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這個名字在中共歷史上算得上是個繞不開的傳奇。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算是黨的元老級人物，可后來卻叛逃到了國民黨那邊。等到新中國成立，他又想回來，還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求個機會。毛主席回了句：“回來可以，但要對黨有個交代。”

從鄉下小子到革命先鋒

包惠僧1894年1月15日生在湖北黃岡一個普通的農民家里。那時候叫黃岡縣，現在是團風縣。他爹包存嘉是個秀才，后來不做官了，回家種地。家里窮，包惠僧六歲才開始念私塾，先跟著熊繼昌學，后來又換到邱介甫那兒。

1909年，他考進了黃州高等小學堂，開始知道孫中山那些革命想法，還聽說了黃岡同鄉熊十力和李四光的事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跑去武昌，靠著教育司長姚晉圻的幫忙，進了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17年畢業后，他在武昌一所小學當老師，但跟校長處不好，沒干多久就辭了。

辭職后，包惠僧干起了記者，混跡于《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這些報社，用“雷”“鳴”當筆名，寫文章揭社會黑幕，批時政，慢慢有了改造社會的念頭。

1919年，他跑到北京大學旁聽，趕上了五四運動，受新文化運動影響挺大。在北京，他認

識了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2月，陳獨秀來武漢演講，包惠僧作為記者采訪了他，被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打動，決定辭掉記者工作，投身革命。

1920年夏天，包惠僧在武漢碰上劉伯垂，劉帶來了陳獨秀的信，邀他一起搞武漢的共產黨組織。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跟董必武、陳潭秋這些人成立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還當了書記。他在武漢忙著組織工人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算是中共早期的一員干將。

中共一大：革命的起點

1921年7月，包惠僧代表武漢小組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因為陳獨秀在廣州走不開，就讓他代替陳獨秀參會。他跟陳公博一塊兒代表廣州小組上了南湖那條船，和毛澤東、張國燾這些人一起定了黨的綱領和方向。這次會議標志著中共正式成立，包惠僧是13個代表之一，算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會后，他被派去廣州動員陳獨秀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1921年9月，他陪陳獨秀回了上海，自己則繼續在武漢干活。他當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組織了好幾次工人罷工，比如漢口租界人力車夫罷工，干得有聲有色。

1922年，他調到北京，擔任中共北京區委委員兼秘書，參與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籌備。1923年，他又回武漢，當了中共武漢區委委員長，領導當地工人運動。

這段時間，他跟毛澤東關系挺鐵。1922年初，毛主席因為被湖南軍閥通緝，躲到武昌，包惠僧把他接到自己辦公室兼臥室一塊兒住。兩人天天聊中國革命的事，包惠僧挺佩服毛主席的才華和見識，倆人友誼也越來越深。

國共合作：兩邊跑的日子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決定跟國民黨合作，包惠僧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了國民黨。1924年，他以中共黨員身份干國民黨的工作，當過中央黨部黨員訓練班委員、廣東大學師范部教員、鐵甲車總隊政治教官。

1925年2月，他接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還兼任黨軍一師三團黨代表，參加了兩次東征。1926年北伐戰爭打響，他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二師黨代表，隨軍北上。10月，北伐軍拿下武漢，他去了武漢行營，跟鄧演達一塊兒籌備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在國共合作那幾年，包惠僧在國民黨里干得挺起勁，但一直沒忘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想推動兩黨一塊兒干大事。可蔣介石權力大了后，國共矛盾越來越深。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搞了反革命政變，抓殺共產主義者，合作徹底崩了。

叛逃國民黨：信仰動搖的轉折

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共被打得七零八落，好多黨員犧牲或被抓。包惠僧在武漢也待不下去了。當時他是國民革命軍獨立十四師黨代表，跟師長夏斗寅搭檔。可5月夏斗寅叛變，他被扣了，僥幸跑掉。寧漢合流后，周恩來讓他去南昌籌備南昌起義，可他病了，沒能去成，后來在高郵和上海待了一陣。

在上海，他眼看著中共處境艱難，好多同志沒了，信仰開始動搖。他跟李達、施存統、馬哲民這些人一塊兒退了黨。沒了職業革命家的身份，包惠僧日子不好過，經濟上也撐不住了。

1931年，他投奔了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當幕僚，后來升成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調他當軍事委員會秘書，還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5年，他干防空委員會的事，1936年當了內政部參事，1944年升戶政司司長，1947年戶政司變成人口局，他接著當局長。

在國民黨那邊，包惠僧混得還行，職位越爬越高。可他心里總忘不了早年的革命理想和老戰友。抗戰時，他在重慶跟周恩來碰過一回面。周恩來到內務部見部長張厲生，撞見他，本來挺熱情打招呼，可包惠僧怕被牽連，遠遠躲開了。這事讓他挺愧疚，后來也成了他想回來的一個原因。

建國后求回歸：懺悔與新生

1949年新中國成立，包惠僧在澳門聽到毛主席在天安門講話，心情復雜得很。他覺得自己當年選錯了路，決定寫信給毛主席和周恩來，想回大陸為新中國出力。信里滿是對過去的悔意和對未來的希往。

毛主席看了信，琢磨了一會兒，對周恩來說：“回來可以，但要對黨有個交代。”這話既有寬容，也有原則。周恩來回了電，歡迎他回來。1949年11月，包惠僧帶著全家從澳門到了北京。董必武請他吃飯，半開玩笑說：“你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的朋友了？”這話讓包惠僧挺不好意思，但也看出老戰友沒把他當外人。

12月25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請他吃飯。見面時，周恩來握著他的手說：“你跑哪兒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沒找到。”這話讓包惠僧感動得不行。周恩來還安慰他：“過去的事不全怪你一個。以后好好為人民干活，人民會原諒你的。”周恩來還建議他寫回憶錄，給黨留點資料。

回北京后，包惠僧經過審查和教育，1950年12月被安排在內務部當研究員和參事。1957年4月，他調到國務院當參事。在新崗位上，他挺認真，專心搞黨史研究和政策咨詢，寫了不少關于中共早期歷史和工人運動的文章和回憶錄。

他的《包惠僧回憶錄》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了，里頭詳細寫了中共一大的經過、早期工人運動的事，還有他自己的心路歷程。這些東西對研究中共黨史挺有價值。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去世，85歲。追悼會在八寶山開，墓碑上就寫“包惠僧”三個字，簡單樸實。2009年，他的骨灰遷回湖北老家埋了，算是落葉歸根。

包惠僧這輩子挺矛盾。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早期干了不少實事，可大革命失敗后叛逃國民黨，算是背叛了黨。后來新中國成立，他又回來，還盡力彌補過失，最后也得了黨和人民的諒解。

毛主席那句“給黨內同志一個交代”，既是寬容，也是紀律。包惠僧能回來，不光是他個人的救贖，也體現新中國對過去的寬大政策。他的經歷告訴我們，革命路上不好走，個人的選擇跟時代背景和際遇分不開。歷史挺復雜，人也多面，評他得全面看，不能一面倒。

他這輩子也反映了那時候革命者的心路。有的人堅持到底，有的人動搖過，有的人又回來。不管咋樣，它們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值得好好研究。

包惠僧的故事，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小切片。他的叛逃和回歸，不光是他個人的起伏，也是時代大潮的縮影。通過他的經歷，咱們能更明白那時候革命者的心路，也能看出歷史的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