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瓦窯堡會議是指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安定縣（今子長市）瓦窯堡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秦邦憲、鄧發、何克全、李維漢、張浩（林育英）、楊尚昆、王稼祥、彭德懷、郭洪濤、鄧穎超、吳亮平等十余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參加了會議。

這次會議，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規模的抗日民主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為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而召開的。會議分析了華北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2月25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

《決議》指出，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種形勢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該怎么辦的問題。因此，黨的策略任務就在于發動、團結和組織全中國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黨內主要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為了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決議》提出將“工農共和國”的口號改為“人民共和國”，并相應地改變了黨的若干政策。這次會議是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轉折時期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它科學地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基本經驗，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政治策略問題，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會議背景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占中國東北后，又制造了“華北事變”，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而國民黨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繼續實行不抵抗政策，先后與日軍簽訂了“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實際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了日本。中國共產黨積極領導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公開發表。這個宣言是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黨派各軍隊和各界同胞停止內戰，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議組成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在國防政府領導下的抗日聯軍。

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爆發了“一二九”運動，1萬多名學生舉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在此期間，長征中的中國工農紅軍于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陜北。11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派代表張浩（林育英）回到陜北，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抗日救亡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迫切要求對日本進攻以來的國內形勢作一次正確的分析，制定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和政策，糾正嚴重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

為此，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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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有：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劉少奇、秦邦憲（博古）、彭德懷、鄧發、凱豐（何克全）、李維漢、吳亮平、張浩（林育英）、楊尚昆、郭洪濤、鄧穎超等十余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內容

“九一八”事變后，1935年夏，日本帝國主義以吞并華北五省為直接目的，加緊侵略華北，中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這時，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1935年12月25日，黨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決議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會議關于政治形勢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圓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

《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并且提出“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為了適應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要求，決議規定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同時改變不適應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會議主要分析了華北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討論了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等問題，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那種認為不可能爭取民族資產階級與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左”傾關門主義的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12月25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分析了當時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指出：當前時局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并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當亡國奴，不愿充當漢奸的中國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圣的民族戰爭”。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

黨應該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決議指出，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黨也應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爭。對于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應采取這樣的策略。

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

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他的報告中，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分裂的。”總之，“把這個階級關系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因此，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要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

會后，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決議精神，于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