后，楊王氏向法院提交訴狀，控告張克賢誘拐其女。

在她的證詞中，楊王氏指控張克賢“對于鄰女時常用引誘手段，被其欺騙者頗不乏人”。他的“淫蕩成性”和“土匪之行為”威脅了她的家庭穩定，“對社會有害”。楊王氏在譴責張克賢放蕩虛偽的同時，稱贊自己女兒的純潔、道德和孝順。她聲稱，她的家庭“向重禮教二字，對于子女平日管教甚嚴，凡屬鄰居無不聞知”。在這樣一個傳統的家庭里長大，楊王氏說她的女兒是一個聽話孝順的女孩。為了進一步證明女兒的品行端正，楊王氏舉了一個例子：“張克賢騎車向我女調戲，我女不依，由郭姓姑娘說合了結。”在提到與張克賢發生性關系時，楊王氏強調，她的女兒 “一時糊涂”，屈服于張克賢的欺騙和威脅。用她自己的話說，“況民家教甚嚴，決不敢輕易允從……足證系受被告之欺騙脅迫，而始受其誘拐也”。楊王氏請求法官嚴懲張克賢，“以挽頹風”。和楊王氏一樣，２０ 世 紀 ４０ 年代在北平地方法院，許多人會在證詞中援引孝道和貞節等傳統道德規范，來捍衛婦女的清白；他們還重申了許多傳統說法，將女性道德淪喪歸咎于男性的欲望。

相比之下，包括楊占英在內的大量離家出走的婦女，公開挑戰“婦女是受害者”的傳統觀念，將她們的活動描述為追求社會和性自主的自愿選擇。她們的叛逆證詞和法院的回應等，揭示了通過改變立法和行政手段來應對關于婦女主動性的新認識。在楊占英一案中，警察抓捕克賢時，將楊占英一并帶到當地派出所進行訊問。當警方問及二人關系時，楊占英說：

我時常去鄰居郭淑貞家中串門，因張克賢在郭淑貞院內居住，我與張克賢因之認識。后來我二人因說話感情很好；我愿嫁他為妻。我向姑母胡姓說知（嫁張克賢），令姑母向我父母提說，我父母不允。后來我二人即在東方飯店奸宿，以后又到他處續奸，現已懷有二月身孕。本年舊歷五月初一日，我到崇文門內大街我表伯父陳姓家內居住，至七月二日我又到張克賢之姐夫宋立本家內居住。昨天我父親之友人王姓將我找回，我住于王姓家內。今天王姓將送回我家，我聽我父親說他找人非打張克賢不可，是我懼怕，又走出到宋立本說知前情，求他想主意，適我父母又到宋立本家內向我及張克賢毆打，到案。

楊占英的證詞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版本，講述她與男友的關系，幾乎推翻了楊王氏所有的指控。她說自己愛上了張克賢，并自愿與他發生性關系。她沒有被誘拐或引誘，離家出走是因為父母反對她與男友的關系。像楊占英一樣，許多離家出走的婦女在司法官員面前，使用很直白的語言描述有關求愛、性和私奔的行為，這恐怕令她們的家人羞愧難當。但是，２０世紀４０年代，離家出走的婦女在法庭上講述私人性愛的方式，既不同于傳統法律文獻中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挑戰了父母關于女性受害和男性欲望的主張。

如何裁決婦女的性行為，揭示了從清代到民國刑事調查中法律對婦女的不同處理。如果楊占英生活在清朝，她將面臨嚴厲的起訴。婦女如何回應男性的追求，受到法律的嚴格審查。《大清律例》規定，如果一名婦女是“被賣者”，那么會“不坐”，并“給親完聚”。 但如果該婦女出于自愿，即所謂“和誘”，將會被追究刑事責任，減等處罰。為了解釋在清代法律框架下婦女所面臨的法律保護和刑事責任，黃宗智引入了清代視婦女為“消極的抉擇實體”的立法解釋。男性被認為是“積極的自主體”，而婦女則通過同意或抵制男性的追求來維持她的主動權。換句話說，就如黃宗智所言，“法律認為，他是主導者，她是追隨者。當然，她也有一定的選擇余地，但僅限于我們所說的‘被動代理’：她可以抗拒也可以屈服”。 這些對誘拐定義的法定限制使婦女處于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一名婦女接受誘拐者而放棄其受害者的身份，她將不得不面對被判為共犯的可怕后果，并將受到刑事懲罰。“法律保護了她們說不的‘權利’，”黃宗智解釋說，“但若她們沒有說不，就要承擔刑事責任。”

新刑法聲稱否定了清代的法律，它支持婦女作為能夠自覺自主行動的獨立行為人的新觀念，從而重新定義了婦女能否主動參與兩性關系。楊占英案的起訴書反映了新的立法原則。起訴書寫道：“有楊蘭秀之女楊占英者（未滿二十歲），時去其院鄰郭淑貞處玩耍。因與被告相識，日久感情漸密，相約為終身伴侶。于本年三月間，在東方飯店成奸，楊占英從而懷孕，商其父母不允與被告結婚。至七月間，二人同至宋立本家中隱匿，以冀各遂所愿。”由此可見，法院并不認為楊占英是一個被動的受害者；相反，正如最后一句話中著重強調的，在二人的關系中，楊占英是積極的參與者。立法者和法律以對女性自主性的認識取代了清代女性“被動代理”的觀念。這種權利不僅僅是女人對男人的追求說“是”或 “不是”的權利（畢竟，清朝的法律也賦予了女人這種權利）；根據新的刑法，她有充分的能力積極行使她的意愿。在楊占英的案例中，這種對婦女自主性的新概念轉化成了司法官員的觀點，即楊占英是有意識地決定與一個男人建立關系。

在對婦女自主性的新認識下，性別隔離變得不再有必要了，因為婦女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從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末到 ３０ 年代初，政府相繼取消公共場所不允許男女雜處的禁令。例如，劇院允許男女在觀看演出時坐在一起。正如前文所言，茶館和餐館不僅接納了女性顧客，還雇用女招待為男性顧客服務。從那時起，政府管理不再試圖把婦女限制在家庭住所或家庭式公共空間之內。現在，法律和法規使婦女在北平的公共場合存在合法化。

摘自馬釗著、孔祥文譯《棄夫潛逃》（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版）第六章第一小節（282—292頁），注釋從略。感謝出版社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