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的真假爭議，還在繼續。

6月12日，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官方公眾號“古文字微刊”上刊登了《新知｜劉釗：我對昆侖刻石的看法》一文。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還在文中列出了昆侖石刻與秦漢文字文字形體比較表。他表示：“我雖然不敢貿然判定其一定為真，但是對很多人輕易斷言其一定為偽也不能茍同。”

劉釗分析，從文字看，他認為昆侖刻石的文字時代特征明顯，風格統一，有些細微之處亦表現得非常到位，恐怕連專業者都難以處理得如此圓滿。此外，石刻文字距目前的地面很近，若是現代人偽造，下邊的字就要躺著才能鑿刻，這顯然有悖常理。

據此前報道，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內容大意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于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到達此行的終點）。

石刻照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光明文化記憶

石刻所在崖面。來源：微信公眾號光明文化記憶

近期的爭議始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6月8日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一文。該文介紹，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這一黃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的唯一一處還現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時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意義十分重大。

仝濤認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于“昆侖”“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記錄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遣使向昆侖山尋覓仙藥的歷史事實，補全了文獻記載的缺失。

仝濤文章發布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辛德勇6月8日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文章《高度懷疑乃今人偽刻——石刻造假新高度》，其中直言：“銘文若如釋文所釋，敝人高度懷疑乃今人偽刻，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

侯光良與石刻合影。圖源，青海觀察客戶端

不過，此石刻并非近期發現。澎湃新聞此前獲悉，早在2020年7月，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侯光良便已在田野考察中發現這處石刻。2023年7月7日，青海日報“青海觀察”客戶端刊發《昆侖上下：探秘青海史前文化》一文時，便配發了侯光良與此石刻的合影。侯光良推測石刻刻字年代定為1280年。

附：《新知｜劉釗：我對昆侖刻石的看法》全文

這兩天關于昆侖刻石的報道頗為吸引眼球，對其真偽的辯論更是熱鬧異常。我雖然不敢貿然判定其一定為真，這緣于現在的文物造假早已今非昔比，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造假者不敢造的，但是對很多人輕易斷言其一定為偽也不能茍同。下邊說說我的看法。

拋開其他，先從文字看，我覺得昆侖刻石的文字時代特征明顯，風格統一，看不出什么破綻。如“皇”字上部從“白”，“大夫”合文符號位于人形右側手臂下，“方”字下部先向右轉再向左迴的形態，“翳”字所從“醫”字左旁豎筆出頭，“以”字從“人”的寫法，“己”字下部右曳，“年”字所從“禾”頭左斜穿透筆畫，“到”字所從“至”旁上部交叉處寫得很開，“此”字所從“匕”旁下延等，都具備秦至漢初文字的書寫特征，在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寫法。此謂時代特征明顯。所謂風格統一，是說全篇文字風格一致，有些細微之處亦表現得非常到位，譬如有些橫筆寫成彎曲的向上拱起狀，這在“皇”字所從“王”旁和“廿”“六”“三”等字上都有體現。設想如果是偽造，在沒有相同范本的情況下，要在眾多秦文字資料中湊齊這些字作為作偽的樣板，且能保證文字結體不誤，書寫風格統一，恐怕連專業者都難以處理得如此圓滿。

“古文字微刊”微信公號 圖

順便說一下，所謂“方士”的“士”已有網友指出可能是“支”字，有人讀為“技”。字不是“士”可以肯定，但這里的“將”是率領的意思，之下按理應是人名或職官名，“方技”做為職官名似未見記載，不過醫藥本就是“方技”的重要內容，所以當時有名為“方技”的管理醫藥的職官也未可知。宗帥先生在與筆者微信談到這個問題時，懷疑所謂“士”字也有可能是“策”字，“方策”即簡冊，如此“將”就是攜帶的意思，“方策”難道是記載方藥之書？此可聊備一說。

其次從文本看，文字簡潔，語法規范，“皇帝+使+人名”“五大夫+臣+人名”“將+人名（或職官名、書名）”“采藥+地名”“以+年月”“車到此”等簡潔準確的表述，與傳世秦漢文獻中類似的文句對比，毫無違和感。這樣的古漢語表達，顯然也不是現代一般的作偽者所能具備的。有人可能會覺得如此簡單的文句，并不難造，這就大錯特錯了。其實這種質直簡略，但表達準確的文字，更為難擬。

再從五大夫之名來看，名“翳”正能體現秦漢的起名習慣。秦人喜用“殹”字，從“殹”聲的“翳”字似也不例外。《國語·鄭語》說：“嬴，伯翳之后也。”秦將有名“翳”者，《漢書·韓信傳》：“且三秦王為秦將”，顏師古注：“章邯、司馬欣、董翳。”可知“伯翳（又作益）”本秦之先祖，名“翳”可能是仰慕先祖而名，這與秦印有名“非子”者，“非子”也是秦的先祖一樣。“董翳”之名起名之由似也應如此。《漢印文字征》收有“中翳”和“程翳”兩印，可能即漢人延續了秦人命名之習慣。若刻石為偽造，作假之人怎么會想到用這樣一個難字來為虛擬的人命名？能想到“翳”與秦漢起名習慣這一點，真是太有難度了。

“昆侖”寫作“昆陯”，見于里耶秦簡，謂“瑯邪獻昆陯五杏藥”。無論里耶秦簡和昆侖刻石的兩處“昆陯”是一地還是兩地，其詞源相同是沒問題的。這說明“昆侖”可寫作“昆陯”是秦時的用字習慣。里耶秦簡的“昆侖”作“昆陯”是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且只此一例，居然就被造假者發現并巧妙地用于昆侖刻石？作偽者能具有這樣的學術素養？也太令人詫異啦。據網上的一種說法，昆侖刻石早在二十年前就被發現了，后被證實是2020年的誤傳。就算是2020年，距里耶秦簡“瑯邪獻昆陯五杏藥”這條材料的發表的時間（2017）也只差三年，難道刻石是2017年后才偽造的？

昆侖刻石銘文的上部是因石材的形狀確定的，可以稱為“因形布字”，故行款每行2字到4字不等，這種行款很少見。從照片看，文字似乎也不在一個平面。以上兩點都符合就地取材，自然隨意，不求標準的當時情境。反推若是作偽，大概反倒不會如此隨意草率。

另一個問題是石刻文字距目前的地面很近，若是現代人偽造，下邊的字就要躺著才能鑿刻，這顯然有悖常理。反倒是因兩千多年來巖石的崩裂和地層的堆積，才使得地面上升到目前的位置，所以董珊先生建議要在石刻地點進行考古發掘，看能否找尋到秦漢時期的地層。

關于歷日的問題，已有網友指出可能用的是顓頊歷或經改造過的顓頊歷，故與歷譜有不合。陳侃理先生曾指出秦至西漢太初間的歷法為難解之謎，出土資料與傳世記載亦多有不合之處，故有不符也很正常，需考慮多種因素。譬如董珊先生認為“廿”可能是“卅”，如此就是始皇“三十六年”，還認為“三十六”之“六”又改成了“七”，此說也值得考慮。

至于從昆侖刻石確定昆侖地點一事，我覺得為時尚早。刻石的性質應與今日“到此一游”的刻劃相近，或是表明此地重要，乃行程中休憩之地，類似驛站；或是為重來或后來者提供的標識；或是因此地位置高敞，風景佳麗，值得駐足并刻石留念。至于銘文中的“一百五十里”，有人認為應為“二百五十里”（若是一百五十里，一般會說成“百五十里”），并未表明是終點，也未表明是昆侖山，也可能指的是下一個休息地等。

我們再從作偽者的角度考慮。一般個人作偽，唯一目的就是牟利，也有的是炫技及惡作劇。在4千多米、人跡罕到的高原上造假，又“深藏功與名”，圖啥呢？按常理推測，考古工作者一般不會，因為這會毀掉一生，付出和收獲嚴重不匹配。有人揣測或是公家集體造假，可公家集體造假，定是當地人為了地方出名或招攬游客，這事可就大了，在當今的治理環境下幾無可能，且當地似乎也沒有具備以上提到的幾點專業素養的人。

去昆侖山采藥，觀念來自昆侖山上有不死樹和不死藥的傳說。西王母即住在昆侖山，所以所謂采藥，其實就是向西王母求藥。《淮南子·覽冥》載“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的故事，《山海經》郭璞圖贊說：“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山海經·海外西經》說：“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郭璞注：“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藥，從西王母至此”，說的都是這個故事母題。這種傳說和觀念應該來源很早，所以昆侖刻石記載秦始皇派人去昆侖山采藥，具有切實的歷史背景，絕非編造。

秦始皇篤信方士，希冀自己能長生不老，這在典籍中有很多記載，但是由秦始皇盼望長生，到昆侖刻石的秦始皇派人去昆侖山采藥，這之間的聯系并不直接，甚至還頗為隱晦，傳世典籍也沒相同或相近的記載，這得具備什么樣學識的人才能編造出這樣的故事和文句呢？除非另有一個真跡，而這個刻石是按真跡仿造的。再加上文字形體結構和風格沒有破綻，文句古雅質樸，“翳”字為名的時代風尚和“陯”的用字習慣，諸般湊到一起，假設讓我來作偽，我想我是一定造不出的。無論如何，即使僅從文字和文獻角度看，我也總算是半個專家吧？如果此刻石真是作偽，我倒愿意拜作偽者為師。

最后一點，胡文輝先生說“采藥”一語不見于西漢以前典籍，這沒錯，“采藥”一語從東漢開始才逐漸增多，但是既然《史記》中有“采芝藥”，不管“芝”是限定“藥”的，還是與“藥”并列，都說明當時的語言環境中是可以有“采藥”之說的，只是因文獻太少，恰巧不見而已。另外說“采藥”與“采金”“采銅”等不同，“采金”“采銅”都是指采自然物，“采藥”的“藥”卻是人造物，這似乎過于絕對。古人的所謂藥，很多就是自然物。若說需人加工而成，那“金”和“銅”又何嘗不是呢？

還有人說按歷日算當時是冬天，環境極其惡劣，車也上不去。這是嚴重低估了皇帝命令之不可抗拒和當時人如唐僧西天取經般的決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